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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迈《容斋续笔》卷十五《注书难》条载注书是非常艰难的事，虽然像孔安国、马融、郑康成（郑玄）、王弼注解经文，杜元凯（杜预）注解《左传》，颜师古注解《汉书》，也不能保证没有任何失误。  王荆公（王安石）作的《诗新经》在《七月》之“八月剥枣”那句中，对“剥”字解释为“剥，是剥去枣子的皮，然后进献，是为了敬养老者。”而毛公本来的注文中说：“剥”是击打。陆德明注“剥”字的音为普卜反。王安石都没有采用。后来他从蒋山（南京钟山）步行经过民家，问他家的老翁去哪里了？回答说：“去扑枣了”，王安石才感到自己前面的注释弄错了，随即上奏朝廷请求删去自己过去注释的十三个字，所以现在的本子上便没有这句话了。 王安石画像 显然，注书之难，即便是汉晋名家孔安国、马融、郑玄、王弼之解经，晋杜预、唐颜师古之注史，亦难免有失。马融、郑玄皆古文学家。古文经学与今文经学不同，古文学派偏重于文字的训诂，经典文本均用先秦古文写成，诠释文本时要弄清古文字与今文字的关系，侧重于文本语词的训释。他们做的工作是以今词释古词，以雅语释俗语，以本名释异名，以详言释略言，通过经典文本文字上所具有的意义，恢复文本的原始状态。实际上古今言殊，四方异说，雅俗相隔，要沟通古今、雅俗、在言语文字上四方的差异，古文难免有失。 王弼和杜预是魏晋间人。王弼是魏晋玄学的领军人物，他注过《论语》和《周易》，强调的是“书不尽言，言不尽意”，以老庄的玄理来解释儒学的经典，认为要超越名物训诂，直接去掌握言词背后的义理，提出“得意忘言，得鱼忘筌，得兔忘蹄”，要领会和阐释圣人言外之意，故其不同于汉代的训诂注重于器物、执著于名实关系。魏晋玄学偏重于名理关系，相信自己的文字解释可以完整地传达圣贤言外之意，如此去阐释经典，难免走上六经注我的道路上去，这也难免有失。  王弼画像 宋代王安石应该算是一个名家了，为什么也会不顾原来毛公本注而望文生义地出现这样的错误呢？这与当时的社会风气有关。宋人有疑古的风气，不信注疏几乎是宋代各个学派治经的普遍性倾向。欧阳修有一句名言：“大儒君子之于学也，理达而已矣。”（《欧阳文忠公集》卷十八）主张要把握圣人的“理义大本”，而不必拘泥于个别文字的表面意思。王安石同样如此，认为《春秋三传》皆不足信，说《诗》多用己意，所以他才会置毛公本注不顾，而把“剥”说成“剥枣之皮”，当他到郊区农民家去亲闻他们“扑枣”的经历，才悟到自己错了。 诗的注释，有时要亲历作者当时的情景，通过身临其境，切己体认以后，才能真正领会到作者的意图，感悟其本意。“如人饮水，冷暖自知。”文本的意义，只有切身体验才能把握。朱熹说：“今世儒者，能守经者，理会讲解而已；看史传者，计较利害而已。那人直是要理会身己，从自家身己做去。”（《朱子语类》卷八）对诗的阅读注解，必须亲身体会类似作者那时的情境，才能切题，进入诗人的内心世界。  徽宗政和初年，蔡京当权的时候，禁止传播苏轼的作品。在蕲春有一士子关起门来注苏东坡的诗，而且不与他人往来。钱伸仲任职黄冈尉时，要考核县学上舍的生员，往来经过那个地方，三次拜谒然后得以见面，第一件事便是借阅他注的书。士子指着书案一侧放的数十篇厚厚的书稿，让他随意抽看翻阅。恰巧拿到苏东坡《和杨公济梅花》十绝：“月地云阶漫一尊，玉奴终不负东昏。临春、结绮荒荆棘，谁信幽香是返魂。”士子的注文说：“玉奴，是南齐东昏侯潘妃的小字。临春、结绮是陈后主建筑的三阁的名称。”钱伸仲便说：“注释只有这些内容吗？”回答说：“是的。”钱伸仲说：“唐牛僧孺作过一篇《周秦行纪》，记载他梦中入薄太后庙，看到古代的后妃之辈。也就是他诗中所谓的‘月地云阶拜洞仙。’东昏侯是因为玉儿的缘故，才弄得身死国除，所以玉儿没有辜负他。这才是苏东坡这首诗句所用典故的出处。先生为什么没有把这一点写出来呢？”