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平：在谈论你们作为具体某一文本的写作者和署名者的“诗人”之前，我有一点好奇，日常生活的“人”和“诗人”是如何相处的？他们是共生的，还是分裂的？因为在我的理解中，真正的诗人是隐秘的，他们掌管着世界的命名，就像季节、河流命名大地。“诗人”隐身于“人”，甚至隐而不彰，一个日常生活的“人”庇护、养育着自然而然生长的“诗人”。
余真：我仅仅是我而已。而写诗不过是我之于自己偶发性的歧义，就像我是陈西路的路人，但不会一直是在它的路上，而我在路上就必须途经，我写诗只是我偶遇了她，并有了偶然的爱意。我从未和她相处，她是无存的，因为她就是我的内心，她就是我看世界的眼神。
孙秋臣：我现在最多的时间就是和自己相处，所以我认为与“诗人”这个关系是共生的吧。举一个例子，我的父母到现在还会担忧我拿着一个东西，比如碗盘，会摔掉。就是在他们的眼中，我的生活能力很差。就是差到只能有一种性格，也是乡里乡亲常说的拿笔的文人的一种性格。我对世界的确会有自己的命名，但是很有可能是粗糙的，我觉得在命名自然里的一些东西时，可能除了要有很好的观察力和理解力，也应该具备一些真正的知识。
康雪：共生还是分裂？大学时班里有几个男同学总是叫我“诗人”，语气中更多的是玩笑甚至戏谑。在他们眼里，诗人不是神秘的，而是神经的。日常生活中，我其实从未和身边的人谈过诗歌，我自己的诗也不愿意让他们看到。我也从未把自己看做一名诗人，在我心里，“诗人”这个身份不仅需要诗歌去成就，还需要时间的成全。
周欣祺：我从未把自己当作是诗人，甚至都不能算一个合格的诗歌写作者。写诗实在是一个绝望的动作，我理解中真正的诗人身上应该存在着强力与美的斗争。而我只是一个虚弱的人，大多数时候不得不寻求某种贫乏来安放自身。
何平：在每天的日常生活中，你们有那种诗降临的时刻吗？对你们而言，这是怎样的体验？它是直接通过词、句和段落组成文本的“诗”；还是，就是一种稍纵即逝的感觉，诗的降临和生成的文本相比是一种损耗，或者增殖？
余真：诗就是诗，是她本身，她一直存在，站在原地，从未变动。她是你脚底的一堆落叶，是你肩上的一块雪地，没有人能干扰落叶的降临，没有人打扰雪地的小憩，她发生在你的眼帘，你的身上，甚至你疲倦的指缝。她从来都在等你回顾她的那一眼。
孙秋臣：这两年来，诗的降临较少了。但在两年前，的确会有诗降临的时刻。这种体验，就像是信手拈来，是一口气可以做成的事情。当诗歌的能力减弱时，我会觉得自己气息不足。诗大多时候，是一种感觉。但有时也来自你阅读的文本的一个知识。但诗的降临，总归是一回事。有时是附加于你，有时是游离于你，但是距离都很近。诗的降临，以及落笔成为文本，我觉得一定是一种增殖，确切地说，会是一种附体。没有诗意的时候，我写不出那样的诗来。
康雪：诗的降临当然是有的。它曾具化成挑着一担花的女人、一片叶子上的虫洞、晃动的树影、陌生人的羞涩……它一定触动了我，以柔软、善意或者仅仅只是一种稍纵即逝的喜悦。文本的诗是对这种降临的呈现，但往往因为修辞而损耗了它的天然。但有时也正是文本，给了读者更多的东西，所以这也算一种增殖？
周欣祺：我很同意“降临”这种说法。诗不是找来、发现来的，对我来说，是突然被某种无法理解的事物或情绪浸染，是对此前经验的一次振荡。它一定是稍纵即逝的，但是为了理解那种神秘的降临（这一点上我很同意科塔萨尔说的“写作作为驱魔”），我只能依赖想象、逻辑和技艺去靠近、去归纳，这个过程势必是一种损耗。但因为语言本身有着隐秘的秩序，词语的随机组合也会产生意料之外的魔力，所以有时也可能从损耗走向增殖。
但诗的降临毕竟是很少有、很少有的时刻。我觉得无论是写作者还是读者，都应该谨慎区分包装过的灵光一现与自然袒露的光的临照。
何平：在你们的写作经历中，你们是什么时候意识到你写的是“诗”？你是如何确立辨别诗与非诗的尺度？
余真：其实我从未有过这样的意识，我是混沌的，不管是对谁的文本，我都没有诗或不诗的看法。个人的宏观的创作观念对文本并不能起什么作用，谁不是抱着写好的心在进行呢？我们能够做的，也仅仅是对写这个行为的坚守，和反复审视而已。而所谓“意识到”，于自身而言就有很强的欺骗性。既然是“意识到”，那么我们所谓的意识就已经产生，偏见性的论据也就已经产生。进行着对自己首肯的写作是无聊的，我更愿意怀疑自己——这样写得不行，那我能展开相反性的追逐，而相反性被我怀疑以后，我又不得不回到此地，这样的往复，让我能一直保持对远处的期待。
