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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研究的可以自行说问题的单位既不是一个民族国家，也不是另一极端上的人类全体，而是我们称之为社会的某一群人类。”——阿诺德·约瑟夫·汤因比 在我们回顾二十世纪学术思想史的时候，阿诺德·约瑟夫·汤因比无疑会被置于最前沿的位置，能与他比肩而立的恐怕只有爱因斯坦、玻尔、史怀哲、罗素、维特根斯坦等屈指可数的几个人。阿诺德·约瑟夫·汤因比被学术界普遍公认为“近世以来最伟大的历史学家”，而他的巨著《历史研究》更被誉为是“现代学者最伟大的成就”。汤因比在我国风行已久，一段时间里，很多学者言必称汤因比，而这个最典型的当代学者自然也引发了我的浓厚兴趣……  为历史学而生的人 阿诺德·约瑟夫·汤因比1889年4月14日生于英国伦敦的历史学世家，其父哈里‧汤因是一位医生，母亲莎拉‧马歇尔是英国第一代女大学生，也是一位历史学家，伯父阿诺德·汤因比也是一位历史学家，专门研究经济发展史，但不幸的是此君英年早逝，仅仅活了31岁。在伯父去世6年后，汤因比出生，为了纪念伯父，父亲给小汤因比起了同伯父一样的名字。在学术界为了区分两者，人们通常都称呼二人的全名，以免混淆。 在汤因比看来，理解和解释世界的好奇心刺激着历史学家们去研究历史，而这种好奇心汤因比似乎与生俱来。浓郁的家庭氛围使得汤因比从小就酷爱史学，对发生在世界各地的各种历史事件都充满浓厚的兴趣。13岁时，汤因比考入英国最著名的公立学校圣玛丽学院。在校期间，他接受了严格的古典语文教育，能够流畅地运用希腊文和拉丁文进行诗歌创作。1907年，年仅18岁的汤因比以优异的成绩考入牛津大学贝利奥学院，专攻古代史，这也为其日后对古代文明进行深入研究打下了坚实基础。 牛津大学毕业后，22岁的汤因比意气风发，随即加入雅典考古学院，并前往希腊进行考古工作。这一时期，汤因比浸淫在古希腊一部部的史籍中，流连于一座座古文明的废墟中，对古希腊文明的衰落有了更为深入的思考。回国后，汤因比被聘为母校的上古史教师及研究员，研究并教授古希腊和古罗马历史……  痢疾改变了人类学术史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面对着四处战火纷飞，无数生灵涂炭，汤因比陷入了深沉的痛苦和思索中，他一个人苦苦地为人类文明寻找着出路…… 1915年，26岁的汤因比本该参军入伍，但因其痢疾未愈，得以免除兵役。“大西洋东岸的一只蝴蝶鼓动翅膀，就会在西岸掀起一阵飓风。”正是偶然的一次急病，改变了汤因比命运，更改变了二十世纪人类学术史的面貌和走向。如果其时他未曾染病，而是像同龄人那样走向战场，那他很可能非死即伤。他有时总在思量，那些二十五六岁时就战死沙场的年轻人会取得什么成就吗？汤因比的伯父阿诺德·汤因三十五岁的时候死于脑膜炎，虽然以伯父的名字命名，但汤因比从来没有见过这位伯父。他经常对朋友说：“如果自己也像伯父那样三十五岁就去世了，那么就会死得悄无声息、毫无成就。一个人取得成就既归功于他的才能和优点，也得益于机遇。”年轻的时候，汤因比总感觉自己会像伯父那样短命，但没想到会那么长寿。随着年龄的增长，汤因比看到身边的同龄人越来越多地撒手西去，他在扼腕叹息的同时，痛苦地认识到早逝对一个人和一个家庭来讲是多么的残忍和野蛮。 在一战时，就有士兵们告诉汤因比，当他们面对面地用刺刀去杀死敌人时，他们感觉异常恐怖。但当他们在较远的距离击毙敌人或炮轰敌人时，恐怖感立即消失的无影无踪。汤因比还观察到，在二战中，英法士兵把德国士兵叫做“丘八”，因为“丘八”们不是人，这样，他们就可以毫无顾忌地向“丘八”们开枪射击了。但如果把德国士兵看作是一个有名有姓的青年人，他的口袋里还揣着家书和情书，那扣动扳机的时候就困难得多。  虽然没有走上战场，但汤因比还是被英国外交部政治情报司征调，从事战时情报工作长达5年之久。一战结束后，汤因比以英国代表团中东地区专家身份出席巴黎和会，参加外事谈判工作。会议结束，汤因比受聘成为伦敦大学现代希腊研究讲座教授。 1921年至1922年，希土战争爆发，汤因比受聘《曼彻斯特卫报》记者，报道此次战争，并对希腊、土耳其的多个地区进行考察。汤因比还将这段经历写成《希腊与土耳其的西方问题》一书于1922年发表。