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州女真的南迁

一、起源神话

建州女真在中国历史上扮演过重要的角色。清初成书的《满洲实录》和《清太祖实录》都对其族源进行了详细的记载：

“先世发祥于长白山……山之东有布库里山，山下有池曰‘布尔湖里’。相传有天女三，曰‘恩古伦，次正古伦，次佛库伦’，浴于池。浴毕，有神鹊衔朱果置季女衣，季女爱之，不忍置诸地，含口中，甫被衣，忽已入腹，遂有身，告二姊曰：‘吾身重，不能飞升，奈何？’二姊曰：‘吾等列仙籍，无他虞也，此天授尔娠，俟免身来未晚。’言已别去。佛库伦寻产一男，生而能言，体貌奇异。及长，母告以吞朱果有身之故，因命之曰：‘汝以爱新觉罗为姓，名布库里雍顺，天生汝，以定乱国，其往治之，汝顺流而往，即其地也。’与小舠乘之，母遂凌空去。子乘舠顺流而下，至河步登岸……答曰：‘我天女佛库伦所生，姓爱新觉罗氏，名布库里雍顺，天生我以定汝等之乱者。’众惊曰：‘此天生圣人也，不可使之徒行。’遂交手为舁，迎至家。三姓者议曰：‘我等盍息争，推此人为国主，以女百里妻之。’遂定议，妻以百里，奉为贝勒，其乱乃定。于是布库里雍顺居长白山东俄漠惠之野俄朵里城，国号曰‘满洲’，是为满洲开基之始也。”

天聪年间，皇太极遣部下征服黑龙江流域的虎尔哈部，带回一个叫做穆克什克的降人，能够讲述出和上述记载十分相似的故事，皇太极十分重视，特意命人将此事记录下来。目的当然是为了证实《清实录》的真实性。

以现代的眼光观之，这一则神话故事有着明显的后世加工痕迹，比如“吾等列仙籍”云云，无疑是受到汉族神道教的影响，完全不是一个元初先民神话故事应有的面貌；比如“以定乱国”之类的词句，也被学者们证明是后世修改，以避讳其先祖对于明朝的隶属关系。总之，这是一段建州女真民族初入文明时代所编纂的关于先祖的神话故事，不但故事本身没有真实可信的地方，而且由于成型年代较晚、含有大量的文人修改，其本身所蕴含的文化信息亦不足以为据。

虽然，建州女真建立了后金，自诩以宋朝时期的金国女真人为先祖。但是二者之间其实并没有什么联系，无论是在血缘上，还是在文化上。金国举国南迁后，其在东北的故土就留出许多真空地带。此时，来自更北西伯利亚的通古斯地区（今俄罗斯贝加尔湖西北）不断有处于原始社会状态的氏族部落向南迁移，他们和当地人融合到了一起，逐渐填补了东北地区留下的空白。

如果说，建州女真人和金国女真人有什么共同点的话，那就是他们都曾经在我国东北地区的莽莽丛林中生活过，以渔猎采集为安身立命的根本。根据人类学家研究，以这种生活方式生存的文化，生产力水平极低，除非当地物产极其丰富（东北地区就不用想了），否则只能处于最原始的队群组织形式。队群组织形式下，人口密度极低，很少超过每平方公里1人；文化水平亦极低，不要说靠谱的记载，连大型神话都不可能产生，神话中亦不可能出现天庭、仙籍之类的先进管理方式。根据记载，直到努尔哈赤时期，努尔哈赤的伴臣额尔德尼等人才借用蒙文字母，拼写自己民族的文字，从而创造了无圈点满文。直到此时，建州女真才有了自家的文字。可以说，建州女真人受到蒙古民族的影响要远大于他们自认的金国女真人祖先，落后文化受到先进文化极大的影响也是十分正常的。据记载，在努尔哈赤时期，甚至很多人平常都说蒙古话，连古老的女真语言都不会说了。因此，建州女真人自己的记忆或者记载其实均不可信，甚至不如中原地区的中央王朝的记录更加准确。

