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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维系家族的纽带 鲁迅去世后，上海组织了鲁迅治丧委员会。19日下午，鲁迅遗体移至万国殡仪馆，20日举行葬礼，21日下午3时入殓，22日下午鲁迅的灵柩被送到万国公墓安葬。鲁迅去世时，许广平38岁，爱子海婴才7岁。
1936年10月19日早上5点25分，鲁迅先生与世长辞，享年55岁。22日，鲁迅出殡，由胡风、巴金、黄源、鹿地亘、黎烈文、孟十还、靳以、张天翼、吴朗西、陈白尘、肖乾、聂绀弩、欧阳山、周文、曹白、萧军16人轮换抬棺，将鲁迅先生的灵柩抬至万国公墓。 22日，在北京的鲁迅家中，朱安身穿丧服，在南侧的房间里摆放着陶元庆所画的鲁迅画像，下面设了一个祭坛，供奉着鲁迅喜爱的文具、香烟、茶以及他喜欢的手工点心等，吊唁的客人纷至沓来。朱安心里对鲁迅一定有很多想法，然而，岁月已使她超越爱憎。她将鲁迅的死当作“心爱的丈夫”的死，据说前来吊唁者都被朱安深切的悲伤所感动。
陶元庆为鲁迅画的素描 鲁迅因与弟弟周作人不和而离开八道湾的宅子后，在砖塔胡同61号借住过9个月。在这里还住着鲁迅与朱安的同乡俞英厓的三个女儿，她们分别叫俞芬、俞芳、俞藻。鲁迅后来搬到阜成门西三条胡同后，与这三姐妹一家的交往仍然很亲密。朱安与三姐妹的关系亲密以后，有时会吐露心声。在俞芳的回忆中，朱安也曾有过自我意识的觉醒。有一次她对俞芳说：先生决定离开八道湾的时候，曾对我说是留在八道湾，还是回绍兴老家，如果回绍兴老家，就每月给我寄生活费。我想了想回答说：我不能住在八道湾，因为你搬出去后，婆婆迟早也要搬到你那儿去，你总不能就把我一个人留下来和你弟弟一家一起生活吧，而且弟媳是日本人，语言不通，交流不方便。我也不想回绍兴老家。即使你搬到砖塔胡同，也需要有人为你烧饭、缝补、洗衣服、打扫的，这些家务活我也能做，请你带我一起去。”
朱安与年轻女性在一起 虽然不知道朱安为什么会对当时才十二岁的俞芳说这些话，但也可以理解为是朱安委婉地表明了一个妻子的立场。朱安真正陷入绝望的深渊，是鲁迅从上海寄给母亲鲁瑞一张自己与许广平的合影，并告诉她两人已经生活在一起。鲁瑞把这张照片拿给朱安和俞芳看时，俞芳偷偷看了朱安一眼，觉得她并没有表现出深受打击的样子。当鲁瑞睡午觉不在身边时，俞芳向朱安提起此事，朱安回答说早就觉得会有这个结局。俞芳问：那你接下来怎么办？听到俞芳的话，朱安再也抑制不住激动的心情，用绝望的语气回答说：老师以前就很讨厌我，但是我觉得只要我尽心尽力，什么事都听从老师的安排，总有一天会顺利的。就像爬上围墙的蜗牛一样，虽然只能一点点缓慢地前进，但我相信总有一天会爬到围墙顶端。可是我已经不行了，我连爬上去的力气都没有了。无论怎么努力也无济于事。从今以后，我只能伺候婆婆一个人了。万一婆婆死了，他也不会让我流落街头的吧。俞芳后悔听了朱安发泄情绪的话，也没想到要安慰她，只是站在原地，于是，朱安就又对她说：我说了这些无聊的话，请不要告诉任何人。从俞芳的回忆片段中，我们可以感受到朱安内心深处的悲哀。
