晓枫：简论何新《诸神的起源》的文化意义

晓枫：简论何新《诸神的起源》的文化意义

　　书名：《诸神的起源》

　　著者：何新

　　出版社：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版次：北京1986年5月第1版

　　印数：1——30000册

创拓神话学术新境域

　　《诸神的起源》一书，在何新国学著作中居有极其重要之地位。它是一部奠定了何新古学研究地位的神话学著作。通过此书的大胆探索，其独具特色的研究方法和历史观念，不仅向人们提供了一种新颖思路，而且预示着中国文史研究的新方向，具有开创性的重大意义。

　　《诸神的起源》初版于1986年5月，由三联书店作为“研究者丛书”之一，首版印行三万册。半年之后，三联书店又于1986年12月增印了13200册。（按：此书最初之书名，原拟为《诸神的起源——太阳神故事与远古华夏文明》）此后数年间，该书乃大行于海内外，港台、韩国、日本等地分别出版了繁体、韩文、日文版本，并在日本、韩国汉学界引起了轰动。1988年，《诸神的起源》易名为《中国远古神话与历史新探》，由黑龙江教育出版社初版，前后印行了九千册。九十年代以来，《诸神的起源》仍不断再版。1996年9月，副题改为“中国远古太阳神崇拜”，由光明日报出版社推出新版，印数6000册。新世纪初，时事出版社、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和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等单位先后印行何新先生不断增订的新版。而2018年8月民主与建设出版社印行的增补本，则是《诸神的起源》的第十六个版本。由此可见该书作为一部神话考古学著作所具有的独特学术魅力和强大生命力。

　　何新先生早期的国学研究，先之以历史典籍的博涉通览；1982年后进入古学艰深之领域，潜心研究乾嘉朴学及章太炎、黄侃、丁山、闻一多等人国学著作，撰写了大量读书札记。在此领域中，首当其冲者是中国远古神话与历史。世人多以神话为荒诞不稽。然而，世界各地民族之古史每始自神话传说。何新在《论古典经学解释学的现代意义》一文中，通过对意大利学者维柯名著《新科学》的介绍，阐明了他研究中国古典神话的意图与方法，并且深刻指出，以语言训诂——文化语言学（符号学）为主要特色的“中国古典学术的方法，未必是完全落伍的”。

　　构成人类文化的整个社会生活领域，事实上都处在语言符号系统的组织和约束之内。人类创造各种神话，就是以语言隐喻的方式，理论地和实践地把握现实世界。在这一意义上，神话不仅是文化的象征，而被看作隐喻思维的一种符号系统。汉语中把语言称之为“语言”——因为，语言即寓言（即有寓意、有意义之言）。而隐喻即隐寓，比喻即比寓，寓意即意义也。这种隐喻式的符号语言逻辑，被维柯称作“诗性逻辑”。又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对于语言符号和象征的解读活动，就成为理解神话式隐喻思维的关键手段。

　　何新指出，立体结构的分析方法，是现代科学中广泛应用的方法之一。这种方法的提出，一般认为是来自结构主义语言学，但实际上却是来自马克思。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将社会结构划分为基础和上层建筑两个层面。其后乔姆斯基应用这种方法于语言学，指出语言由表层结构和深层结构两个层面组成。

　　根据维柯《新科学》和文化人类学的观点，神话学绝非是一门向壁而谈的“方士之学”。返观我国，司马迁《史记》由黄帝本纪始，历述三皇五帝之渊源谱系，其中神话传说与人文历史活动糅杂混一，往往而有。华夏民族的历史既肇始于神话，则对神话的研究，自不容置于无足轻重之地位。由远古神话传说，可以窥见渊源于蒙昧年代的早期人类历史面貌，可以认识人类文明脱胎于荒莽野蛮之艰难，可以体认民族始祖求生存谋发展的宝贵智慧，可以远溯人类思想文化和哲学观念的源头。

　　在文史研究方面，何新先生开辟了一条重要渠道——语言文字。因为，他不仅将传统的语言训诂方法用于神话学、经学的研究整理，而且还由此出发，重新探索和解释历史的真相。但值得重视的是，何新的神话学研究，并非仅仅依靠文字训诂，而是将训诂学与考古学、古天文学、古历法学、人类学、文化学、符号学诸门学科有机结合起来，在其泛演化逻辑分析方法引领下，对大量文献材料进行实事求是的比较、分析和破译，使之成为一门摒绝“幻想”的寻根之学。这就是何新着手中国远古神话与历史研究时，所依据的哲学文化理论背景。

