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鲁迅，一个在民国历史上不可不提的大文学家、思想家，他用笔呼唤了千千万万大众们的觉醒，但他却始终唤不醒一个人，那就是他的原配朱安。对于朱安的记载，历史上的资料少之又少，但是，所有人都知道，她是鲁迅包办婚姻中的妻子，不识大字的小脚女人。可是，真实的她到底是怎样的呢？她的一生都有哪些遭遇呢？ 嫁进周家，洞房花烛夜分外刺眼的大红“囍”字 和鲁迅结婚前，朱安也是朱家的掌上明珠，她虽然大字不识，但是也很聪颖、守礼、顾家。没上过学堂，这是大部分女子的真实状况，朱家不是大富大贵之家，但也还算小康，朱父朱母对女儿的婚事很是慎重，也比较挑剔，就是因为这样，已经年过20岁的朱安还未曾许下人家。这下，做父母的有些着急了，开始变得不那么挑三拣四，即便如此，他们也不愿女儿做别人的填房，这时，周家的少爷走进了他们的视线…… 不过，周家正遭受着多年来的大祸之灾，祖父周福清正囚禁于杭州的一所监狱里，前前后后已经被监禁了八年时间，周家人为了保他性命，不得不变卖家产，时间久了，一个大户之家被硬生生的拖垮。而周家少爷鲁迅（原名周树人）也已到了婚配之时，鲁老太太相中朱安，1899年，朱安与家道中落的周家少爷鲁迅订亲。尽管已是落魄之家，朱父朱母还是很乐意将女儿嫁过去。 在那个年代，订亲就相当于是周家人了，恪守礼法的朱安也早在那一刻把自己当成了周家人。 鲁迅和朱安，从1899年订亲一直到1906年农历六月初六才完婚，朱安整整等了鲁迅7年。这期间，鲁迅常年在外，接受着新式思想，他曾多次写信给家里，要未婚妻朱安放足、识字，只是，种种原因，这两条都未能做到。鲁迅是收到母亲的一通命令后，才回家来完婚的。 婚礼当中，28岁的朱安一双小脚穿着一双大鞋，不合脚的鞋子直掉。鲁迅对她既不识字，也不放足很是失望，在日本回来前写的信都白写了。 新婚之夜，很是沉默，连冷言冷语都没有，大红的“囍”字分外刺眼，第二天，鲁迅就搬到母亲的书房里。没有人知道，朱安是怎么熬过来的，到底是一边垂泪，还是一边接收着身边人这就是女人的命运之类的话，总之，一个“熬”字，陪伴了此后的一生，终究，还是未能熬出让周家少爷回心转意的那一天。 一个活“无声的暴力”下被抛弃在暗处的影子鲁迅在婚后第四天东渡日本，他们这几天的相处，像是默契好了似的，都惜字如金。为了避免不必要的接触，鲁迅换洗的衣物会放在篓子里，朱安看到后会支配佣人洗好，再叠好放回篓子，盖上白色新布，以示洗好。这种无声的冷漠贯穿了他们整个婚姻期间。 对于鲁迅而言，“朱安怕是母亲给我的一件礼物，我只能好好地供养它，爱情是我所不知道的”欲弃却不能，在他此后的文章中，不乏有类似于“无爱的人们”，“一切苦闷和绝望的挣扎的声音”的语言，这当中，也不难看出有朱安带来的痛苦。他不爱朱安是一定的，可是他又始终未曾忘记“朱安”们的不幸，所以，这让他更加苦闷。 而朱安又有什么错呢？她不过是一个旧时代普通悲剧人物，嫁到了新文化运动的领军人物鲁迅家，又受到公众高度的关注和批判。 如果当年不是嫁给鲁迅，而是嫁个一般男人，说不定她也会过上平淡又舒心的日子。 鲁迅和许广平结合后，他们有着共同反抗旧伦理的思想基础，与许广平的“同行”相比，朱安的“不同频道”，使她永远无法抵达鲁迅心上。当她常常明白这一点后，已经年近四十的朱安放弃了她那颗以蜗牛的速度也要去追赶上大先生的心。 朱安怅然的接受现实，从此，朱安全心的把心思放在照顾婆婆身上，有苦闷的事情，还可以找娘家人说一说。后来，朱安随婆婆一起从浙江老家搬到北京，曾被鲁迅委婉劝回到浙江一次，但是，最终，朱安没有回去。