鲁迅与许广平、周海婴在一起 在这样的情况下，朱安不可能不怨恨夺走她丈夫的许广平，而支撑她的精神支柱，就是她是鲁迅的原配夫人。面对无可奈何的现实，她只能作为一个彻头彻尾的旧式女人来默默承受。鲁迅始终渴望建立新的社会、探索人类新的生活方式，作为鲁迅的妻子，朱安即使不识字，不受丈夫重视，也并不是完全没有接触新观念的机会。例如，在转塔胡同暂住期间，鲁迅曾教俞芳等三姐妹做体操。鲁迅不在家时，朱安也模仿三姐妹的动作，试图用缠足的、带有残疾的身体来学习体操。当时体操是事关民族与人类解放的现代教育的重要科目，不仅是在清末，即使在民国时期同样也是新观念的象征，具有难以想象的重大意义，特别女子体操更是与倡导新时代的风气有关。但此后朱安没有坚持下去，就像停止爬墙而跌落地面的蜗牛一样，把自己关在坚硬的躯壳里。她没有突破一个旧式女人的窠臼，如果只有依靠旧式的家庭观才能保住自己的生存之道与作为妻子的矜持，那么，继续做旧式女人应该也是朱安自己的选择。但不知她有没有意识到，作为一个旧时代的女人，她在追求新世界的丈夫心中就像一个无法治愈的病灶。不过，这或许也是朱安的爱的方式，她希望通过这种方式栖身在丈夫心中的一角。
朱安 另一方面，母亲鲁瑞也很苦恼，她向俞芳透露，自己决定的婚姻让儿子和儿媳很痛苦，但看着他们很痛苦，自己却又无能为力。也许她忍受与最爱的长子分居，就是为了弥补自己的过错。许广平是爱情的胜利者，但她知道鲁迅是不可能离开朱安的，因此，为了自己的爱情，她必须在生活方式上屈服于旧习俗，与鲁迅共同背负这沉重的“遗产”。就这样，鲁瑞、朱安、许广平三人以各自的方式坚持着对鲁迅的爱，并以此作为维系家庭的纽带。 二、战争时期的艰难生活 鲁迅去世后，许广平与上海的友人一起收集整理鲁迅的著作，为鲁迅全集的出版而奔走。因为需要办理出版手续，许广平第一次与朱安通了信。朱安于1937年7月2日回信。但她不会写字，信由别人代笔（见天津人民出版社《鲁迅研究资料》16）。
就在这封信写完的五天后，中日战争爆发。同年11月，日军发动大规模进攻，除英、法租界外，上海全部被日军占领。公共租界中，苏州河以北属于日军统治，而由英国统治的苏州河以南以及法租界，虽然周围被日军包围，但仍然悬挂着青天白日旗，可以自由地发行报纸与杂志。人们将这里称为“孤岛”，成为抵抗日本的根据地。 许广平与海婴在战争爆发前就从苏州河北侧的大陆新邨搬到了法租界霞飞路。随着战事的不断扩大，编纂鲁迅全集工作的难度也越来越大。到了1938年夏天，装订精美的20卷《鲁迅全集》终于出版发行。编辑者是“鲁迅先生纪念委员会”，出版社是“鲁迅全集出版社”。鲁迅去世后，鲁迅全集编委会的大部分成员在战争爆发后去了内陆，留在上海的成员，加入名为“复社”的地下出版组织。复社是“孤岛”时期中共领导的社团和出版机构，在党的领导下，该社以许广平为中心，绕过日军和汉奸傀儡组织的严密监视，克服种种苦难，终于使全集顺利出版。
许广平 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孤岛”被日军占领，许多知识分子被日本宪兵队绑架。12月15日，许广平也被拘捕，受到残酷拷问。日本人想打探有关“复社”的情报，但许广平忍受着残酷的刑罚，没有吐露一句被敌人利用的言辞。关于这断苦难的经历，许广平在她的回忆录《遇难前后》中有详细记载。许广平在拘留七十六天后被释放，之后又经常被汉奸傀儡政权叫去审问，并处于被监视状态。直到日本战败，许广平都不得不蛰居家中。她描述当时的心情说：我每天都像在被追捕，生不如死。鲁瑞与朱安所处的北平也在日本侵华战争全面爆发后被日本占领。老舍的小说《四世同堂》描写了日本占领下古都人们的艰难生活，她们两人的生活也不例外。 鲁迅去世后，鲁瑞、朱安的生活费全靠许广平汇寄。1938年冬季之前，许广平与鲁迅生前一样，每月寄100元。1939年春至1942年春的三年时间里，她委托朋友李霁野每月寄50元。但由于当时通货膨胀，物价上涨，鲁瑞与朱安无论怎样节约也无法维持生活，而许广平自己带着体弱多病的海婴，处境艰难，不可能再寄钱来，于是只好求助周作人。周作人留在日本人占领下的北京，1939年8月就任傀儡政权下的北京大学教授兼文学院院长，之后又出任相当于傀儡政权文部大臣的督办，但周作人要供养日本妻子羽太信子和三个孩子、从日本来京的信子的父母，还有最小的弟弟周建人的妻子（周作人夫人的妹妹羽太芳子）这样一个大家族，经济上也不富裕。这期间的情况，鲁瑞曾在1938年11月8日给许广平的书信中曾经说到过（见天津人民出版社《鲁迅研究资料》16）。
