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住在临安。此临安以前叫临安县，现在叫临安区。此临安不是历史上有名的“临安”府，尽管二者比邻。府县同名，很多地方都存在这种情况。事实上，临安作为县名，历史久远，可追溯到西晋时期。
当年康王赵构“泥马渡江”，仓皇南逃，到了杭州“临时安定”下来。但不久后就“直把杭州做汴州”，“临安”也就变成了“永驻”！但凡到过江南的人，多少都能理解南宋君臣的“不思进取”，这块地方真有如同古人所描述的“魔力”：“鸢飞戾天者，望峰息心；经纶世务者，窥谷忘反。”心安处即吾乡。用现代人的话说，江南，到处都是可以“择一城终老”的地方。我到临安十多年了，这个吴越小城不仅俘获了我的身体，也日益进入我的精神世界。在这里，总的来说，我的心灵被烫得平整服贴、舒舒服服。但也有例外。其中之一就是我所在的小区的物业服务不如人意。平心而论，物业服务的不到位的主要原因，一个是物业公司的能力欠缺，另一方面业主的个人素质参差不齐。在当下中国，还存在一个原因：街道和社区的管理混乱。换句话说，除了服务提供者和被服务对象之外，还有一个监管者的问题。如果套用契约术语，这里不只是甲方和乙方的问题，而是一个甲方、乙方和丙方的问题，并且丙方更加强势。物业服务事项很多，我不一一讨论。就举一个垃圾分类回收的例子。去年后半年，小区入口处，有家公司搞了几场活动，宣传垃圾分类回收，还在现场专门演示回收，并奖励积分，积分可用来在其合作商家买东西。我某次还特意把旧衣服等送过去，在他们的小程序上换了积分。接着小区里搭起来几间垃圾房。说实话，我对这种模式很有好感，政府和商家合作，商家用积分激励业主进行垃圾分类回收。政府购买服务，商家追求利润，居民有参与动力，我看好这个。事实上，当时余杭等地也已经有了此种垃圾分类回收的市场化运作，我们的学生还去调研过，大家都认为此种模式不错。当然，有浙大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发文说：在垃圾分类上，宣传比物质刺激更有效。人家是专业研究，我不敢说这个结论不靠谱，我只能说，常识告诉我，经济激励更重要。但是，这个公司在我们小区一直没运作起来，我很疑虑：难道又是讲故事骗政府补贴吗？直到现在，我都没看到这个公司来过小区进行垃圾回收，线上的服务也一直没有开通。
然后到了今年大概四月份，临安的新冠疫情稍微好转一些，社区贴了个通知，说街道通知垃圾要定时定点投放，都要放到去年搭的垃圾房里。这个垃圾房，实际上就是按照垃圾分类标准，开了几个投放孔，孔下面呢，放着原来的垃圾桶。也就是说，把原来每栋楼下面的垃圾桶转移到了垃圾房里，在分类上没有什么变化，只是大幅度缩减了垃圾桶。这种大幅缩减垃圾桶，物业公司当然高兴，可是过于突然，居民一下子适应不了，虽然没有垃圾桶了，但大家仍然原地投放。社区拿钱请人专门处理和引导。即使这样，由于垃圾房规划不合理，民众习惯难以改变，过了一段时间，被收走的垃圾桶又出现在原来的地方，一切又恢复了原样。这种境况不禁让我想起“黄宗羲定律”：为了减少垃圾桶，集中建起了垃圾房；可一段时间后，垃圾桶又回去了，且额外增加了垃圾房。而且，在这个“改革”过程，花费的经济成本，算谁的？
从这两个故事中，我发现在垃圾回收处理这个问题上，要么政府出钱搞，要么政府服务外包，让企业来做。街道出钱，社区来做，结果是不计成本，只算政治账，不关心效果；交给企业做呢，不少企业把精力放在骗政府补贴上，尽可能去降低成本，而不是真正推动环保和减少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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