　　何新指出：

　　“作为人类语言发明以后所形成的第一种意识形态，在神话的深层结构中，深刻地体现着一个民族的早期文化。并在以后的历史进程中，积淀在民族精神的底层，转变为一种自律性的集体无意识，深刻地影响和左右着文化整体的全部发展。在这个意义上，对上古神话的研究，就绝不仅仅是一种纯文学性的研究。这乃是对一个民族的民族心理、民族文化和民族历史最深层结构的研究——对一种文化之根的挖掘和求索。”（《诸神的起源》结语）

　　何新认为，通过新角度和新方法，对远古历史的研究不仅是完全可能的，而且是可以“求真”的。即以中国远古神话而论，结合不断考古出土的地下文物及地面遗迹，从对文献记载的语言训诂入手，在现代科学的背景和角度下，考析其渊源传承的脉络，剔除其荒诞不经的幻想成分，对其内容进行重新审视和分析，可以藉此推考华夏民族信史之发端，重睹列祖列宗揖别禽兽之域开拓文明之土的最初曙光。《诸神的起源》这本书的目的，正是以研究中国上古太阳神崇拜的问题为主纲，初步地，但也力求系统地探求和追溯中国原始神话、宗教以及一些基本哲学观念的起源。其目的，是试图通过对中国古代神话系统深层结构的探索，找到中国传统文化的根脉之所在。

　　但是，比较于有显明谱谍和完整系统的古希腊罗马神话，中国古典神话具有文献零散、纪述混乱、隐晦暗昧、歧义滋多的特点，大量存在着“异名同格、同名异格和同事异格”这三大类型的混乱现象”。这些问题的产生，主要受制于中国独有的古汉语文字系统和秦汉之际中国思想文化领域的重大变革，特别是先秦诸子在追述上古历史和传说时言人人殊，错讹杂出，或干脆根据立说需要，迳行臆造。一方面，中国古籍浩如烟海，使人穷于搜检。另方面，中国古代文献记载文字的佶屈聱牙令人生畏，极易望文生义，以致不知所云。因此，中国古典神话向以隐奥难治著称。

　　已故著名历史学家杨希枚先生认为：

　　“书缺有间，孔子已经慨叹难征夏殷祀典。今日研究古史犹如披沙铄金。何况较易解决的问题先儒前贤大抵都已解决，尚未解决者，其困难可知。近代中国考古学的发展，虽然可补文献的不足，但碰到思想宗教信仰的研究，就感到有些束手束脚了。……研究中国神话的学者多认为中国古代神话不如西方神话的丰富多彩，而且认为大多数神话曾被儒家历史化，修饰得体无完肤，因而缺乏系统和完美性。我们多少承认这个说法，但是若能细加考察，则又可知中国古代神话实远非想象的那样贫乏。……我们只揭示某一存在于古中国的这一事实是不够的，更应该阐明某一或某些神话的存在关乎着什么思想信仰，并与什么社会行为是相关的。”（《诸神的起源》，杨希枚序。三联书店，1986年5月第1版）

　　杨先生以上见解是极具卓识的！

　　综览整个二十世纪的中国神话学研究，尽管前人发明甚多，但却始终未能梳理整合出一个较为完整可靠的神祗谱系，尤其对远古神话之起源与演变缺乏脉络明晰而详实的系统化研究。对于伏羲、黄帝、女娲、大禹、后羿、嫦娥、盘古神话与传说的研究，诸多结论仍似是而非，语焉不详。昆仑、扶桑、辟雍、玄武、神龙、凤凰等神话之真相究属何指，迄未解决。对远古神话中诸多神格人物之间关系问题的研究，亦告阙如。在观点观念上，则言人人殊，终未尽得其要领。在研究方法上，也是各是其学，相差甚远。墨守成规者固无足论，即所谓以现代学术角度而问津者，亦不外以西方解释学、结构主义等时髦理论的皮相之谈，去生硬套搬和肢解分析实际自成系统的中国神话。其结果是，益使其成一支离破碎之学，终无当于中国神话与历史研究之大旨。

　　这一局面，逮至何新《诸神的起源》之问世，终于打破。

探求华夏文明肇始之源

　　《诸神的起源》初版之副题是“中国远古神话与历史”，全书二十三万字，共分为十八章。由副题可以看出，何新作神话学研究，不是出于对古代传说有象牙塔性质的特殊兴趣，而是试图从神话研究而追溯华夏民族文明的源头，考索远古中国历史。这是初读者所当注意的至要之点。书中的导言和结语具有重要地位。而书后附录的文史新考（十四篇），则涉及中国古代哲学观念起源演变的多个重大问题，例如，儒墨的来源、阴阳五行观念、道德的释义、史官的演变、仁的概念等等。从目录看，何新的研究范围非常广泛，几乎已将中国古代诸多著名神话网罗殆尽。而他对这些神话的研究，又与华夏民族起源、阴阳哲学思想、宇宙创生观念、生殖崇拜文化、古天文历法、学宫辟雍古礼等一系列问题的探索结合起来，试图探求和解释华夏民族文明的肇始之源。