二、从黑龙江到图们江

在中原王朝的记录中，关于建州女真的记载，最早是从元朝开始的。在此之前，我们只能推测建州女真很有可能是生活在黑龙江流域（可能居住在今黑龙江省依兰县一带）丛林的渔猎民族。“建州女真”之名来源于其初迁到渤海率宾府建州故地，成员主要为元代胡里改、斡朵怜、托温三个万户府管辖下的女真人，被后世称为“女真三部”。“女真三部”首领之间长期通婚，建立起较为巩固的血缘关系和友谊，这是后来能够形成统一的建州女真的基础。

明初，东北在元廷的直接控制之下。直到洪武20年，北元太尉纳哈出投降，明廷对于松花江流域及黑龙江流域才有了名义上的控制权。即使如此，由于边地遥远苦寒，以及北元残余势力的骚扰，终大明一朝，始终没有对松花江流域和黑龙江流域建立起巩固而有效的统治。从洪武朝开始，明廷对于辽河流域以北的东北地区采取“招徕远人”、广置卫所的政策。对于生活在松花江和黑龙江的“少数民族”进行大力的招抚，对于归附者给予优待，并设置大量的卫所。这些卫所和内陆卫所不同，并没有一定的规制，而是以“少数民族”部落首领为职官，以其部众为卫所成员，实际上是一种和西南土司制度相类似的羁糜制度。

在这种背景下，再加上洪武初年女真三部受到女真兀狄哈部的侵扰，女真三部沿胡里改江（即牡丹江）南迁到珲春江以西的图们江及绥芬河流域地方居住。当时的女真三部仍然处在非常原始的状态，原始的队群是其组织形态。根据学者研究，这种组织是非常松散的，部落首领对于部属没有强制力。当部落首领决意率众迁徙时，部属没有跟随的义务。假如当家的男人不同意首领的意见，完全可以带领自己家按照自己的意愿行事。这是符合当时道德规范的，双方互道珍重，并不会产生矛盾。了解这样的状况，就可以理解，每一次迁徙其实都是对部落实力的一次大洗牌，是各个部落重新分化整合、此消彼长的过程。

女真三部到底是哪一部率先南迁，尚未达成共识。但是这个问题其实无关紧要，三部先后南迁到珲春江以西的图们江及绥芬河流域地方，时间上不会差距过大。三部中的胡里改部首领阿哈出率先归附明廷。永乐元年11月，“女直野人头目阿哈出等来朝”，明朝“设建州卫军民指挥使司，以阿哈出为指挥使，余为千百户所镇抚”，胡里改万户府摇身一变成为建州卫，据说阿哈出还嫁了个女儿给明成祖朱棣。永乐9年，明成祖朱棣率军征讨鞑靼蒙古，阿哈出派子释家奴随征，在鄂嫩河获胜班师。8月，以释家奴从征有功，明廷升他为建州卫指挥佥事，赐姓名为李显忠。有了大明朝廷给予背书和大力帮助，可以想见阿哈出在当地拥有巨大的影响力。不但会有大量零星的部民前去投奔，而且明廷还不遗余力地为建州卫添砖加瓦，不停将一些较小的部落划归建州卫统领。比如永乐4年11月，“木楞古野人头目佟锁阿等四十余人来朝，命为建州卫指挥千百户等官”。建州卫一时间成为当地最有实力的部落。不过。由此也可以看出，建州女真诸部之间其实并没有很强的血缘关系，更多是地域和实力的组合。

斡朵里部在首领猛哥帖木儿的率领下南迁至图们江南岸的阿木河地区，一路上历尽艰辛，部众星散，情势十分惨淡。根据《朝鲜太宗实录》的记载，永乐3年，猛哥帖木儿和兀良哈部首领答失合起来，总共才管理180多户，按照常理，也就能设一个百户所。此时，胡里改部的首领阿哈出已经接受了明廷给予的官职，威势正隆。由于胡里改部和斡朵里部世代姻亲，二部有在黑龙江流域患难与共的历史友谊，因此阿哈出多次向明廷举荐猛哥帖木儿，引起了明廷的重视，多次派人招抚。与此同时，朝鲜方面也在积极促成招抚猛哥帖木儿。猛哥帖木儿也曾经到达过朝鲜京城，还把弟弟、养子和妻弟留在了朝鲜宫中作为侍卫。应该是因为阿哈出的原因，终于促成了猛哥帖木儿接受明廷诏书，并在之后不久成为新设立的建州左卫指挥使。

