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读《平边策》

公元954年，初登帝位的柴荣在巴公原一举击溃北汉、契丹联军。随后柴荣挥师北上，兵锋直抵晋阳城，想要一举平灭北汉。然而晋阳城坚池深，后周军队围困月余，最终还是没能攻下，不得已柴荣只得班师回朝。

后周世宗--柴荣

晋阳虽然保住了，但经此一役北汉主力军队尽数被灭，北汉国主刘崇在既怕又羞的复杂情绪中，很快就走到了生命的尽头，自此北汉彻底失去了对后周的战争主动权。

然而在心怀天下的柴荣看来，此役没能一举平灭北汉，不能不说是个遗憾。因为相比后周的强大，仅据有晋阳之地的北汉，只能算是肘腋之患。然而即便如北汉这样的肘腋之患，后周尚不能一举清除，日后又如何奢谈“天下布武”。新皇帝柴荣陷入了深深的思考，他必须为自己的雄心抱负，找寻一条出路。

放眼公元954年的天下，中原各地战火纷飞、兵连祸结、天灾人祸、民不聊生，国内诸事纷繁复杂，无从下手更无从梳理。补救尚无能为力，又如何奢谈出路？然而历史并不亏待柴荣，因为他的身边还有王朴。

“臣闻唐失道而失吴、蜀，晋失道而失幽、并，观所以失之之由，知所以平之之术。当失之时，君暗政乱，兵骄民困，近者奸于内，远者叛于外，小不制而至于大，大不制而至于僭。天下离心，人不用命。吴、蜀乘其乱而窃其号，幽、并乘其间而据其地。平之之术，在乎反唐、晋之失而已。必先进贤退不肖以清其时，用能去不能以审其材，恩信号令以结其心，赏功罚罪以尽其力，恭俭节用以丰其财，时使薄敛以阜其民。俟其仓廪实，器用备，人可用而举之。彼方之民，知我政化大行，上下同心，力强财足，人安将和，有必取之势，则知彼情状者，愿为之间谍，知彼山川者，愿为之先导。彼民与此民之心同，是即与天意同。

与天意同，则无不成之功矣。凡攻取之道，从易者始。当今惟吴易图，东至海，南至江，可挠之地二千里。从少备处先挠之，备东则挠西，备西则挠东，彼必奔走以救其弊。

奔走之间，可以知彼之虚实，众之强弱，攻虚击弱，则所向无前矣。攻虚击弱之法，不必大举，但以轻兵挠之。南人懦怯，知我师入其地，必大发以来应;数大发则民困而国竭，一不大发，则我可乘虚而取利。彼竭我利，则江北诸州，乃国家之所有也。既得江北，则用彼之民，扬我之兵，江之南亦不难平之也。如此则用力少而收功多。得吴则桂、广皆为内臣，岷、蜀可飞书而召之。若其不至，则四面并进，席卷而蜀平矣。吴、蜀平，幽州亦望风而至。惟并州为必死之寇，不可以恩信诱，必须以强兵攻之。然彼自高平之败，力已竭，气已丧，不足以为边患，可为后图。

方今兵力精练，器用具备，群下知法，诸将用命，一稔之后，可以平边。臣书生也，不足以讲大事，至于不达大体，不合机变，惟陛下宽之!”

短短六百余言，句句切中要害，不仅直指乱世不治的根源，更为新朝谋划了明朗的未来，这就是被誉为“五代第一雄文”，堪与诸葛亮《隆中对》齐名的《平边策》。

在随后的历史发展进程中，《平边策》不仅成为后周征伐四方的行动纲领，就连后来北宋赵匡胤、赵光义，也是循着《平边策》的路子，完成了国家的统一（主要是对南方各割据势力的平定）。甚至于在元末明初的农民起义中，也渗透着《平边策》的影响。因为在数支起义军中，朱元璋正是按照“先南后北、先易后难”的方针，先后完成了对陈友谅、张士诚、元朝的征伐，最终建立了统一的大明王朝。由此可见，《平边策》在某种程度上的确影响了中国历史的发展进程，对于最终建立统一的多民族王朝有着积极的作用。

然而从当时五代十国的实际情况，以及柴荣、赵匡胤等人采取的军事策略看，或许会有人提出疑问。当时南方诸国中，南唐和后蜀，无疑是实力最强的存在。而王朴在《平边策》中，却主张首先攻取南唐，岂不是违反了“先易后难”的战略方针么？