　　在这本书里，何新先生该览史乘，博采古籍，搜检旧典轶文，以朴学考据方法为主，从古天文学、古历法学、地理学、地质学、文化人类学等多学科的角度，全面检读、深度阐释了大量见诸于古代文献零散记载的神话、传说文字材料，开列了一个由诸多神格人物组成的中国神话谱系，并旁及于许多动物神话的研究，由此提出了一个大胆观点——远古华夏民族起源于太阳神崇拜。

　　在本书中，何新根据大量出土于中国和世界各地的文物遗迹，结合文献记载，运用训诂学方法，通过语言文字的破译，从文化人类学的角度首次指出，中国远古曾经存在一元的太阳神信仰。他认为，考古发现表明，太阳神的十字或类十字的符号纹饰可能起源于中国，而不是通常认为是自西方传入。从古代文献看，这种信仰通过大量礼俗、记载被记录下来，而且，中国古代诸至尊称号——皇、昊、帝、神、华（晔）都与太阳崇拜有关。上古时代的中国曾广为流行对太阳神的崇拜。这些崇拜太阳神的部落也许来源于同一个祖系，也许并非来源于同一个祖系，但他们都把太阳神看做自身的始祖神，并且其酋长常有以太阳神为自己命名的风俗。中国古代以黄帝为中心的三位一体神观念，不仅是一种宗教观念，而且是一种宇宙观念。这种三位一体神，在人类早期文化和宗教思想中，是一个相当普遍的观念。由三位一体观的普遍性，可以看到人类早期文明中神话与哲学观的形成和演化，具有某种规律性。

　　何新认为，尽管古华夏民族共同体并非完全是土生土长形成的，但考古资料证明，至少从新石器时代开始，古代华夏祖先的文化发展已具有了连绵不断的延续性。

　　《诸神的起源》出版后，对正统史学界形成了巨大冲击，也受到了多方诘难、质疑和批判。但是，关于古华夏存在太阳神和生殖神崇拜问题，——“在此书出版之后诸新论之出已如雨后春笋，以致远古中国与世界其他古老民族幼年期一样，曾存在系统的太阳神和生殖神崇拜在今日殆已成乎定论。在本书出版之后，国内学术界亦形成了以人类学、符号学方法研究中国上古文明的热潮，以及研究中国古代神秘文化的热潮。”（《诸神的起源》1996年版序，光明日报出版社）

　　在新版序言里，何新指出：天文学对天体运动的观察与研究，在中国古代具有极其特殊的地位和意义。天文学深刻地影响、渗透于古华夏之宗教、哲学和政治。太古华夏的宗教观并非一成不变的，而是伴随着古人对天文现象认知的不断深化而演化着的。大体说来，存在如下一个演化系列的轮廓：第一阶段，即是以太阳神黄帝——伏羲为中心，以其配偶司月女神，即雷、电、雨之神嫘母（即雷母）女娲为副神，作为天文界的主要神灵。这是太古华夏宗教中的太阳神阶段。这一阶段伴随着华夏文明的最初诞生。太阳神系统宗教的产生，是以高度发达的天文历法科学认知为基础的。在这一宗教阶段，华夏民族已经大大超越了所谓图腾崇拜的原始巫术形态信仰。

　　何新认为民族的远古神话“绝非只是一种梦幻性的存在。相反，这是一个既是历史又依然是现实的实体。作为一种早期文化的象征性表记，远古神话是每个民族历史文化的源泉之一。在其中蕴涵着民族的哲学、艺术、宗教、风俗、习惯以及整个价值体系的起源”。而中国神话与希腊神话在艺术特征和精神内涵的不同，正好“反映了这两个民族在气质和性格上的深刻差异,也体现了两个伟大民族在性格上的深刻差别，很大程度上也决定了后来东西方两大文化系统全然不同的发展方向”。

　　何新总结自己在《诸神的起源》全书中所运用的新方法。认为，“上古神话系统，是从属并表现着人类史上一个特定文化阶段的符号系统。它不仅体现了先民们最初的知（而不是无知），从而存储着重要的文化信息，而且具有自身的生成——变形逻辑。”

