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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是两块一样的瓷砖,只是贴在了不同的地方

 品质公共生活 2020-10-14

我爸常说:“时也,运也,命也。命运帮你放在这个地方了,你有什么办法。”

我叔叔和我爸都是上世纪60年代前后的退伍兵。现在我叔叔每个月有一千多块养老金,我爸只有一二百块。我们村有个参加过越战的侦察兵,现在每个月有三四千块。

这个老侦察兵我们很熟悉,是我邻居家的哥哥。人家是真钻过猫耳洞,立过军功。他退伍后进了乡镇的农技站。后来农技站倒闭,然后他就在家做农民。他家里条件一直不是太好,直到前些年他的战友们学会了集体行动,他的境遇开始改变。前年春节见面,他说现在情况好多了,每月有三千多养老金。估计这两年还会涨。

同样是当兵,人家是上过前线的,不能比。可我叔和我爸,都是和平年代的兵,退伍待遇为什么差别那么大?细问才知,他们两人当兵的地方不同。我叔叔的部队是守导弹发射场的,算是“两弹部队”,所以退伍补助要高很多。可是,当年征兵的时候,哪个会知道自己去什么部队?而且,每年征兵,去什么地方,谁又能知道?

当年的农村,农民子弟要改变自己的农村种姓的命运,想进入城市,成为“高等”种姓,有三条途径:当兵、招工、考学。在1966年之前的农村,有机会读书考上大学的农家子弟,凤毛麟角。我们周边十里八村,那个时代就没听说过谁考上大学。初中毕业考上中专学校的,倒是有好几个。我大舅,就是1966年前某个水利学校毕业的,后来成了吃商品粮的。到了1966年后,工农办大学,知识分子接受工农再教育,高考也停了。农家子弟要吃上商品粮,剩下两条路:当兵、招工。

我小的时候,村子里大家都很穷。其中有两三个小伙伴家庭条件相对稍稍好一点,是因为他爸是工人,在城里上班。我第一次吃面包,就是在一个他爸在城里做工人的小伙伴家里吃的,到现在我还觉得那天的面包是我到现在为止吃过的最好吃的面包。

多年以后聊起来,我爸说,如果不是他去当兵了,招工怎么会有他们这些人的份。谁又能想到,他前一年当兵刚走,几个月后就有工厂到村里招工,这几个叔叔们就做了工人。多年后,我爸退伍了,人家还在城里继续做领导阶级。

我爸很少谈他在部队的经历。我们家人知道他是不甘心。我见过他的退伍证,为了提干,他在部队呆了整整七年,可是退伍的时候仍是个小班长,“兵头将尾”。那个时候,普通士兵是可以提干的。他说错过了机会。第一次,要提他的时候,他觉得自己年龄有优势,把机会让给了别人;第二次,在提干的时间段,我奶奶写信说生病了、想他,要他回来探亲,等他回到部队,已经错过时间了。第三次,七一三事件爆发,部队进入紧急状态,所有日常事项都停止了。接下来,他的年龄就错过了,再没有机会了。然后他就只得退伍回家,继续修理地球。

我爸说,从那以后,他就知道,命运把他放在了农民的位子上,他没有选择,只有踏踏实实地做农民。

贾平凹在他的小说《高兴》中,他的小伙伴高兴有一段关于命运的精彩论述。高兴对贾平凹说:我们就是两块一样的瓷砖,命运把你贴在了客厅,把我贴在了厕所。

对于我爸以及和他有相似经历的战友来说,那些在他们看来各方面比他们差很多的战友,因为一些偶然的因素,提干后留在了部队,步步高升,或者在高位退伍,或者成了转业干部,退休后领着让人羡慕的退休金。而他们,只能拿着二三百块的养老金。

对于那些同样是转业干部的,有的进了政府机关,有的进入企业,退休金能相差好几倍。

对于那些同样是当兵的,因为某一年的招兵部队的不同,有的成了“两弹部队”的一员,有的却只能在普通部队,前者拿到的养老金是后者的十倍。

对于同一个村里被招工的青年,有的运气好,进了好企业,最后成了吃商品粮的工人;有的运气差,一年半载工程做完了,人就得回来继续做农民。

这一切,都是命运的“安排”!

大家都知道历史上有一个很有名的无神论者范缜,他写了一本《神灭论》。范缜所处的年代是南朝的后梁。范缜和后梁的竟陵王萧子良谈论佛经。萧子良问范缜:“如果没有因果,人世间为什么会有差别呢?”

范缜回答说:“人的命运就像同一棵树上的叶子和花朵,风一吹,它们就会飘落到地上,有的呢会穿过门帘落到室内的座垫上,有的呢会越过墙外篱笆落到墙角的粪坑中。落到松软的坐垫上的那朵花,就是王爷您;落到粪坑中的那片叶子,就是在下我。前者的尊贵和后者的卑贱,只是因为风向的不同。因果报应又在哪里呢?”

在范缜看来,命运,就是那一阵风。在我看来,这阵风,就是天气。命运,就是“天气”一样的东西。天气变幻莫测,不可捉摸,命运也是。

对我爸和他的同龄人来说,这个不可捉摸的、被称为“命运”的东西,其实不是真正的天气,而是一个叫做政策的东西。这个东西,是遥远的某个地方某一批人决定的。我爸他们的命运,他们做不了主。所以,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他们的命运,只能寄希望于“天气”的突然转晴。对于“天气”之下的我们,除了带好雨伞,还有没有别的选择?

人类社会是否真正能够通过深思熟虑和自由选择来建立一个良好的政府,还是他们永远注定要靠机遇和强力来决定他们的政治组织。

这句话出现在《联邦党人文集》第一篇,是华盛顿将军的副官、美国第一任财政部长汉密尔顿写的。

在新的一年,我们能否一点点改变“天气”。或者,逐渐改变自己身边的“小气候”?而不再听任机遇和强力的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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