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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6年恩师、师母抱着小孙子与我合影于家中） 四、高洁人格 惠我良多 最后再来说说师母对我本人的恩泽和人格精神的重要影响。 师母说过，幼年时对她影响最大的是两个人，一个是她的祖父，另一位则是她的母亲。如果说爷爷对她更多是在知识启蒙方面的话，那么母亲对她最大的影响是做人的品格资质培养。而这一点，也正是师母对我本人最大的影响所在。 老师去世后并没有影响和减少我和师母之间的亲情和友谊，而是一如既往。八十年代、九十年代的时候，京津之间的火车至少还需要两三个小时，所以那时去北京出差办事很难当天往返。而我从八十年代成为老师学生那天开始，去北京无论是公务还是私事，老师家是我唯一的落脚点。老师去世后依然如此。那个时候也没有电脑和手机，连电话也没有。写信几乎是唯一的联系方式。每当我要去北京之前，我们必然要有一个通信联系过程，其中一个重要内容就是他们二老给我布置采购任务。因为二老均在天津工作生活过，对天津有很深厚的感情，对天津的很多食品也是情有独钟。所以我每次去北京之前，都要按二老的要求去采购。其中有几种食品几乎是每次必带的保留节目，一是天津著名西餐厅起士林的点心，二老最喜欢的是马蹄酥和布丁。二是天津的油酥烧饼。当年他们在天津时候吃的小店早已找不到，但一次偶然机会，我陪老师去天津南市食品街，竟然发现一家老字号的烧饼店。老师买回去之后师母大加赞赏，于是这家的烧饼也成为每次必带的食品。除此之外，还有些随季的食品，像冬季师母喜欢吃天津的萝卜，又甜又脆（师母虽然浑身是病，但牙齿却是出奇地好，就喜欢吃脆的硬的食品）。我每次寒暑假从大连回来，一定要带来孝敬师母的是大连的国光苹果。老师则偶尔来点劝业场旁的“曹记驴肉”。但从一开始老师和师母立下的规矩就是，我的任务仅限于买，拿到北京他们必定按花销“实报实销”。 除了捎去这些天津食品，我去老师家还有一个不定期节目就是根据时间情况包饺子。我和先生及师母的关系如同亲人一般，每次去北京都吃住在先生家里。师母拿我像自己的儿子一样。我也就不把自己当外人，也像家人一样孝顺师母。当我知道师母喜欢吃水饺之后，心里暗喜，就向师母表示要给师母包饺子吃。师母非常高兴，就准备好了材料，让我表演起来。在师母的老姐姐大姨的帮助下，我从和面，到和馅儿，再到包，全部拿下。先生师母吃得赞不绝口，我心里别提多高兴了！ 老师生前养成的这个给他们捎东西的习惯在老师去世后师母仍然保留继续。老师逝世后，我去北京看师母，师母除了嘱咐我从天津带些她喜欢吃的食品外，有时还特地嘱咐我，让我白天去办事，她和大姨把饺子面、馅准备好，晚上我回家的时候我们一起包饺子吃。当然，这时候的饺子，已经不是一种技艺的展示，而是我和师母以及全家深厚感情的结晶了。 老师生前我去老师家的时候，因为学业等原因，我主要和老师一起说话，师母只是偶然接过话题说几句，很少有长谈的时间。老师去世之后，我和师母有了大量交流时间。我每次去老师家，晚饭之后，大约七八点，一直到夜半时分，都是师母和我畅谈的大段时间。我对师母的很多情况信息都是那些时光里从师母嘴里得知的。除了前面那些内容外，我感觉对我影响最大的是师母从她母亲那里遗传的性格和人格基因。 师母不止一次地和我说过，小时候她母亲对她说过很多话，但她记得最清楚，最深刻的只有一句话——“做人要手心朝下，不要手心朝上”！“手心朝上”意为有求于人，“手心朝下”意为有恩于人。这句话也可以作为师母一生的形象写照。她一生经历过那么多艰苦岁月，但从来没有为一点“嗟来之食”有求于谁。很多去过老师家的人难以想象，像老师这么成就卓著的大学者，竟然住在那么狭窄的小旧屋。而退休之后，没有单位办公条件的老师，只能在两间旧屋之间搭起一个仅有二点七平米的窄小卧房兼书房。老师不但没有怨气戾气，相反以乐观态度将其命名为“二密栖”，并且自书《舟室铭》以书其志。师母也是如此。她曾亲口对我说，我小时候什么好房子，大房子没住过？