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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4月，南京城解放的第一天，一位身穿素色旗袍的中年妇女，来到35军军部门口，指名要见军政委何克希。哨兵们不知妇女的身份，只得跑去通报。 没过几分钟，军政委何克希就小跑着赶了过来，一边跑一边惊喜地呼喊着：“修良，修良同志！我们终于胜利了！我们又会师了！” “是呀，我们终于胜利了！”中年妇女也高兴地呼喊着。 两人不顾一切，跳起来拥抱在一起，一旁的警卫战士顿时傻了眼：我们的首长，怎么和一个“女老百姓”抱在了一起？ 时任第八兵团司令员陈士榘，站在一旁目睹了整个过程。何克希和中年妇女寒暄了一阵之后，向陈士榘作了介绍。当陈士榘得知中年妇女的身份后，紧握着她的手，敬佩地说道：
临危受命藏身“虎穴”
1946年3月，谭震林在淮安一处农舍里，向陈修良传达了中央的任命。当时陈修良对于南京的形势是有认识的，但突然被任命为市委书记，她的思想上毫无准备。作为分管南京工作的城工部部长，陈修良何尝不知道，南京早已经是虎穴之地。 自从1922年中央在南京建立党组织之后，已经连续八次遭到敌人毁灭性的破坏。日军侵占南京后，中共的地下组织早已不复存在。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在南京布满了明岗暗哨，地下党员稍不留神，就可能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失。  图丨解放初期的陈修良 看着陷入沉思的陈修良，谭震林关切地问了一句，有什么意见可以尽管提出来。没想到陈修良抬起头，平淡地回应道：“分局要求我什么时候动身？” “你不提提困难，就问什么时候动身？”谭震林惊讶地问道。 陈修良依旧如刚才那般，声音不高，却又坚定有力：“困难，当然很大，很多，提出来又有什么用呢？只能在去了以后努力克服，战胜它们吧。” “有你这句话，行呀！”谭震林满意地点了点头。 4月上旬，陈修良在南京地下市委委员朱启銮的陪同下，正式来到南京上任。刚开始她住在朱启銮家，对外宣称自己姓张，是朱启銮的姑妈。 陈修良上任第一件事，就是召开重组市委的第一次会议。在一名地下党员的家中，陈修良传达了华中分局对市委的工作指示，同时讨论地下市委应该如何在南京扎稳脚跟。 “只有隐蔽好自己，才能谈得上战斗。”这时一位有着丰富地下经验的同志发言，大家纷纷表示赞同，并看向了陈修良。陈修良明白，市委书记能否隐蔽好，是市委能否站稳的关键。 过去历届市委，都是由于书记被捕，而导致整个市委机关遭到破坏。陈修良要想安稳藏身，比其他人有着更大的困难。她在莫斯科留学时的同学，不少都在国民党特务机关任职，对地下党的工作方式非常熟悉。  图丨解放后陈修良与南京地下党情报系统负责人合影 想到这些，陈修良虽然感到困难重重，但还是平静地对大家说，隐蔽自己和展开斗争，她会掌握好其中的分寸，请同志们放心。 为了保护好自己，陈修良在朱启銮家住了一段时间后，决定另寻住处，以免发生意外，两人相互受到牵连。在和一名地下女党员住了数月之后，陈修良还是感觉不妥，她们都没有正式职业，很难应对敌人的核查。 因此陈修良又与地下党员柏炎夫妇组成了“新家”，柏炎夫妇有正当职业，还有一个7岁的孩子，非常适合隐蔽自己。在柏炎家的户口簿上，陈修良的身份是“姑妈”，登记内容注明为“家庭妇女，文盲”。 当时陈修良总是穿着又旧又破的衣服，在外很少与人交谈，和生人更是不来往。在外人面前，她表现得神情木讷，从不张望书籍报刊，俨然一副地位低下，与世无争的家庭妇女形象。 1947年10月，新四军派林征夫妇到南京进行地下工作，陈修良再次迁居，和他们组成了“家庭”，身份依旧是姑妈。这种关系维持了不到一年，由于一名地下党员被捕，陈修良不得不另觅居所。 最后陈修良迁居至华德电料行，并请其中的我党同志，将自己的股份转让给她，这样一来，陈修良摇身一变，成了电料行的经理、老板娘。  