士子听了以后恍然失色，一句话也不说，叮嘱他的儿子将桌子上的书稿全部用火烧掉。钱伸仲劝他把书稿留下来，那士子坚决不同意，他说：“我枉费了十年功夫，不是你指出我的失误，那岂不给士林留下笑柄吗？”钱伸仲经常在人们面前谈及这件事情，无非是为了教育后生。不过钱伸仲自己也不清楚玉奴是杨贵妃的自称，玉儿是潘妃的小字。  绍兴初年，又曾有一个名叫傅幹的秀才注释过苏东坡的词，注释者在“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那句注文中没有引用“今夕是何年”的来历。实际上此句来自牛僧孺《周秦行纪》中应潘妃等之命所作诗：“香风引到大罗天，月地云阶拜洞仙。共道人间惆怅事，不知今夕是何年。”显然，注者不知《和杨公济梅花》十绝中“月地云阶漫一尊”句中的“月地云阶”及《水调歌头》“今夕是何年”句皆出自牛僧孺的《周秦行纪》。 傅幹与蕲春士人注苏东坡诗词的错失，是宋人注本朝词发生的错失。照理当代人注当代人的作品不应发生如此失误，因为没有古今之隔。可是我们要注意唐宋人吟诗作文的风气。黄庭坚在《答洪驹父书》中说：“老杜作诗，退之作文，无一字无来处；盖后人少读书，故谓韩、杜自作此语耳。古之能为文章者，真能陶冶万物，虽取古人之陈言入于翰墨，如灵丹一粒，点铁成金也。”所以唐宋人的诗词中大量使用典故，以才学为诗。 典故沉积着大量的文化内涵，包括哲理和审美的感受。它能使诗词以非常简练的文字语言，包含着丰富的意义。但是典故却拉开了今人与它在时间和空间上的距离。所以在诗歌的注释中，典故的注释占了核心的地位，同时它对注释者也提出了很高的要求。注书者必须博览群书，一定要注明所用典故和词语的来历。蕲春士人与傅幹的错失就是不能“博览群书”，就不具备注书的资格。即使洪迈本人在这篇讲述注书之难的短文中，也还有错失之处，如傅洪秀才应是傅幹之误，不由得让人感叹注书时错失难免。虽然难，但注书还得尽量去做，减少和避免错失是注书者必不可少的职责，以免贻误后生。 总结起来，注书之难，在于“我注六经”与“六经注我”的中间，要找到一个合适的度。以我注六经，则会被章句文义所牵拘，以致解释经义成为大量文字的堆积，流于繁琐。“六经”注我，虽可避其繁琐，却又易产生主观空泛的议论。笔泻江河，流于不实。注书能切中时要，实是不易之举。 注书之难，更在于注书须切合时代需要。《皇清经解》卷帙浩繁，今人已束之高阁，无人问津。李善注《文选》，因符合于士人寻章摘句，写作文章，应付科举考试的需要，则经历千年而不废。《孝经》因适应封建统治者“以孝治天下”的要求，有安定社会秩序、移风易俗的功用，因而在唐以前不啻有近百家为之作注。 到唐代，玄宗作《孝经注》，宋刑昺因之广以疏解，一直流传到封建之末，就是因为它为广大士民所必读的缘故。刘知几在《史通·补注》中说：“昔诗书即成，而毛（公）孔（安国）立传。传之时义，以训诂为主。”“降及中古，始名传曰注。盖传者转也。传授于无穷。注者流也，流通而靡绝。”注者符合时代需要便会流传不息；若不符合时代需要，没有时代气息便会被人们废置和抛弃。 《史记》有南朝裴骃《集解》、唐司马贞《索隐》、张守节《正义》的三家注。《汉书》有唐颜师古注，《三国志》有南朝裴松之注，《资治通鉴》有元胡三省注。此类史注皆因其切于时用，注释资料翔实有益于学者识读，故至今仍为古史研究者必备之书。这就是传注是否有生命力的关键所在。  反之，从经学自身来讲，一定要不断有新的解读和注释。新的注释会给古典注入新的活力。否则的话，再好的文化传统和经典著作，没有后人不断的解读，它也会自行逐渐消亡的。注释是各种古文化能否得以传承的条件，也是我们坐冷板凳做这件极其繁难工作的意义所在。希望中华文化的优秀传统能长盛不衰，成为今后我们民族得以长期安身立命的一个重要支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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