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清明时节, 窗外桃红柳绿。海婴却成了一枚辛卯春天的落叶。我与海婴有过10多年的过从, 他给我的信有三四十封之多, 我们有过多部书稿的愉快合作, 点点滴滴的往事, 让我对他难以忘怀。 我认识海婴始于1996年。时我为供职的出版社策划选编了一本鲁迅、许广平的散文合集《爱的呐喊》, 函请他授权。他欣然同意, 表示接受“按国家规定支付稿酬”, 并提供了另一家出版社付酬方式和较低的付酬标准, 供我参考。该书出版以后, 本社除按合约支付许广平作品部分稿酬外, 另付了几帧照片的稿费, 象征性的而已。海婴在复信时特别提及“收到这部分 (指照片费) 使我十分感动, 因为多少年来, 不论在什么书籍上, 照片似乎已经在几十年前进入了‘流通领域’, 当然, 我也似乎‘清高’而不去追索。”还说了一番致谢的话。他的平和给我留下较深的印象, 绝对不像外界传说的如何“斤斤计较”。 次年春, 我进京拜访了他。我问许广平所著《遭难前后》一书解放后出版过没有。他说国内没有出过, 只是柯灵先生于1980年推荐给香港刘以鬯先生在香港文学研究社出了一次。当我了解到许广平的几部著作已多年未再版, 市场断货, 又思及许广平先生百年诞辰在即, 于是萌发欲编《许广平文集》的创意。海婴听了, 十分高兴。选题在社里顺利通过, 很快进入操作阶段。海婴在北京鲁博及鲁研界朋友的帮助下, 搜罗其母的遗作, 陆续将稿件寄来。事先说好合同条款由我初拟, 再与他相商。当时社里考虑为保护本社创意策划作品的权益, 提出本社委派一同志任副主编, 也写在合约上。海婴1月13日复信寄回合同, 没作实质性的修改, 只希望出版日期能提前半年, 作为许广平诞辰100周年纪念会礼品送给与会者。因书稿工程较大, 文稿搜集要完备也很琐碎, 出版日期却如此之短, 当时我只能答复:“争取如期”出版。他表示理解, 说他的话“只是代表家属的建议和希望而已”。最后一批文稿备齐, 海婴附信说“目前奉寄的各类稿子可以说是全部的99.999%”。我请他先编目、分类。他没有做, 说怕我们会为难, “我是有意不分类编目, 目的是使你们主动, 便于取舍”。这也是真话, 他的主导意见一定, 可能会左右我们既定的编辑方案。我把该书另一责编孙金荣先生拟就的编目奉上, 请他“指正”。他复信说“文集的分卷方法甚好。就这样编排好了, 替我谢谢孙先生”。但他将出版前言的第一段改了一下, 附言说“这是不作数的”, 由我们定夺。他既如此大度, 对他的意见, 我们也就实事求是地有取有舍。事后, 他未表示异议。我们相互间的沟通比较顺利, 双方都很满意。 因为这是由他主持为母亲出版的文集, 无论从哪个角度讲, 他都该写点纪念文字附于书中。经我之邀, 他答应写“后记”, 还有点调侃地说:“有些感情性质的话以及牢骚之类, 放在后面为宜”。一周后, 我收到海婴的“后记”。应该说, 海婴是好激动的, 也爱发点牢骚。他的“后记”原稿中有一段是写许广平去世后, 她本人及亲属受到的一些不公正待遇。读了这些“牢骚”, 我颇感为难。此前, 我已略知海婴有点执拗, 喜欢较真。我怕碰钉子, 但还是鼓足勇气给他写了一封长函, 大意说这是许广平先生的文集, 含纪念性质, “后记”中的“牢骚”话放在里面不大妥当, 如果照现在这样写法, 谅广平先生在九泉下心也难安。如实在有话要说, 可另写专文, 不一定非要放在这儿。大概我言词恳切, 或许他意识到我的话不无道理, 他来电话爽快地表示同意删去, 并说“我把大权交给你”。随之, 我便将自以为不妥的部分一刀砍去, 又将个别情感色彩偏激的措词做了润饰, 力求平实一些。 在《许广平文集》编选者署名时, 我们曾一度“纠缠”了一番。