　　在《诸神的起源》的结语中，何新深刻论述了中国古典神话和训诂学研究的基本规律。他认为神话文献的音义递变规则，是把握中国神话结构变型规律的一项主要规则。音义递变规则揭示了中国古代神话变形的一般规律。但要解释古代神话中各种音义递变的具体现象，还必须运用训诂的方法。由于汉字是既具有表音功能同时又具有表意功能的符号系统；所以字形的每一个变化，都可能导致语义上的重大变化。这种文字上的歧异，就造成了后人研究古代文献时会遇到的最大障碍。而克服这一障碍的唯一工具，只能是前人所传留给我们的训诂学。

海内外学界之反应

　　《诸神的起源》博洽旧籍，融通中西，既能在微观问题上洞幽烛隐，又在远古神话演变的梳理和远古历史发展轨迹的鸟瞰方面显示出恢宏视野，大大突破了以往神话研究局限于民间文学、民俗学研究和纯文学性之界限。全书在收集、征引文献和考古材料数量之丰富是非常惊人的。全书钩沉索隐，博涉经史文哲，而打通诸领域。其朴学训诂，使读者披卷为之目眩，读之则引人入胜。作者在研究神话过程中，非常注意收集现代考古的最新发现，并作出考古学与历史学相结合的精到分析，同时又很注重从哲学、文化学、人类学的角度深掘其根源，多维度地梳理其演化流变之迹象。其所探讨问题则多为疑难悬案，不少还是迄无确解的千古之谜。而作者烛照所及，却颇有摧陷廓清之势。不仅如此，更重要的是，这本书在观念和方法上对古学研究有革命性变革，使它无愧于开拓学术疆域的定位。

　　人类学家杨希枚先生论及《诸神的起源》时指出：

　　“这部书引用的材料包罗宏富。凡关于古籍中涉及主题的材料，何新大抵都收集到了，可为我和读者的进一步研究提供一部有高度参考价值的资料。……无论全书论点是否全可成立，单就其论述的广泛重要而言，这部包括十八章计二十万字的神话学著作，也必将引起治神话和上古史学者的注意。最后须指出的是这部书的每个论题都涉及到相当广泛的问题，而何新也都提出了一些自成系统的新见解，使读者颇有如临沧海、极目无垠之感。”（《诸神的起源》杨希枚序。三联书店，1986年5月第1版）

　　著名语言学家陈原先生曾说：

　　“写书而无创见，宁可让它不出来更有利于世界。吕（叔湘）老有一次讲，品种多矣，但其貌相似者不少，有的书四五种，其实不过一二种可读，我极赞同。……我写《社会语言学》时只举了Wosgan和郭老的例，想举江绍原，可惜他的著作严格地说还不能作为从语言现象推断社会结构的证据。我很高兴你们能出这种言之有物而又有新见解（哪怕其说不为人所同意），既深入又能吸引人的书。”（参看《诸神的起源》，光明日报出版社，1996年9月第1版，第469页）

　　这是陈原先生致信三联书店负责人论及《诸神的起源》的话。在信中，他批评了包括史界在内的缺乏创新的弊病，对《诸神的起源》的出版表示欣喜和高度赞赏。

　　钱钟书先生评价何新学术及《诸神的起源》曰“读书既能找罅縫，又能填空缺”，“深思好学，旁通汇贯，所示诸论皆持之有故”，“尊稿中用訓詁闡發，乃兄歷來論文得心應手之技。時發新諦，益智開竅，不必吹求”。

　　李泽厚先生则认为，何新的考证比引入西方时髦理论研究古中国神话的学者要远高一筹，他说：“考据是中国传统学术之一，古已有之，于今虽未为烈，但仍有不少治者。可惜其中平庸者，考了半天仍不知所云者相当之多。对比起来，何新就显得尤有特色了。”李先生认为何新神话学之可贵，在于“改变角度，突破传统，迈越前人，不再停留在乾嘉以来或《古史辨》以来的老一套上”。（《诸神的起源》，李泽厚序。三联书店，1986年5月第1版）

　　余英时先生认为《诸神的起源》一书“富于想象力，又博览文史，常有独创之见”。

　　台湾神话学家王孝廉先生认为《诸神的起源》一书，体现了何新“对中国神话、楚辞、中国民族学、民俗学等方面有独到而且精深的研究”，而何新关于“中国几千年的龙的问题”的论文（指《中国神龙之谜的揭破》），“是一个划时代的创见”。

