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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陀山的交通工具“轿舆” 庄和刚 我国著名作家巴金(1904-2005)，1933年曾偕母游普陀山，在山上住了六天，撰写了《在普陀》和《游了佛国》两篇文章。其中描述当时普陀山轿夫的境况：“码头旁边有一座小庙，这庙很小,常常有轿夫来搅扰。一个看庙的和尚在殿里洗刷锡器，他就向我们絮絮地抱怨他的单调的生活，我们正在谈话间，外面又有轿夫在打门了。等一会闹得厉害时，那和尚就提了一根木棒出去。”
从1930年拍摄的普陀山老照片看，普陀山海岸牌坊和回澜亭前，两排竹竿绑的竹椅轿依次排开，这就是当时山上的主要交通工具——竹竿轿舆。 轿子又叫“肩舆”或“轿舆”，是我国古代传统的交通工具，主要靠人抬，因抬轿需用肩，所以称为“肩舆”，也就是一种“肩行之车”。普陀山的轿子，是用滑溜溜的竹竿绑扎的运载工具，轿夫一般都是以出卖体力为生，属于苦工类，甚至叫“苦力”、或下力人。有人曾写过一首打油诗描述他们的境况： 身无长物凭力气，靠山吃山谋生计。 只要来者有雅兴，滑竿背架随处取。 来去匆匆气喘急，抬举游人上云梯。 眼前风景寻常看，山色难填肚肠饥。 普陀山的轿子分寺院轿乘和外来轿乘两种。寺院轿乘主要供本寺香客出香用,香客、游人用轿付费。一般明、清官员到山，多以轿代步，轿夫为寺院所雇用。雍正间所建筑的前寺御碑亭右石柱刻“文武百官到此下轿下马”10字，其中就有官员到此下轿之说。据《西藏九世班禅礼普陀记》：民国十四年（1925）５月，西藏九世班禅活佛来山礼佛，有“舟舆夫役之预备，肩舆：四人大轿一乘，藤轿二百乘。夫役：精壮轿夫四名（抬班禅），挑夫一百二十名。” 民国初年一批黄岩、临海、温岭、乐清等地轿夫上山从事轿夫行业。普陀山的轿子、“肩舆”，二十世纪30年代最盛。据1933年定海县公安局第四分局在普陀山办理轿务登记统计，全山有轿舆约1000乘，轿夫2000人。据1934年７月１８日《定海舟报》载：“每班沪甬新江天、宁兴普安轮到普陀，香客及游客二千余人。此间，台州、温州两地的轿夫又接踵而至，人数在二三千名以上”，经当局限额，春季轿子600乘，夏季轿子1000乘。 古时轿分为官轿和民轿两种，古代官衙里当轿夫，有许多禁忌。如行轿时不能大声说话，上肩走轿、停轿全听轿头指挥，上坡下坡时要拍轿杠，落轿后前面的轿夫要闪开。轿夫还要忌口，不能吃大蒜、生葱和韭菜等有异味的东西，以防当官的闻到。但普陀山的轿夫属于民轿，轿夫大多是当地山民及温州、台州的轿夫，没有更多的讲究，常常出现争客打闹现象，正如巴金文章描写到的一样。而且当年轿夫生活艰幸，也经常提出半途加价，便与香游客产生纠纷。据《班禅东来记》载:当年香客登岸,码头自有竹轿迎候,即以竹椅为舆,上加盖,2人肩之。舆夫轿银皆有定例,大约每人每天3角,2人一副6角,竹轿租金另付。轿夫与香游客一旦发生纠纷，主要还是靠前后寺客堂知客僧出面调解处理的。 为维护山上治安，民国元年（1911年）建立了普陀山派出所，1922年改为普陀山公安分局。1922年1月定海县知事陶镛发布《普陀香客须知》，其中规定“篼子轿夫挑夫等新定规则，取保给照，方准营业，并给符号，佩带衣襟，以资识别。如无符号者，可不雇用，以防疏失。”“ 轿金、担力、酒资，分段限定数目，开列清单，由警所盖印，公布周知，矫从前需索之弊。” 随着轿夫数量的增多，加上各地工会组织的建立。据《舟山市工会志》：1927年以来，定海其他各业工会，正如雨后春笋，纷纷自谋组织。并为加薪运动，如咸货业店员、绸缎业店员、洋广货员等都向店主提出要求，开展罢工。1930年初，普陀山成立了普陀山轿夫公会，以协调轿务纠纷，维护轿夫利益。却于9月被当时的浙江省民政厅、建设厅勒令解散。1933年，定海县公安局第四分局到普陀山办理轿务登记，发给各庵自备轿舆黄色洋铁牌照，外来轿舆白色洋铁牌照。1934年12月，重新建立了普陀山轿夫业工会。1935年又设立轿夫管理处，还在前寺东茅草寮开办了轿夫补习夜校、轿夫俱乐部。志书记载：“民国二十五年（1936）七月，为了抗拒国民党政府派捐，普陀山百余名轿夫开展了抗捐罢工。” 抗日战争期间,轿子大量减少。舟山解放初期，仍有少量轿子。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轿舆被视为“四旧”而废弃。1982年7月,随普陀山对外开放和旅游业发展,再度盛行,多时达20余乘,皆由普陀山旅游服务公司轿子管理小组管理。1984年12月，舟山地委行署和市公安局出台了取缔抬轿业的政策。1986年,全山公路运营畅通，当年的轿舆已被各种大大小小的机动车取代了，普陀山的轿子结束了历史使命渐被废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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