图丨陈修良与丈夫在上海留影 不过在外人眼中，这位人称“张太太”的老板娘，虽然衣着华贵，但言行举止，无不显示出没有文化素养，安分守己的妇人形象。她很少到柜台上，即使来了，也从不过问经营情况，对于账单报表一概不看，只和女店员拉家常。 店员们都知道，这位老板娘从不议论国事，最喜欢的就是打麻将，有事没事就找人在楼上搓牌，有时候还邀人到自己的住处通宵夜战。 三年多的时间，陈修良凭借自己的判断，先后迁居六次，一直安然无恙，在南京这座“虎穴”中站稳了脚跟。 “虎穴”策反谋情报隐蔽自己的事情做好了，下一步就是展开斗争。地下市委当时最重要的任务，就是获取敌人的情报，策反国民党人员起义。为此，市委还分设了情报、策反两个专门委员会。 有一次陈修良来到市委委员方休的家中，一见面方休就悄悄告诉陈修良，他一个妻弟是国民党军统特务，刚回到南京，提醒她说话小心一点。 出于职业习惯，陈修良顺口询问了一些特务的情况，当方休提出想搬出去住一段时间时，陈修良毫不犹豫地制止了他。贸然搬出去反而让人起疑，不妨先观察观察再说。  图丨陈修良（右） 几天之后陈修良再次来到方休家，一见面方休就迫不及待地说，妻弟出差去了，留下一个手提包，里面有一本军事密码。陈修良当即让他拿出来给她看看，正是党中央急需的国民党军事密码。 陈修良大喜地对方休说，她需要借用一下这份东西，让情报部门的同志抄一下。方休提醒她只能用半天，下午妻弟就要回来了。 陈修良立刻将密码本交给情报部门，连续抄了三个小时才抄完，赶在方休妻弟回来前“完璧归赵”。情报人员同时赶往上海，将密码本交给了党中央。 几个月之后，陈修良收到党中央发来的嘉奖令，高度评价这份密码对掌握国民党情况的重要作用。 一次偶然的机会，陈修良从旧的花名册上，看到了“汪维恒”的名字，联想到最近调任国民党军政部副署长汪维恒，陈修良不禁怀疑他们是同一个人。 经过组织核查后，确定他们的确是同一个人，而且汪维恒已经和我党失去联系12年。陈修良立刻派人和汪维恒接触，并将他重新争取回队伍。  图丨汪维恒旧照 在汪维恒的抽屉中，满是我军急需的绝密情报。他提供的第一份情报，就是国民党军师以上的部队情况综合表册。当这份材料放在毛主席和朱德面前时，两人不约而同地叫了一声“好”。 随后汪维恒还源源不断地将国民党军队的变动情况，通过地下党员发给延安。这些准确的情报和后来战场上的情况完全相同，就连顾祝同都大为不解：“延安掌握我军的番号人数，为何比我们还要翔实？” 拿到了国民党军政人员的花名册，陈修良开始挑选策反的对象。首先选定的目标，就是国民党南京空军轰炸大队飞行员。经过潜伏在空军中的地下党员劝说，五名飞行员决定驾机起义。 1948年12月16日晚，五名飞行员驾驶着当时最先进的轰炸机，在总统府上空投下了三颗炸弹，然后向石家庄飞去。 罗青长在石家庄机场慰问了五名起义人员，并告诉他们，三颗炸弹并没有炸中总统府，但还是把蒋介石等人吓得不轻，蒋介石气得当场下令，撤换了机场司令。  图丨驾机起义的国民党空军飞行员 随后中央军委对陈修良等人首次策反国民党空军起义成功表示祝贺，但陈修良并不满足，将下一个目标，选在了“重庆号”巡洋舰上。 作为国民党海军最先进的军舰，当时我党6个方面的地下组织，都盯上了“重庆号”。辽东战役结束后，舰上蒋树德、王继挺等人，私下商议投向人民一边，并暗中找人开始与共产党接触。 陈修良敏锐地发现了这条线索，并牢牢将他们掌握住，派人在“重庆号”上成立了“起义秘密小组”。 1949年2月25日，起义小组和中共上海局联合行动，将舰长邓兆祥争取过来，改变了军舰的航向，经过9天的艰难航行，到达了葫芦岛，受到东北数千军民的热烈欢迎。 策反“重庆号”不久，陈修良又瞄准了蒋介石的得力干将，南京首都警卫师师长，王宴清。经过两个月的策反，王宴清始终下不了决心。陈修良决定亲自出面，和王宴清进行了一次恳谈。  图丨重庆号巡洋舰 初见陈修良，王宴清感觉她文弱沉静，浑身上下并不张扬，心中摸不透她是何等人物。在谈了十几分钟后，王宴清在心中认定，她就是南京地下党的最高领导者。 这一次会面，对王宴清的起义起到了最后下定决心的作用。 4月中旬，王宴清指挥两个团举义过江，虽然途中遭遇国民党军追击，损失严重，但对于瓦解国民党的军心，震慑南京的反动头目，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蒋介石、顾祝同等人痛彻心扉，严令南京卫戍总司令张耀明，从速摧垮共产党的地下市委。张耀明得令后无奈叹息：