　　古文字学家戴家祥评价何著说“收集的内容十分丰富，既有书本上的资料，又有地下新发现的资料，可谓持之有故，言之成理”（转引自《诸神的起源》附录戴家祥致夏承焘信）。而著名语言学家陈原则盛赞何新此书，将其比拟于瓦格纳名著《尼伯龙根的指环》之第四部《诸神的黄昏》，可谓“诸神的黎明”。陈原先生认为“此书好处在有创见，……这本书是从语言看社会的一个很好的证据”（转引自《诸神的起源》附录陈原信）。陈先生的评价一语道出了该书灵魂之所在。

　　天文学史专家陈久金先生认为，何新《诸神的起源》根据上古文献作出上古中国存在十月历法的推测，对中国古天文学史之研究极具启发意义。

　　物理学家、经济学家陈平先生指出，何新“从语源学的角度探索中国文化的演变有极重要的意义。《诸神的起源》证明了中国的传说亦从太阳崇拜及生殖崇拜开始，这对了解中国文化的源头极为重要”。

　　历史学家庞朴先生认为何新的“考古新作，超出旧法一层，可喜之至”。

　　考古学家、岩画专家盖山林先生曾说：“《诸神的起源》一书，有些先生妄加非议，我跟一些人争得面红耳赤，我认为基本观点是推不翻的，看问题之深，揭事物本质之准，用资料之广，是一些腐儒没有资格说三道四的。有的人抓住一点不及其余进行非议，也是不足取的。”

　　学者刘乃寅先生认为：

　　“单就选题而言，该书认定上古时代遍及东、西方的一元太阳神崇拜为对象和主纲，就已经把神话研究引入了一个新的天地。况且，作者并没有局限于揭示太阳神崇拜这一事实，而是独辟蹊径，把上古神话作为一个较宽泛的文化概念，从文字训诂方法入手，对历来人们同感难以整理的上古神话材料，进行了系统的整理，从而推导和阐明了上古神话的文化意义。这可以说是该书的基本结构。”

　　“《诸神》在结构上虽独自成章，实际上却是日神崇拜母系统下的各子系统，犹如链条上的每个链节，承前启后，紧紧相连，构成一个大的链条序列。在微观(各神话子系统)上，作者将每一神话系统都划分为三个层面：语句层面、语义层面和文化隐义层面，并且根据中国神话的变形受汉字‘音义递变’规则支配这一特点，采用训诂学的方法，进行研究。这样，就避免了那种以叙述故事代替文化隐义层诠释的所谓纯文学性研究。因此，我们说该书突破性的成就似乎并不在对每一神话系统的论证、解释上，而在于它在传统古神话及古史研究领域打开了一个新的缺口，而且必将是一个日趋扩大的缺口。”（刘乃寅《诸神的启示》，原载《读书》杂志，1986年，“品书录”）

　　根据《诸神的起源》初版和第二版（即）之序言，何新曾计划撰著《古礼新探》一书，从现代文化人类学和比较文化学的观点，全面地探索和解释中国古代礼教和礼教文化的起源。在《中国远古神话与历史新探》序言之注释说：“这本受到许多读者关注的书，已于最近结稿，定名为《图腾制度与远古中国社会》，将于近期交付出版。”那么，根据《中国远古神话与历史新探》第一版的出版时间，这本《图腾制度与远古中国社会》大约应完稿于1988年6—7月份。但是此后，这本《古礼新探》为核心的研究主题，分别于2000和2010年代，以《论语新考》、《何新论孔子》（三册）、《尚书新考》、《何新论易经》（二册）、《诗经新考》等多种面貌出现。在这些后续著作中，何新对中国远古以来之先民礼仪，以及夏商周以下之典章制度、宗教思想、祭典礼俗、语言文化、车马器服等等，皆作了大量深入研究和精辟考述。

　　何新研究表明，中国远古神话往往根源于极其深刻的历史事实，大体反映了中国古代天文、地理、宗教、哲学等人文观念的发展和演变。对研究古华夏的民族起源、宗教习俗、经济发展、社会形态和文明传播历程，具有深刻的文化学意义。

　　因此，本书之意义，是欲以小学为术，问大道之学，将训诂考据这种古老的传统语言分析工具创造性地转换、升华为具有实证意义的文化语义训诂学，使之成为一门面对浩瀚古籍文献而可以定量分析，同时又综合了多种现代人文学科，以用于考释和认识中国历史文化的新型训诂学。这种打通诸学科的立体式研究，最终导出的硕果是何新先生意在批判“考古文化中的西化主义思潮”，考索历史文化之根源，从而追寻民族先祖之精神的新证古主义和新历史主义。

（2018年9月8日记于晓枫书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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