周作人与羽太信子合影
1938年12月5日，许广平写了回信（见天津人民出版社《鲁迅研究资料》16）。
1942年春天以后，许广平被日本宪兵队拘捕，汇款困难，给北京的生活费中断了。这以后直到1943年4月22日母亲鲁瑞去世，周作人承担了母亲和朱安的全部生活费。据说鲁瑞临终前留下一句话，周作人每个月给她15元零用钱，自己死后给朱安。鲁瑞去世后，周作人每月只寄给朱安15元钱（相当于汪伪政权联合储备银行发行的联银券150元），朱安的生活十分拮据，为此，她听从周作人的建议，决定卖掉鲁迅的藏书。周作人让北京图书馆编了藏书目录，打算委托来薰阁出售。
鲁瑞 1944年8月25日，《新中国报》对该事件进行了报道。8月31日，在上海读到这篇报道的许广平给朱安写了一封信（见天津人民出版社《鲁迅研究资料》16）。
朱安想要出售鲁迅藏书的消息想必鲁迅的好友、上海内山书店老板内山完造也早有耳闻。不知是否受许广平之托，他也写信给北京的朱安，让她想打消这个念头。这封信至今未见，但朱安于1944年9月23日的回信却耐人寻味。虽然这封信是代笔，但不仅让人看到了孤身一人的朱安悲惨的晚年，同时也表达了她对许广平的微妙感情。该信大意如下（参见北京鲁迅博物馆所藏手稿）：
不识字的朱安不得不请人代笔写信。鲁瑞死后，朱安经常由远亲阮绍先代笔写信，但也并没有固定的人。不过不管怎样，代笔者应该熟悉她情况的身边人。 写给内山完造的这封信应该是具有相当文学修养、同时也了解朱安内心的人所写的。尽管没有确凿证据，但这封信有可能是由周作人代写。理由之一是，朱安不可能知道鲁迅与上海的内山完造是好朋友，因此，写这封信时，应该与周作人商量过。鲁迅和周作人绝交后，鲁瑞和朱安还经常出入八道湾的周作人家；鲁迅去世后，她们不仅在经济上得到过帮助，有时还会去找他商量事情。出售鲁迅藏书主意应该与周作人有关，而此事的实行不能无视内山完造的存在，所以有必要从朱安的立场出发，详细说明出售鲁迅藏书的理由。周作人知道朱安的困境与对许广平的微妙感情，所以就代笔为朱安表达。理由之二是，这篇文章中涉及许广平的部分，如果不是对许广平没有好感就不会这样写。理由之三是，在朱安诉说自己困境的这封信中，过于强调周作人的帮助。
鲁迅与内山完造合影 为了使朱安打消出售鲁迅藏书的念头，许广平不仅写信给朱安，还请两位好友唐弢和刘启民前往北京。1944年10月上旬，两人前往北京，在北京逗留了大约十天，为防止鲁迅的藏书被出售而采取种种措施。为了说服朱安，两人首先去了位于西三条胡同的鲁迅家，朱安说：根据婆婆的遗言，每个月周作人都会给他一百五十元钱，唐弢说：这是不是太少了。朱安回答说：不，不是这个意思。鲁迅先生生前没从周作人那里拿过一分钱，我也不想从他那里得到一百五十元。所以没办法，只好卖书。