1925年，汤因比接受伦敦大学国际事务研究所教授之聘，并担任伦敦皇家国际事物学会研究部主任，负责杂志《国际事务综览》编辑工作。而《历史研究》一书也是在这时期悄悄酝酿…… “保加利亚农夫的帽子” 说来你可能不信，二十世纪社科领域最伟大的著作其灵感居然来自于一顶“保加利亚农夫的帽子”，但这真是千真万确的事实。1922年的一天，汤因比看见保加利亚的一位农夫戴了一顶狐皮便帽，像极了古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笔下薛西斯军队戴的帽子，让他不由得的惊叹，时光虽然流逝了两千多年，但古文明所残留的痕迹依稀可见，这不由得让汤因比浮想联翩…… 汤因比对学术界最大的贡献就是对人类文明进行了崭新“梳理”，他提出以往历史研究的一大缺陷就是根据国别研究历史的做法，这极大限制了历史学家的视野。但以欧洲为例，没有一个国家能够独立地说明自身的历史问题。应该把历史现象放到比国家更大的范围内加以研究，这种更大的范围就是文明。汤因比以此为出发点，深入研究包括古代中国、埃及、希腊、阿拉伯、西方、拜占庭等21种成熟的文明，并将这些研究成果汇集成皇皇12巨册的《历史研究》一书，为人类寻找曾经的足迹开辟出新的路径……  在书中，汤因比提出，文明可以同时包括若干个同类型国家，而其自身又是政治、经济、文化三方面的总和，而文化又是贯穿文明社会的主干。同时，文明又是一个“有机体”，同人的生老病死一样，都要经历起源、成长、衰落和解体四个阶段。而且每个文明并不是孤立存在的，她们之间是有“亲属关系”的，是有一定的历史继承性的。挑战和应战是文明兴衰的根本原因，成熟的文明无不是化解无数挑战成长起来的。而反过来讲，如果一个文明在应对挑战时不得要领，屡失良机，那么这个文明就会走向衰败和消亡。 汤因比认为国家主义、穷兵黩武以及独裁政治是人类文明发展的过程中不可避免的灾祸。汤因比似乎把人类的希望寄托在维护人们和平相处的“世界政府”和“世界宗教”上，他认为这两样东西，必将在人类的觉悟中诞生。 为历史把脉 在汤因比看来，历史不是一连串的事实，历史著作更不应该是对这些事实的简单陈述。历史学家必须通过自己的判断，对历史不断地进行分类，判断什么是真实的、有意义的。  而汤因比对历史的判断是这样的：人类只有区区6000年的文明史，这占人类历史的长度不到2%，因此，无论从宏观角度和哲学层面来讲，所有文明其实都同处于同一个时代。而从价值取向判断，虽然所有文明都取得了巨大成就；但同人类的理想标准相比，又相去甚远。所以这些文明在哲学意义上来讲，又似乎是等量齐观的。 汤因比犹如站在峰巅上的巨人，对遥远的历史高瞻远瞩。他总是把诸多历史问题上升到哲学高度来反复剖析，并且给出与众不同的答案，因此，他也被视为西方“思辨历史哲学”的领袖。 当代西方史学研究有两大趋势：一是从传统的叙述型历史转向整体型、分析型历史；二是非西方地区的历史得到了更多的关注。而汤因比的历史研究正引领了这两个趋势。 汤因比是个人文主义历史学家，他对对人类的命运与前途，充满关切。汤因比在深入研究过去五百年历史后，得出这样的结论：虽然在这一时期，人类的科学技术和物质条件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但在精神和政治层面发展上却严重滞后。在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之后，人类居然拥有了能轻而易举地消灭地球上所有生命的能力。其实整个人类已经走到了悬崖边上，若不及时调整方向，改变自己的思想和行为，那肯定会跌入万劫不复的深渊……  但汤因比对人类的看法也不完全悲观，他还是相信，人类在一定的范围内拥有自由选择能力，这种能力可以帮助人类超越现实达成和谐关系。他认为实现政治和精神上的统一应该成为下一阶段人类发展的必由之路。他还为此开出了药方，即达成此目标必须以各种族、各民族平等为前提，以自愿、自主的方式实现。而在此过程中，西方将把主导权转交给新兴国家。 汤因比为历史把脉的“工程”无比浩大，仅以《历史研究》为例，他从1919年开始酝酿，1912年从“保加利亚农夫的帽子”上获得巨大灵感，而正式开始写作则到了1927年他38岁的时候。而直到1934年，汤因比才正式发表《历史研究》中三篇关于“文明的起源”的内容。在这之后，还有个小插曲，即1936年，汤因比在德国首都柏林被当时的德国总理的阿道夫·希特勒授予 “帝国总理勋章”，不过其时间希特勒尚未发动二战。