女真三部，女真三部，说了半天，还有一部——托温部呢？根据朝鲜的史料，托温部的首领的确南迁了；根据明朝的史料，这个首领后来又跑回去了——后来“托温江女直野人头目甫鲁胡来朝”，结果明廷仅“授以兀者卫百户”。与此同时，明朝在托温江（今汤旺河）一带设立了兀者托温千户所，后又升格为屯河卫。可见，托温部的首领虽然南迁了，但是托温部大部分部民并没有随之南迁。首领南迁后，他们内部又形成了新的首领。在新首领的带领下，他们归附明廷，最终以他们为基础设立了屯河卫。而老的首领归来后，并不存在要求原来的部众重新效忠的问题。因为他部众较少，结果只被明朝封了一个百户。这是符合原始队群习俗的。而那些跟随老首领南迁至图们江流域、却没有跟随老首领回迁黑龙江流域的托温部众，聚居在稳城一带。明朝从未在此地设立卫所，任命土官，因此这些托温部众人数可能不是很多，有可能成为了建州卫的一部分。

没有了托温部，又出现了一个毛伶部，仍是三部之数。胡里改部和斡朵里部南迁至图们江及绥芬河流域，在他们二者之间，有一个毛伶部。根据学者分析，这个毛伶部很可能原来生活在穆凌河流域，因此得名毛伶。毛伶部后来也向明朝归附，明廷设立毛伶卫，和建州卫、建州左卫一道成为明朝的羁糜卫所。

建州卫、毛伶卫、建州左卫全部成为了明朝的羁糜卫所，势力日益强大，引起了近在咫尺的朝鲜王国的不安。朝鲜君臣认为女真建州卫“扼我咽喉，掣我右臂”，因而想方设法要解除来自建州卫的威胁。明永乐4年春，朝鲜宣布停止庆源贸市，作为打击建州等女真诸部的手段，由此激起建州、兀狄哈等部的抄掠，双方关系转向恶化。加之兀狄哈人的侵袭，阿哈出率众迁往辉发河上游的风州居住，即今吉林梅河口境内，与明廷的关系更加密切了。永乐8年2月，女真诸部与朝鲜的矛盾激化，毛伶卫围攻朝鲜的庆源城，朝鲜方面死了15个人。3月，朝鲜方面展开报复，诱杀毛伶卫指挥使把儿逊等四人，杀死其部众数百人，焚烧庐舍，还劫掠了若干人口。毛伶卫指挥使乃是明朝大员，作为大明附属国的朝鲜地方官竟然擅自杀害，朝鲜国王也感到事态严重，所以上报明朝廷，并归还掠夺人口。但是双方的矛盾已经不可弥合，上报大明朝廷是朝鲜方面的态度，但是在私下里未必不采取一些小动作。永乐9年4月，在朝鲜的压力下，猛哥帖木儿不堪压力，率众迁往建州卫所在地——凤州。9月，明廷重建毛伶卫，却任命建州卫的官员成为毛伶卫的千百户，实际上是让毛伶卫成为建州卫的附属。

三、从图们江到苏子河

到了永乐20年，女真三部又一次迁移，其理由据说是因为蒙古人西向的侵扰。建州卫迁往浑江地区，建州左卫则迁往图们江南会宁故地，毛伶卫则分别跟随建州卫和建州左卫迁移。经过多年的发展，女真三卫的实力已经有了很大增长，今非昔比。此时，建州左卫猛哥帖木儿所率部众已经达到1000余户。短短的18年，增长了6倍还多，这当然不可能是自然生长的缘故，而是背靠大明，利用明朝的帮助和影响力，不断吸收不同来源的部落成员的结果。此时，建州卫的指挥使已经是李显忠的儿子李满柱，其部众虽没有明确的数据，但是透过一些间接的证据也可以看出绝不在少数，很可能比建州左卫更多。