前文已说过, 最初与海婴签约时, 海婴“好打官司”的消息, 已见诸媒体。社长考虑该书是本社一手策划的, 为保证本社享有该书的专有出版权, 社里提出本社应有一位同志 (笔者) 充当副主编。后来在与海婴一年多的交往中, 看出他对我们出版社的权益十分尊重。例如在此期间, 他拒绝了另一家出版社重印《许广平回忆鲁迅》的要求, 以保证本社的文集能有正常的发行量。所以我与社长吴星飞商量, 还是单署海婴一人名为宜, 更显正宗。因此付印前, 我于1997年8月15日致函海婴说:“人与人之间, 应是相互尊重与爱护的, 真诚是最可贵的。”“我们原先的考虑 (署一副主编名) 似已没有必要。”9月1日海婴复长函:“关于先生副主编的具名, 我以为很合宜的, 这本文集没有先生创意、策划、奔波以及向社领导疏通, 是不可能问世的。这点, 我们家属铭记在心, 你的辛苦, 应当体现在文集上, 不应该当无名英雄。”又说如不署名“是不公的, 事实上, 我的主编是充数的……”紧接着, 9月5日又来信, 坚持他的意见:“关于署名, 请再一次和社领导解释一下, 这本文集, 工作是你做的, 我只为了某种咱们商议的原因, 因而堂皇地摆在那 (指便于宣传、发行) 。谁都知道, 这是吹不响的滥竽, 否则无地自容。若此, 新书发布等等活动, 我只好回避, 躲起来了。”我打电话对他说, 为感谢他的美意, 我接受他在“后记”中鸣谢我的话。他旋即又打来电话, 仍坚持要我署名。付印在即, 9月10日我再次坚辞, 并说明理由, 责任编辑栏内我已署了名, 这“本身就是对我这部书稿工作的肯定……关于署名问题的讨论, 我们就此画个句号”。并声明“书已付梓, 木已成舟”。事实上, 海婴也绝非如他自谦的那样是一种摆设。他为《许广平文集》的出版付出了大量的心血。搜集、复印资料, 大致分类, 为初次发表的大量历史函件中的人物和事件作注;征集老照片, 以及请雷洁琼、赵朴初先生题词等等, 而这些工作, 远非一个责编所能力及的。作为当事人的我是最清楚不过的。 如果说当初签约, 作为出版社一方还心存疑虑的话 (参与署名, 可制约其他署名者专权) , 那么在该书的运作过程中, 海婴在文稿处理上对出版社的尊重以及为维护本社权益拒绝他人重印《许广平回忆鲁迅》, 已充分表现了真诚合作的意愿。因此, 我们才主动提出放弃署名。 从出版社的角度来说, 在出版《许广平文集》的尽心尽力上, 也令周海婴深深感动。为使该书能赶在许广平百年诞辰纪念活动当口出版, 出版社督请承印厂加班加点, 于2月10日装订出第一批书。可是厂家在江苏淮阴, 交火车快运已来不及。偏偏此时天降大雪, 到处冰天雪地。出版社又出资请运输公司派专车, 日夜兼程终于在11日晚间平安抵京, 为次日首都各界纪念许广平大会献上了礼品。为此, 海婴说他“实在太感动了, 感动得要流泪了”。 这次出版社与海婴的合作十分愉快。我想, 这恐怕源于双方的相互支持和理解。“尊重是双行道”, 此言不谬。 1998年4月, 我社出版了长篇纪实小说《鲁迅》, 我给海婴寄了一本。海婴初阅后, 觉得文中对鲁迅逝世下葬时的在场人及当时他悲痛状的描写, 与事实“有点出入”, 便致函于我。我复印转交给作者。后来, 此信被媒体追踪到, 其中的部分内容被断章摘引, 海婴因而遭到了非议。对此海婴深感委屈, 后来他对我说:“我无意否定作者的大作, 只是感到有些不舒服罢了。” (指作品中那一段, 把他写得太不懂事了。) 对媒体, 海婴后来大概有些怕了, 再致信于我时, 特别叮嘱“请勿有任何举动”。这回他理智地以平和的态度, 淡化了这件事, 没再引起纠纷。 2001年在南通师范学院举行的一次关于鲁迅的研讨会上, 我们又相遇了。我大胆地与海婴探讨了鲁迅先生的为人为文, 包括鲁迅当年对陈西滢、梁实秋等人的批评。海婴很坦诚, 他说:“金无全赤, 人无完人。