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圣贤立心 俗世处世

近日看了张宏杰写的《曾国藩传》，感慨颇多。曾国藩不是官二代，不是富二代，资质拙笨，没有显赫的家庭背景，没有权贵的鼎力提携，何以成为立德、立言、立功三不朽的圣贤之人？或曰：是他不断地解刨自己，时时反省自己，不断超越自己，一步步走向圣贤之路，此言不错。但笔者认为是他以圣贤立心，以世俗处世，也是他走向成功的原因之一。

     曾国藩三十岁时，立志学做圣人，他认为“不为圣贤，便为禽兽”。为此坚持圣贤标准，深刻剖析自己，抓住生活中的细节，坚持写日记，来反思自己，改造自己。比如对“言不由衷”、“浮夸”、“好色”......即使多看几眼美女，立刻记下来，痛切自责一番，而且把日记递给朋友传阅，让大家一起监督。圣贤之志，使他学会了责任与担当，向腐朽的大清官场宣战了。他上书《应诏陈言疏》言：京官两大毛病：一是办事退缩，谁也不敢承担责任；二是琐屑，只注意小事，不关心国家大事。地方官两大毛病：一是敷衍；二是做表面文章。习惯了黑暗的人，自然为黑暗辩护。他不仅得罪了咸丰帝，还得罪了琦善、赛尚阿等朝中重臣，这样他的人际关系网出现了巨大的漏洞，打破了“官官相护”的潜规则，成为官场上的异类，许多人与他拉开了距离，甚至不再往来，他成了过街老鼠，几乎变成了人人唾骂的人物。

父亲去世，他丁忧守丧期间，天平军势如破竹，国家的正规部队绿营被打得落花流水，失去了半壁江山。皇帝想到了他，让他出山办团练，呕心沥血操练湘军17000人，反而取得了湘潭大捷，后又乘胜追击，收复了武汉，迅速扭转了全国局面。但忠而被疑，信而被谤。有大臣向皇帝进言：一个在家守孝的官员，一声呼唤，就能聚集起这么多人，且所向无敌，这恐怕非国家之福。咸丰帝听信谗言，起了提防之心，进而冷落了他，朝中大臣排挤他，给他小鞋穿......此情此景，处处掣肘，举步维艰：在中央，以彭蕴章为首朝中大员；地方上，以何春、何桂清为首组成了一个强大的反湘军集团，大骂他假道学，假忠义。这一年他47岁，陷入了人生的最低谷，陷入极度的痛苦之中，但他没有怨天尤人，认真研读老庄著作，静下心来反思过往：是皇帝昏庸吗？是大臣自私吗？还是自己的个性、脾气、气质、性格上的缺陷？回想自己以往的为人处世，总是以圣贤自明，怀揣道德优越感，自以为居心正大，人浊我清，人醉我醒，故高己卑人，锋芒太露，说话太冲，办事太直，当然难以融入官场，也容易引起他人反感。他在日记中写到：“谨即谦恭也，谦不遭人忌，恭不受人侮。”（《复彭毓橘》）

“端庄厚重是贵相，谦卑含容是贵相；事有归着是福相，心存济物是福相。”（日记.咸丰八年三月）

 “吾兄弟须从恕字痛下功夫，随在皆设身以处地。我要步步站得稳，须知他人也要站得稳，所谓立也；我要处处行得通，须知他人也要行得通，所谓达也。”（日记.《书赠促弟六则.恕》）

“立者，发愤图强，站得住也；达者，办事圆融，行得通也。”（家书.同治六年正月初三日 致沅弟）......

他痛定思痛，终于认识到：行事过于方刚者，表面上似乎强者，实际上却是弱者。明朝的大清官海瑞不是被逼罢官吗？所谓“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中国社会的潜规则是不可能一下子退场的。以前看不起的虚伪、麻木、圆滑，甚至狡诈......是在这块大地上生存的必需手段，也许以世俗处世，和光同尘、圆滑柔软，才能通过一个个艰难的关口。只有海纳百川，兼收并蓄，才能调动各方面的力量，形成最大公约数，进而形成合力，达到胜利的彼岸。

当他再次出山时，他变了一个人，对同僚谦恭有礼，和谐相处；对皇帝不再那么直言不讳，学会了打太极，不再事事硬顶；对虽然无用的官样文章，他不再不理不睬，而是每信必复......

他如鱼得水，手下的湘军不久就绞杀了太平天国。

和光同尘，但他没有丧失自己的初心和抱负，当它成为两江总督和钦差大臣时，放眼世界，派幼童出国，创建同文馆翻译外国资料，创办安庆军械所，试图使大清国于危难之中而不倒，创造了“同治中兴”的神话......

出污泥而不染，他在官场的大酱缸中，没有贪污腐化，严格要求自己、家人、部下......避免了“富不过三代”的怪圈，曾氏家族至今还焕发出勃勃生机，岂不令人深思？

毛泽东曾发出：“独服曾文正!”岂偶然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