孙秋臣：我在读书的时候，从高中到大学，其实都还处于对诗的模仿，直到我写出了一股自认为连我读过的诗人都无法夺走的气息时，我会觉得我拥有诗了。从那个基础上，我才敢说我写的是“诗”。我2017年，写了很多诗，比每天一首都多。后来我从这400首诗中，甄别较好的，自己居然留下了100首之多，也就是留用的比例是4:1，我做这个选择的尺度就是：有节奏，有巧思。但是让我很遗憾的是，这100首都是很短的诗。所以仍然说明了一个问题，气息不足。
康雪：最初对诗的认识很狭隘，诗就是一行一行的嘛，很抒情，看起来很美。所以最开始以为自己写的是诗时其实也只是一种形式上的模仿。事实上，我现在仍然无法确定自己写的是否是诗，什么是诗？但我一直固执地认为，真正的诗歌、好的诗歌，看起来不一定至美，但本源和归根都是至真或者至善的。
周欣祺：这个尺度其实与诗无关，与诚实有关。我觉得诗应该是必要的写作，“不得不”的写作。写下的是诗不是诗，我相信写作者都是有感觉的。对我来说，诗是用比喻的方式说真话。一切用力过度的、乞求关注的、精明算计的，我都不认为是诗。
何平：你们读同时代人的诗歌吗？你们会自觉地和他们建立关联性，甚至妥协，还是我行我素地写自己以为的诗？
余真：会读，但读得不够，可能是因为懒惰吧。但我认为应该还是多读，即便许多道理走一段路程也能领会，但他人直接转交给你，还是要便捷得多。有限的时间，不能总是浪费在摸着石头过河上。
孙秋臣：我会读同时代的诗人的诗歌，我有几个心目中的诗歌偶像，不过并不是同时代或者国内的诗人。比如，我会跟狄金森建立一些联系，这种联系，就像她驯服了我，而我爱她。但是我对诗的写作从不妥协。我对诗很公平，相信诗也会很公平地对我。
康雪：会读，但读得少。老实说，我通常是有点我行我素地写自己以为的诗。
周欣祺：我读诗很少，读同时代人的更少，不过还是会在不同地方有意无意关注到。我觉得不存在写作者之间的关联性，大家都是独立的个体，有各自的命运。写作是个人的事。
何平：去年我集中阅读了许多青年诗人的诗，我的感觉是现在青年诗人普遍的“文学知识过剩”，以至于写作变成知识的搬运和转译，你们是如何处理“文学知识”的？或者，也许你们并没有意识到知识的压力。
余真：“文学知识”这种东西我实在是没有的。虽然现在在补救中。即便在自相矛盾的补救中，我还是认为世界作为“文学知识”的取材地，我们直接在原材料上下手，跟在成品上下手，并没有太大的分别。当然，显而易见的，原材料跟成品之间，存在时间性、空间性、材质性等等的差别。而学识，能让我们直接找到人和物他们的某些烙印。
知识的吸引力有时候反而会导致智性上的惰性，在生命经验匮乏的情况下，理念和对象很多时候是脱节的，如果写作变成了某种关键词组合游戏，或是惯性的风格练习，注定是空洞的。用脑和用心，是强度全然不同的两种生命活动。
孙秋臣：我读诗有怪癖，就是没有节奏的诗，我极少认同，就算被人们公认为好诗人。因为我是一个读书很快却记不住很多内容的人，但是我读到好的内容，会很快地转为自己的诗，用自己的语言来表达。我目前没有知识的压力。我比较相信对知识看过即忘对写诗是有好处的。
康雪：我必须尴尬地承认，我倒是羡慕这种“文学知识过剩”。因为我读的书真的真的太少了。生活阅历和文学阅历都十分贫瘠的我，写作必然存在很大的问题，比如只是一味地消耗灵感、重复自己。所以我现在确实没有意识到知识的压力，相反，我觉得贫瘠更可怕。
周欣祺：你说的这种“知识的压力”，我很有体会。这也是我过去两年几乎完全不写的原因。我的写作也是从模仿开始，至今仍无法摆脱某些文学常识、流派或是所谓后现代时髦风向的影响，也让我很困扰。很多时候发现，要找到一个完全属于自己的词语和修辞，几乎是不可能的，真的会很沮丧。
何平：在你们的理解中，人、诗和世界究竟是一种怎样的关系？
余真：作为人，疑惑地凝望，这个我搞不清楚的世界。
孙秋臣：我只能说一说我自己，我与诗、与世界的关系，就是一种来来往往的关系。比如，我等待灵感降临，那就是诗歌来临的时候；我闭门不出，不懂得与人周旋，世界就是不与我来往的关系。就是非常简单的关系。我并不认为世界复杂。
康雪：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这三者都可大可小，可相互成就或者创造。
周欣祺：这个问题好大，不知道从哪里回答比较好。如果当作人树房那种心理测试来设想的话，我希望人是诗和世界之间的一面透镜。创造真的是很艰难、很艰难的小概率事件，其实如果能够如实观照、如实呈现，就已经很好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