唐弢 与写给内山完造的回信对照，以上这些话更能传达出朱安每月向周作人要一百五十元零用钱的复杂感情。恐怕每次要钱朱安都会有觉得屈辱的感觉吧。朱安在给内山完造信中对周作人的赞扬与朱安见唐弢和刘启民时的说法相差很大，从这一点看，这封信也应该是由周作人或他身边的人代笔。 据唐弢回忆，他们在鲁迅年轻时的学生宋紫佩的陪同下前往朱安处拜访时，她正准备晚饭，桌子上只放了盛了像米汤那样的薄粥和几片萝卜干的碗。当唐弢说起上海的许广平转达的话的时候，她默默地听着，然后对宋紫佩说，你们一开口就说要保存鲁迅的遗物，我也是鲁迅的遗物，也要好好保存。朱安表达自己激动的情绪，这是第一次。也许可以说，这句百感交集的话与她发出的关于“蜗牛的感叹”一样，显示出一直是作为鲁迅的影子的朱安在时代激浪的冲击下，已经有了自主意识。 三、相濡以沫的深情 许广平为了使朱安打消出售藏书的念头而给朱安写信是在1944年8月31日，朱安给内山完造的回信是在9月23日，期间过了三个星期，但朱安的信中却没有收阅过许广平信的痕迹。其中原因或许有朱安虽然收到许广平的信却置之不理，或许是由于在战争年代中通信延迟，但不管怎样，这个时期朱安似乎对许广平抱有比较强烈的不信任感。 但是，当唐弢一行告诉朱安，许广平被日本宪兵队拘押入狱，出狱后也一直处于监视之下，处境艰难，再加上战争时期汇款困难等原因，许广平才中断寄钱的原委，朱安心情才平缓下来。朱安虽是个旧时代的女人，但总的来说还是通情达理的。 许广平在这以后也想尽一切办法继续给朱安寄生活费。朱安最初收到钱后，并没有直接写信给许广平，而是寄给海婴。这或许是朱安作为一个旧式女人的矜持。以下是朱安给海婴的两封信（见天津人民出版社《鲁迅研究资料》16）。
1945年，日本战败后的一个月左右，国民党军队占领北京，由于国民党的恶政，再加上周围被八路军包围，外来物资无法顺利进入北京，因此物价暴涨，民不聊生。山本市朗先生在《北京三十五年》这样描述当时的北京： 失业者、半失业者遍布大街小巷。为了得到生活的粮食，他们唯一能做的就是出卖自己身边的东西，用赚来的微薄的钱作为资本，在城里购买有限数量的物品，然后再转卖，成为中介人。从转卖到再转卖，北京变成了大大小小的中介人之城。剧烈的通货膨胀导致随身携带纸币的数量增加，实在是不方便。 在鲁迅的遗孀朱安那里，得知她穷困潦倒的情况后，包括蒋介石在内的国民党各种组织的人都给她送来了钱，也有人为了得到鲁迅的作品和资料送钱，但是朱安没有收下。1945年12月27日，她在写信给海婴说：我想我之生活费，即由汝处筹寄，虽感竭蹶，为顾念汝父名誉起见，故不敢随便接受莫不相关之团体机关赠送，若为汝父筹设图书馆等纪念事业，应该有整个计划，具体办法，方为合式，故宁自苦，不愿苟取，此与汝之将来前途，亦大有关系也……（见天津人民出版社《鲁迅研究资料》16） 1946年1月16日，许广平也给朱安写了一封信，对朱安的这种处事方式表示赞同，从那时起，两人的内心逐渐相通（见天津人民出版社《鲁迅研究资料》16）。
在这封信中，可以看出许广平不仅将鲁迅的文章和作品，而且将他与旧社会战斗的轨迹的一切、他的人生轨迹本身作为遗产来保护。朱安或许无法理解要把鲁迅的一生作为遗产传承下去的意义，但为了维护鲁迅的名誉，她也忍受着贫困。许广平觉得朱安令人同情，朱安也开始信任在困境中想尽一切办法不断寄生活费的许广平，并把她当成自己的依靠，可以说，鲁迅去世后，朱安与许广平以骨肉般的感情结合在一起。从她们的书信中，我们可以看到思想与教养完全不同的两位女性，以对鲁迅的爱为纽带，在动荡的人世间携手而行。 1947年6月29日，朱安结束了寂寞的一生，享年七十岁。之前预感到辞世的她在给许广平的信中留下遗言，交代了自己死后的装束、墓地、死后的供奉等。她死后，许广平委托朋友们尽可能实现朱安的遗愿，但是她要求“合葬在上海的鲁迅先生墓中”的愿望没有实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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