里应外合打开“虎穴”随着三大战役的接连胜利，全国解放已经为期不远。陈修良和南京地下市委的同志分析，当时国民党关押着大批我党同志，在政权崩溃之际，势必要伤害这些同志。因此，抢在敌人前面营救被关押的同志，成为南京市委的重中之重。 经过对国民党司法部司长杨兆龙的策反，杨兆龙答应保释一批被关押的“政治犯”。正当此时，李宗仁委任杨兆龙为最高检察署检察长。  图丨杨兆龙旧照 陈修良闻讯派人加大对杨兆龙的策反力度，让他出面敦促李宗仁释放全国的“政治犯”。经过和市委副书记刘峰彻夜长谈，杨兆龙下定了弃暗投明的决心，赴广州面见李宗仁，劝说他释放在押的部分“政治犯”。 当时李宗仁认为与其替蒋介石背债，不如做个顺水人情，表示可以考虑。陈修良听说后，派人催促杨兆龙，争取早日拿到李宗仁签署“释犯”的命令。杨兆龙再次来到广州，找了一众相关人士，有理有节地直逼李宗仁。 4月5日李宗仁签署释放“政治犯”的命令，杨兆龙立刻开始有序展开工作，大批“政治犯”陆续被释放，我党不少干部因此获救，和组织重新取得联系。等到国民党决计来一次“清狱”时，南京监狱早已经十室九空了。 自从三大战役结束之后，陈修良就不断在思考，如何组织民众里应外合，配合解放军解放南京城。为此她多次召开紧急会议，采取众人的意见制定措施。 根据斗争的需要，南京市委增设“警察运动委员会”，抓住一切机会打入警察局内部，展开组织警员迎接南京解放的工作。很快南京的地下党员就遍布各个警察分局，在暗中将警察局实权人物争取过来后，制定了保护南京重要设施的计划。 随后陈修良又安排市委的同志，展开组织群众维护治安、保护工厂、迎接解放的工作，许多工厂、学校都成立了应变委员会或维持委员会，建立起纠察队，巡逻队，日夜保护公共设施和厂房设备。  图丨渡江战役打响 当听说总统府的一个留守人员，掌握着府内所有的钥匙时，陈修良立刻派人去做这个人的思想工作，保护好总统府内的档案文书。 当汤恩伯决定弃守南京，下令在撤离时炸毁港口、机场等设施时，南京市委立刻组织纠察队、巡逻队和起义的警察，联合维护社会治安，保护城市公共设施。 后来南京城解放时，除了少部分设施被烧外，其余均保存完好，全城的水、电、公共交通等，均未停止供应和运行。 当时国民党当局宣布“封江”，大大小小的船只被严格控制，解放军在江北很难找到船只。眼看着解放军渡江的日子越来越近，陈修良多次分派布置船只的具体事宜。 4月23日上午，南京市委接到第35军的电报，称可在下午6时赶到江北浦口，要求南京市委准备好过江的船只。陈修良立刻派人通知相关人员，当天下午4时，就陆陆续续将船开到浦口码头等候。 第二天凌晨3时，第35军1.5万将士顺利过江，浩浩荡荡地开入南京城。 六朝古都终于回到了人民的手中，就南京的解放形式而言，属于“和平解放”。陈士榘后来评价解放南京时曾说，地下党在其中起到了里应外合的作用，是有别于北平和平解放和天津武力攻占的另一种模式。而打开这门的，正是以陈修良和中共南京地下市委为核心的党组织，以及2000多名地下党员。  图丨油画作品《424晴空万里·南京1949》，中间白色旗袍女子为陈修良 南京解放之后，中央下令重新组建南京市委，至此以陈修良为书记的中共南京地下市委，圆满地完成了历史使命。凡是和陈修良有过接触的人，无不啧啧称奇：“这个平日不善言辞，总爱和人搓麻将的“张太太”，居然是市委书记，还安稳地藏了三年，把南京闹了个天翻地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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