况且后周军队在攻取南唐时，的确是遭受到巨大的阻力，譬如在寿州之战中刘仁瞻力战不降；在楚州之战中，张彦卿率军与后周军队殊死巷战，最终柴荣一气之下，下令屠城。而且，终柴荣一生也只是攻取了南唐江北十四州（当然柴荣英年早逝，否则南唐必定会被平灭），而赵匡胤干脆就没碰南唐，直接先攻取后蜀，直至宋太宗赵光义时，才彻底平定南唐。

韩熙载夜宴图---从侧面反映出当时南唐朝政腐烂

事实的确如此，不管是南唐还是后蜀，在南方十国中实力绝对是顶尖的存在。然而，也正是由于他们的顶尖实力，才会成为《平边策》中首要的攻取对象。因为无论是南唐还是后蜀，他们都有一个后周并不具备的优势---有钱。

后蜀自然是不必说，天府之国，自古便有“少不入蜀，老不出川”的说法，足见蜀中生活之安逸；而南唐在开国君主李昪的悉心经营下，数十年无边事。据史书记载，李昪去世时，国中府库中甲仗有七百万之巨，这是赵匡胤建立北宋后，终其一生都没能达到的高度，由此可见南唐财力雄厚。

而反观后周，立国的中原大地，历经近半个世纪的战火，早已是满目疮痍、饿殍千里、哀鸿遍野，正所谓“兵燹之余，污菜遍野，版籍荡然，人民死亡”。即便在郭威、柴荣的励精图治之下，也只能算是百废待兴。因此作为经济基础的需要，南唐作为当时最大的财富聚集地，必然成为《平边策》的首要目标。

因为如果没有稳定的经济基础，任何军事行动都会成为无根之水，最终都会流于表面。明朝末年的“流寇主义”便是如此，虽说李自成们给大明王朝带来了严重的打击，甚至摧毁了帝国大厦；但最终，因为他们缺乏对经济基础的重视与经营，反而给山海关外的多尔衮做了嫁衣！

此外从当时后周面临的形势看，北面是强大的契丹和依靠契丹的北汉，南面直接与南唐、后蜀接壤。作为当时亚欧大陆最强大的帝国--契丹，即便是柴荣手下的头号猛将李重进都谈之色变的。更何况在南方未定的情况下，主动进攻契丹，最终会导致腹背受敌。

因为从南唐曾趁南方闵国、楚国内乱之际，发兵平灭闵、楚两国的行为来看，如果在没有先对南唐进行打击的情况下，贸然进攻契丹，南唐定然会进攻后周；而后周进攻南唐或后蜀，契丹并不一定会主动出击中原，因为当时契丹内部政治环境十分混乱，契丹皇帝耶律璟是中国历史上有名的昏君，人称“睡王”，由此可见当时契丹国内，政治生态之恶劣，自保尚有困难，更遑论主动出击。

此外，或许会有人发问，柴荣在进攻南唐之前，是先对后蜀发动的攻伐战争。诚然，后周于公元955年对后蜀进行攻伐，但其目的只是为了夺取被后蜀抢占的凤州、秦州等四州之地，切断后蜀进兵中原的通道，将后蜀封死在剑阁关以内，确保对南唐用兵期间，后方的稳定。

此后，虽然赵匡胤也首先对后蜀进行攻伐，看似违背了《平边策》中以南唐，做为首先攻取目标的战略原则。那也是因为当时南唐早已对中原王朝称臣纳贡，自去帝号只称“国主”。因此，宋朝找不出对南唐用兵的理由，否则赵匡胤也不会说出“卧榻之旁，岂容他人酣睡”，这样勉为其难的进兵理由了。

后蜀君主---孟昶，也曾是少年英才，中国第一幅春联即出自其笔下

而反观当时后蜀，不仅没有对中原王朝称臣纳贡，更有甚者，后蜀君主孟昶在臣下的劝说下，意欲连接北汉共同对宋朝用兵，这就给了赵匡胤绝佳的用兵借口，所以宋朝先攻后蜀，顺道平定了荆楚，继而才对南唐出手。

由此可见，柴荣、赵匡胤军事行动，虽然与王朴在《平边策》中的战略规划有些许出入。那是因为战争是要寻求合适的时机，如果一味地固守规划，肯定会贻误战机。但总体仍旧是按照“先南后北、先易后难”的方针，逐步完成对南方各国的统一，而地处北方且依靠契丹的北汉也的确是最后才被平灭。

由此看来，《平边策》的历史功绩当不亚于《隆中对》，因为它直接有效地指引着中原王朝在面对内忧外患，在强敌环伺的恶劣国际环境下，用最短的时间实现了王朝的安定繁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