鲁迅也是可以批评的, 但必须读通他的作品, 研究他所处的社会背景和恶劣环境。他的文风不得不犀利, 语言不能不苛刻。”在谈到有人觉得鲁迅生性多疑、出语尖刻时, 他说那是有些现代人对鲁迅的误解。鲁迅一般针砭的是社会弊病而非具体个人。当然, 他不是圣人, 有时也会误伤人, 当他发现自己批评错了的时候, 也会自责。当年鲁迅曾写文章批评一位青年作家, 事后知道那人确实是精神失常, 便写专文更正、说明, 消除影响。海婴说, 评价鲁迅绝对不能脱离当时历史大环境, 不能用现代人的思维来要求他, 应采取历史的唯物主义态度。这一天海婴在接受南通电视台记者采访时, 笔者在侧, 亲耳听到他说:父亲早已过世, 他不能对死后的事负责。“文革”期间有人利用了父亲, 或者是父亲对某人某事一时说话欠当, 致使他当年的老朋友或亲属遭到一些伤害, 我非常理解、同情他们。(上述为大意) 在摄像机前, 海婴还微微欠身对因此而受到过伤害的人代表鲁迅表示歉意。这是我亲眼所见亲耳听到的。 我们相交的15年间, 音问从未间断。我觉得他是一位真诚、可信赖的朋友。他和蔼、平易, 从不摆名人之后的架子, 对我之请, 凡能做到的, 他都勉力而行。2001年南通之行就是受我代朋友之邀而去参加的。南通接待方缺乏经验, 发现有不周之处后, 向他表示歉意时, 海婴反宽慰对方, 说当年他也做过接待工作, 不容易办得十全十美, 出点问题, 可以也应当谅解。他的宽容与大度令接待方很感动。 海婴一辈子似乎都活在父亲的光环里。他戏言自己一辈子是“夹着尾巴做人”, 在他律和自律中生活。但他一辈子都在奋力传承鲁迅精神。晚年他与长子令飞在上海创立鲁迅文化发展中心, 通过演讲、出书、办展览、拍电视, 为弘扬、普及鲁迅文化不断地“呐喊”。2006年秋, 他偕令飞到南京请我在珠江路咸亨酒店吃饭, 席间我们又谈到合作出书的事。海婴提议可否出版一本名为《鲁迅的艺术世界》的书, 将鲁迅艺术方面的创作、设计和收藏集为一书。我向社长黄小初请示后获准。海婴十分高兴, 旋函请吴冠中、黄永玉、黄裳先生为该书写评介文字, 协调北京鲁博与上海鲁馆的馆藏资料, 费3年之功终于完成。他亲自出席上海的新书发布会, 并为读者签名。晚年的海婴除出版了回忆录《鲁迅与我七十年》, 摄影集《镜匣人间》外, 又组织出版了《鲁迅回忆录》 (手稿本) , 病中还关注《鲁迅大全集》的出版…… 海婴挺幽默, 每每通话他都憋着一口南京土话与我交谈。每年的贺卡都花样翻新, 自做一些富有童趣的小图案。因为我们相互比较熟悉了解, 说话也很随便。我曾私下问过海婴, 作为名人的后代, 你感到骄傲的和社会压力的两方面, 哪个更大一些。海婴的表现似乎很痛苦, 说:“苦比乐多。大家对名人后代期望值太高, 喜欢把他们装在一个固定的框子里, 在当代社会背景下, 框子里的生活多难受!” 晚年的海婴活得确实比较累。早些年为儿子周令飞的婚事, 累得喘不过气来, 后来又是“维权”论争, “官司败诉, 我的臭名也远播四海。” (海婴自语) 就累上加累了。人言可畏, 众口铄金。因时有微词入耳, 或多或少也影响了我。但论人必须持平。王元化先生在《鲁迅与我七十年》书序中说:“海婴为鲁迅版税继承权问题打官司, 有些人不能理解, 认为海婴不该这么做。我却不这么看。”因为“如果我们承认他也是一个公民, 也有合法的权利, 那么就应该依法办事了”。我想海婴的维权, 正表现了他不向流俗妥协、坚韧的抗争精神。 以上就是我所知道的海婴的点点滴滴, 写出来, 以展示他鲜为人知的一面。 来源：《江淮文史》2011年04期，作者张昌华（江苏文艺出版社原副总编辑, 著有《书香人和》、《走近大家》、《青瓷碎片》和《曾经风雅》等）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