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月15日，经过29个小时的激...

1949年1月15日，经过29个小时的激战，号称“可以坚守三四个月的”天津解放了。就在巷战激烈进行的时候，7000多名进城干部就冒着生命危险跟随着解放军进攻部队进入天津城。
这些人大多是文弱书生，但是毫无畏惧，他们很快接管了天津市相关的部门和机构。作为临时的管理机构，天津军管会决定全市私营企业歇业三天，以便整顿。
占领天津的当天晚上，进城的解放军士兵，没有一个闯进老百姓家里的，他们就在马路边上，胡同里的便道上露宿。士兵们把头上的皮帽子往下一拽，棉衣服、毯子紧紧裹在身上。他们一个挨着一个，就在冰冷的地上睡了一夜。
第二天，许多市民走上街头，这些市民中，有一个中年人，他早已经热泪盈眶，望着街上朴实的士兵和接管城市的进城干部，他知道一个崭新的时代来到了！这个人名叫胡仲文，是联合银行（原四行储蓄会）天津分行的经理。胡仲文撬起客厅里的一块地板，从里面取出来一个铁盒子。他从盒子里拿出一本银行“清册”，翻看起来。最后他合上清册，脸上露出微笑。
1月18日，就在天津开市的第一天，胡仲文拿着这个清册，走进了军管会驻地原法租界公议局的大楼。接待胡仲文的是军管会金融处工作人员郭恒久。当郭恒久翻开胡仲文带来的“清册”时，不禁大吃一惊。“清册”中登记着包括瓷器、玉器、古籍在内的2000余件文物，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一组纯金铸造的金编钟。
虽然郭恒久没看到金编钟的实物，单看“清册”中的记载也足够让他吃惊了。这组由16只金钟组成的金编钟，总重11439两。按照原清单，16只金编钟共装8箱，每箱2个，现将每箱的钟名、重量开列于下：
第一箱：应钟，重888两；信无射，610两。
第二箱：黄钟，重615两；仲吕，741两。
第三箱：南吕，重847两；信南吕，536两。
第四箱：大吕，重587两；夷则，873两。
第五箱：无射，重924两；夹钟，714两。
第六箱：太簇，重681两；信应钟，534两。
第七箱：姑洗，重787两；宾，764两。
第八箱：林钟，重755两；信夷则，560两。
军管会金融处联系了附近的驻军，军队派出了一个连帮助接收这批文物，并负责保卫工作。胡仲文带着他们来到地下密室，指着一堆煤炭说：就在这下面。
煤炭一筐筐地运出去，庐山露出了真面目。在煤炭下埋藏着的2000多件文物和清册上的记录一样不差，其中16只金编钟格外引人注意。
在场的文物专家激动不已，他们都以为这套金编钟早就不在人世了。如今，金编钟就好端端地出现在他们面前。这组金编钟不但用金量世所罕见，铸造工艺也极为复杂。
乾隆皇帝自诩为“十全老人”“古稀天子”。为了彰显皇朝的尊贵、富足，也为了表示对祖父康熙皇帝的尊重，乾隆皇帝决定效法康熙六十寿辰铸造的纯金编钟那样，也用纯金打造一套金编钟。这组金编钟要比康熙皇帝那组规模更大，也更为精致。
1949年1月18日，胡仲文拿着记录有国宝的清册，来到天津军管会金融处，把金编钟和2000多件玉器、瓷器、古籍，悉数交给了政府。陈亦侯从上海回到天津，见了胡仲文后激动地说：幸亏你帮忙，了却了我多年的心事，我真感激你啊！
1951年10月10日，中国人民银行北京分行会同天津分行及盐业京津两行负责人，对这批珍宝进行了检查。检查后，对文物重新装箱然后进行了封存。
1951年底到1952年10月间，北京市增产节约委员会进驻到岳乾斋在西堂子胡同的宅院清查资产。检查中，工作人员发现了“岳家子女分家单”，按图索骥发现了千余件故宫流传出来的珍宝，其中高40厘米的白玉雕山水、青玉枕，古月轩小罐等都属于国宝级文物。
工作人员还在西堂子胡同发现了一张金编钟的照片。经过询问，才知道当年还有一批国宝被运到了天津盐业银行保存。工作组径直开赴天津，二话不说就把陈亦侯扣留了追问金编钟的下落。可他们不知道，早在1949年初，深明大义的陈亦侯和胡仲文就已经把金编钟交还给国家了。经过数天的调查，陈亦侯终于无罪释放了。从那以后，陈亦侯再也没对任何人提起金编钟的事儿。胡仲文也似乎忘记了此事。后来，胡仲文调到北京工作，任人民银行参事。陈亦侯解放后因年事已高，在天津退休。他们都没有对家人提起当年护卫国宝的事迹，对金编钟也只字不提。
1953年9月25日至9月28日，北京人民银行工作人员会同相关人员来到天津，又一次清点了这批文物。据档案中记载，古物包括“黄金编钟及玉器、瓷器等物计大箱10箱，小箱8箱，共计18箱。”点验完毕后，于当日夜间，所有的文物全部运赴北京。至此，在外漂泊29年的金编钟终于重回故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