现在这些楼房在我眼里不过是些火柴盒，你让我为了几间火柴盒去低三下四求人，我做不来！ “要手心朝下，不要手心朝上”这句话几乎影响了我的后半生。我从师母这句话中体悟到的是一种做人的尊严和自信，也是在人生道路上以自强态度去面对一切的勇气和动力。在我遇到任何棘手和难处问题的时候，是师母这句话给了我自信的底气和力量。很多情况下，只要自己心里有那份尊严和自强，无论多大的艰苦困难总是能被克服过去的。 师母还有一段话让我终生受用，她把毛泽东“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与地奋斗，其乐无穷，与人奋斗，其乐无穷”这三句名言作为自己处理社会人际关系的一条重要准则。很多不了解情况的人无论是对这个格言的来源，还是对这句格言的内容，都往往会有不解或者误解，以为师母是个好斗分子，主张好斗，不能与人为善。其实，大家闺秀出身的师母既有最好的家教，也在中国最好的大学时代受过最好的大学教育，自然懂得什么是起码的人际交往礼节和原则。她之所以强调这三句话，是因为那是在她所经历的社会环境险恶，人际关系紧张的恶劣年代，在艰苦漫长的人生阅历中总结出来的重要自我保护措施而已。它的真实内涵应该是：我不会去主动挑事，但绝不能因此而怕事。只要我有理并受到挑衅欺压，就要义无反顾地予以反击。在这方面，师母的性格甚至和老师有些不同。老师的仁慈善良，学界有口皆碑，但也往往有人利用老师的善良来达到某些不良目的。每当发生这种情况，老师往往以“张公百忍”的态度去化解，但师母只要知道有这种事情发生，总要想法去弄个水落石出，还事情本来面目。这就是我那清清白白的师母！ 回想起来，老师在世时我更多的是从他那里得到学问和学术的教诲，而当老师去世后，我更多的是从师母那里得到许许多多做人的道理。因此，从老师1988年去世到1995年师母谢世，我一如既往地每年几次去北京看望师母。这种情况我本人一直觉得是理所当然的，但在外人看来这竟然成为一直受人赞赏的情操。八十年代中期，老师在世时，由南开中文系校友，也是恩师到南开做兼职教授的引荐人黄克先生牵头主持，搞过一套中国历代各种文体的流派源流演变丛书。其中小说流派演变一册由中华书局程毅中先生担纲主编。该书中“志怪小说流派演变”和“志人小说流派演变”两章分别由老师和我来撰写。书稿完成之后，由于出版方面的原因，老师生前未能面世。大约1993年，老师去世之后五年，在程毅中先生奔走周旋下，该书终于出版。出版之后，程毅中先生亲自把样书送到师母在府右街商务印书馆家属楼新居，顺便看望师母。在与师母的交谈中，程先生得知老师去世后的几年，我一直没有中断和师母的联系，一如既往去看师母。事后程先生在给我的信中对此大加赞赏，将其称为“古风犹存”。其实这在我看来，这是做人再普通，再应该不过的起码要义罢了（老师师母对我恩重如山，我岂能做人走茶凉的事情！）。 记得我最后一次去看望师母，是1995年暑假。我从1995年三月开始去韩国高丽大学任教，为时一年。暑假期间回国探亲时，我带了从韩国给师母买的点心礼物，专程去北京看望师母。师母看到我能出国讲学，非常高兴，又是陪我聊了大半夜。当时没有想到这竟然是我和师母的最后一次诀别。这次我已经发现师母的精神状况不如从前。果然，等我1995年年底结束韩国的讲学工作回到国内时，就收到师母已经阖然离世的消息。尽管我有思想准备，也知道这一天早晚要来，但想到十多年来老师和师母对我的种种恩泽，想起师母对我谆谆教诲和无私分享的那些日日夜夜，心底那种至亲离世般的种种悲痛，根本就是难以遏止的。因为在我心里，师母这位冰心玉洁的世间奇女子，是旷世难寻的！ 老师，师母，您在那边过得好吗？又在一起唱戏、玩扇子了吗？又在诵读李清照《金石录后序》了吗？您知道这些年我有多想您吗？我今年已经到了退休年龄，等我到了离开人世那一天，我要过去找您团聚，再给您包饺子吃，好吗？ （全文完，感谢垂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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