女真三卫由于和大明、朝鲜这样的先进文明接触十分频繁，其内部进化的脚步也日甚一日。早在李显忠时期，女真部就应该已经开始了农业生产，内部的奴隶制度也逐步发展起来。李满柱迁移至浑江地区后，农业生产更是大规模发展，血腥而充满暴力的奴隶制度也变得发达起来，对临近的朝鲜产生了巨大的威胁和频密的骚扰。在这种情况下，宣德8年，朝鲜七路大军袭击建州卫，李满柱本人身负七创，部众“流离四散”。李满柱向明朝请求再次南迁至辽阳草河，由于此地离大明在辽东的中枢辽阳很近，又处在明朝和朝鲜之间，位置十分重要，很自然被明朝拒绝了。面对着朝鲜的虎视眈眈，李满柱无奈，只能率众迁移到浑河上游的苏子河流域。此次迁徙事先没有得到明朝的同意，但是明朝廷在事后予以追认。

永乐21年，建州左卫在首领猛哥帖木儿的率领下迁往图们江南会宁故地。宣德8年，明朝叛将杨木答兀勾引兀狄哈首领弗答哈、葛多介等（被称为七姓野人）前来袭击城寨，杀死猛哥帖木儿和长子阿古等人。猛哥帖木儿死后，建州左卫陷入了群龙无首的状态，猛哥帖木儿的弟弟凡察和儿子董山开始争夺建州左卫指挥使印。朝鲜方面也借助这个机会加紧对建州左卫的压迫，面对朝鲜方面的压迫，建州左卫冲破阻挠，在凡察和董山的带领下，来到苏子河流域与建州卫会合。几年后，凡察和董山的卫印之争也在明朝斡旋下得到解决，明廷设立建州右卫，以凡察为指挥使，董山则掌原建州左卫印。至此，建州部就有了四个军卫。

建州部四卫齐聚苏子河流域，对于建州部的形成与壮大具有重要意义。经过多年的发展，建州部已经相当强大，据估算当时在苏子河流域的建州部有2300余户，30000余人。而且多年的迁徙，流落在各地的建州各卫余部也不在少数。建州部的农业生产已经十分发达，发达的生产力助推建州部组织水平和文化水平的发展，建州部已经不是当年那个松散的家庭联合部落，而是具有共同生活习俗和认同的民族，在苏子河流域共同生活的经历，也让他们之间的血缘和文化联系更加紧密。

然而，此时的建州部面临的局势也是错综复杂的，相对于其略为壮大的实力而言，尚不足以面对严峻的环境。经过多年的南迁，建州部已经几乎楔进明朝和朝鲜之间，再向南是大明和朝鲜之间的通道——东八站所在地，也是两个强大国家的禁脔；东南是朝鲜，对建州部倍加提防，很不友好；西南是大明，虽然对建州部较为友好，但是也决不允许建州部再向西或向南前进一步，因为那里是大明的腹心，绝不可能允许一个实力强大的异族部落存在；在广义的北方，则面临着蒙古诸部和其他未开化的野人女真部落的袭扰，当年建州左卫的指挥使猛哥帖木儿就是被所谓的“野人七姓”所杀害，况且已经进入农业时代的建州部已经不复当日聚散离合自由心的原始队群，而是有文化有组织的奴隶制部落联盟，他们虽然劫掠别人人口作为奴隶，但是却希望自己能有一个相对和平的环境发展农业生产，壮大自身实力。建州部从元末明初开始多年的南迁，就是一个不断贴近生产力发达地区，自身生产力不断发展，并希望过上美好生活的过程。如今，曾经保护自己的大明已经不再允许其进一步贴近，而北返去过往日那种朝不保夕、食不果腹的日子又是他们所不希望的。而且无论哪个方向，建州部的实力都处于绝对的弱势，不堪一战。建州部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困局。

正统14年，发生了土木堡之变。包括建州女真在内的女真各部，在瓦剌部的胁裹下，趁机入边抢掠人畜。景泰元年5月，建州和海西女真各部15000余人侵入辽东，被大明军民击退。曾经忠顺的建州部居然趁火打劫，入犯边境，这不能不引起大明的震怒。在大明强大的军事压力下，建州部的首领们不得不屈服，返还抢掠人口，进京朝贡，这一次事件最终得以和平解决。即使如此，仍然不能化解建州女真首领们心中的疑惧，在首领李满柱的带领下，建州部重新回到浑江故地。