看来法西斯头子也对汤因比的才华激赏有加。《历史研究》一书的写作并没有因为二战而终止。1939年，汤因比继续发表《历史研究》中的三篇“文明的成长”、“文明的衰落”及“文明的解体”的内容……而汤因比全部完成《历史研究》一书的写作是到了1961年他72岁的时候。这一年他出版了《历史研究》中的最后一册书“历史的反思”。从“少年到白头”，《历史研究》一书汤因比从酝酿到全部完成，历经了近半个世纪的风风雨雨，也帮我们看清楚了隐藏在历史背后的诸多谜团，为人类文明的进一步发展明确方向…… 人的理智和良心高于一切 汤因比除了历史学家的身份，他在一战和二战过程中，都成为了英国的外交官。1943年，汤因比被任命为英国外交部研究司司长。1946年，他又以英国代表身份，再度参加二战善后的巴黎和平会议。 同年，汤因比辞去外交官职务，重启在伦敦大学的教学生涯，直至1955年其66岁退休为止。由于其对学术界的重大贡献，英国政府授予他“荣誉侍从（C. H.）爵位，他还被选为被选为英国学术院院士。 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汤因比进入了创作的高产期。他陆续完成了有关古代历史、西方文明、世界宗教、各国游记等诸多作品。如1959年出版的《从东到西：环游世界记》和《希腊精神：文明史》都影响深远。而纵观汤因比一生，除了《历史研究》之外，汤因比还出版了《人类与大地母亲》、《经受着考验的文明》、《世界和西方》、《人类必须抉择》、《汤因比论汤因比》等5部代表作，其中尤以《人类与大地母亲》一书最为重要。该书出版于1973年，是汤因比亲手撰写的最后一部作品，也是一部对整个人类历史进行全景式透视的作品。《人类与大地母亲》中所描述的史实以《历史研究》中的历史哲学思想为理论依据描述人类历史。书中汤因比以饱蘸激情的抒情笔墨描述了自人类形成到上世纪70年代人类生存环境的变迁，各种文明的相互影响和相互作用。汤因比采用比较研究的方法，将人类不同发展阶段的各个族群都置于自然界的大背景中进行全方位考察，是汤因比一生学术精华的结晶。  而《经受着考验的文明》、《世界和西方》和《人类必须抉择》等三本书大体可以成为一个系列，集中表达了其对当代文明的各种忧虑和反思，并对未来文明形态的展望。 汤因比身经两次世界大战，战争的痛苦洗礼使他对人类的发展更充满悲天悯人的情怀。汤因比一向认为人类历史是靠精神力量塑造的，人的理智和良心应该高于一切。他这一价值观也几乎贯穿于其所有作品的始终。 汤因比曾经来过中国两次。1929年，他首度访华的时候，刚过不惑之年。而1967年他再度访华，已经年近古稀。汤因比对中国文化有着极高评价。 1974年，在英国约克郡85岁的汤因比同来访的日本思想家社会活动家池田大作长聊10天，日后这10天的谈话内容被整理成《展望21世纪》一书，并先后出版过英文、日文、德文、法文、西班牙文、中文等多种文本。是一代“史哲”留给这世界最后的千古“绝唱”。 该书分为分为《人生与社会》、《政治与世界》、《哲学与宗教》》三篇十二章，几乎探讨了现实世界所有的难题，并提出了汤因比对世界大同的殷殷希望。汤因比认为，19世纪是英国人的世纪，20世纪是美国人的世纪，而21世纪将是中国人的世纪。将由儒家文化和大乘佛教引领人类走出迷茫和苦难。而当池田大作问汤因比希望自己出生在哪个年代，哪个国家时，汤因比回答得毫不含糊：“我希望自己出生在公元1世纪佛教已经传入的中国新疆。” 1975年10月22日，汤因比带着对这世界的爱和遗憾，在英国约克郡普里·卡斯特疗养院与世长辞，享年86岁…… 参考文献： 1、《历史研究》，阿诺德·汤因比 著，D·C·萨默维尔 编，郭小凌、王皖强、杜庭广、吕厚量、梁洁 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10年； 2、《人类与大地母亲》，阿诺德·汤因比 著，徐波、马小军 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9月版； 3、《展望21世纪：汤因比与池田大作对话录》，阿诺德·汤因比、池田大作著，荀春生、朱继征、陈国梁译，国际文化出版社1997年出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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