此后，建州部各卫指挥使基本都经历了一次大换血，除了老死这个理由外，寄望于由新人出面重整和大明的关系很可能是重要的原因之一。在老一辈的首领中，只有董山还执掌着建州左卫印，活跃在一线，自然成为建州诸部的领袖。天顺2年，明朝任命董山为右都督。明朝之所以如此厚待董山，就是希望他能够团结建州部，成为大明东北的屏障。

然而，成化年间，建州部对大明的袭扰却加剧了，《明实录》中的记载不绝于书。仅这些史料中，建州部杀掠明朝边民数量多达十万。面对这种情况，明廷一方面动员部队准备讨伐，另一方面开展外交工作，不但说服董山，而且对各部发出敕谕，要他们与董山保持距离，对董山釜底抽薪。董山面对压力，不得不亲自进京朝贡。据大明的记载，董山在北京表现的很狂悖（不排除是污化），在返程的路上被扣押，后被处死。

成化3年，大明和朝鲜联合出兵建州女真，对建州女真实施军事打击。如果仅从史书上的统计数字来看，仍属于正常的军事打击范围，杀掠总计不过1000余（1476）人，杀死不过数百人。即使这个数字统计不完全，再有所增加，和建州部数万人（至少3万人）、可以动员万余武士的基数相比，并不能起到撼动建州部根本的地步。后世所谓的“血洗”、“大屠杀”云云，实在有点夸张了。

此后的建州部首领，多次表示屈服，但是侵扰大明边境的记录却时有出现。加上大明走向衰落，吏治腐化，对建州女真多有压迫、侵占、以及各种的不作为、惰政，导致双方的矛盾持续而无法彻底化解。成化13年、14年，明朝对建州女真诸部又进行了两次军事进剿。

成化年间的三次进剿，最大的成效就是打乱了建州女真原有的统治秩序，而不是血淋淋的屠杀。在建州女真已经相当发达的农业基础上，人口或许很快就能恢复，但是组织度却一直低下，无法形成强有力的凝聚力量。许多首领及骨干被杀，敕书丢失，部众之间相互不能统属，建州女真出现了群龙无首、一盘散沙的局面。此时的明朝也走上下坡路，各种行政事务已经不那么靠谱，各种记录也无人上心，因此从大明的记录中我们也很难理顺建州各卫所首领的传承情况。建州四卫首领的传承世系纷纷断线：董山以下的继任者，只能查到脱罗和脱原保两代；李满住以下继任者也只能查到其孙李达罕、及李达罕之孙李铜儿。努尔哈赤号称是猛哥帖木儿、董山的直系后裔，但也只是号称而已。之间几代的传承，除了他自己的列出的世系，缺乏旁证证明。特别是觉昌安的父亲福满，在史料中完全找不到靠谱的对应。明朝似乎也有意保持建州女真诸部的混乱状况，对于任命女真诸卫所的方针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明初是以血统世系作为任命卫所官员的依据，比如建州卫，从阿哈出到李显忠、再到李满住，都是父死子继；而到了成化年以后，则要看继任者对大明是否有功无过。特别是跨部落统帅之都指挥以上的高官，“有故者，必审其部下无人犯边，子孙能继志者，许其承袭，否则革去求升之职”；而间有能够为大明立功者，则“据奏升赏”——有血缘基础者，对大明有过，亦是不能继承官位；没有血缘基础者，只要对大明有功，同样可以授予官位。

成化围剿后的半个世纪，建州部都与大明和朝鲜保持了和平的关系，嘉靖21年的《明实录》中总结“至今五六十年未反侧”。和平的环境为建州女真的经济发展奠定了基础，建州女真的活动区域不断扩大，人口不断增长。建州女真原有的三部四卫的格局已经不复存在，经过重新分化组合，根据地域形成了一系列新的部落：苏克苏浒河部、浑河部、完颜部、栋鄂部、哲陈部。

在这一片混乱之中，终于杀出了一个表面上对于大明极为忠顺、又极富指挥和作战天赋的建州女真英雄——努尔哈赤。他和蒙古族的铁木真一样，将已经颇具实力，但是一盘散沙的女真诸部整合起来，凝聚成为一股可怕的力量，开创出不世的基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