在北京，她几乎没有可以吐露心声的人，她只在心里想，要一辈子服侍婆婆，即使婆婆过世，她觉得按照鲁迅的为人，也是不会不管她的。 这些话，听起来让人十分沉重，在这个女人的思想里，是再也不可能从这段婚姻中走出去了。 朱安的精神寄托始终都围绕着周家人，先是鲁迅，后是婆婆，再就是鲁迅的儿子海婴1925年，朱安未曾生下一儿半女，先生这样待她，他们怎可能会有孩子呢。和婆婆一起生活的多年，在周家，也一直被护着。但是，随着时光流逝，这段没有任何波澜和交集的婚姻，长期和婆婆生活后，朱安自己也感觉到了被婆婆的嫌弃，她的内心愈来愈沉重。 1929年9月27日，海婴的出生给朱安带来了新的光亮，已经年近五十的她此生不可能再有自己的孩子了，而那个年代，没有孩子，被思想禁锢的传统妇人，会认为是自己的过错，抬不起头来生活的。海婴是鲁迅先生的儿子，自然也是她的儿子，她再也不用受无端加在她身上“罪名”了，像是可以得到赦免一样，所以，即使不是自己所生，她还是十分高兴。 朱安和鲁迅最后的十年，是通过一本“家用账”来维系的。朱安和婆婆生活在北京，鲁迅生活在上海，朱安每个月都能按时拿到鲁迅寄过来的生活费，因为这点，朱安感觉自己没有被彻底放弃。她认为自己没有看错人，大先生是会一直维护和保障她的生活的。 服侍婆婆38年，1943年送老归山时，朱安已经66岁了，而鲁迅先生早就于1936年过世。此后，朱安的生活费由周作人每月付150元，起初她还能维持起码的生活，但是，在日伪统治的八年，物价飞涨，她连布衣暖饱都成了一种奢求，生活日暮穷途，晚景凄凉。实在困顿时，她又欠下了4000元的债务，到了1945年物价以几十倍几千的幅度上涨，朱安的情况已经是更糟糕了。周作人也是知道的，他主动将生活费提高到200元，朱安是决不自己开口加钱的。 朱安也有自己的自尊，晚年，沦落到此地步，是她自己也不愿意的。以前，鲁迅向来都是那么慷慨、大度供养着她，此时，但凡自己可以有办法，她是宁可不要周作人的钱的。到毫无办法之时，她也有过卖掉鲁迅先生的藏书之念，所以，她托人写了一封信给唐弢，信中言词恳切，与其说是诉说自己的窘境与无奈，倒更像是一个悲怆呐喊的发声。 后来，她把海婴当作香火继承人一样看待，1946年，周作人被捕，他们在北京八道湾的房子是以周树人、周作人、朱安三人的名字，朱安担心房子会被抄没，决定将自己那一份转到海婴名下。 因为鲁迅的影响力，外界也知道了朱安的处境，所以会自发的施以援手，但是，朱安大多是坚决辞谢的，只有少数情况会接受。 晚年和许广平越走越近朱安和许广平，其实很少有往来。鲁老太太过世后，因为对鲁迅的遗孤海婴有所牵念，就给海婴写了信，之后很长时间，慢慢的和许广平联系起来。在两人的书信往来之中，朱安放下了对许广平的戒心，朱安是没有见过大世面的人，那时，来采访想知道鲁迅更多信息的人总是很多，造成了对她生活的困扰，她就写信给许广平，之后，她对许广平越来越依赖，有事都找她商量，她把海婴和许广平真的当成了自己唯一可以信任的亲人了。 同为女人，许广平对朱安很是理解，尽管她自己日子也难过，她仍然想方设法给她寄生活费，让她至少能保证基本的生活。 还有一个值得一说的事情，这两个思想迥异的女人，因为出于对鲁迅的爱，在那个动荡不堪的岁月里，还曾携起手来，一起保护着鲁迅的藏书，直到朱安逝世。 1947年，69岁的朱安年老体衰，她深觉自己时日不多，于是，给许广平去信，希望自己能与鲁迅合葬在上海的墓地，由许广平、周建人、海婴出面来料理她的后事。信中，她再次强调了“生为周家人，死为周家鬼”。 同年6月29日，朱安走完了她的一生。因为她陪伴了鲁老太太一生，许广平希望能在老太太坟旁购地，均未能如愿，在经宋琳、周丰一一等人商洽，最终，葬与西直门外保福寺。 朱安一生对鲁迅都没有苛责，一直以来，她都觉得鲁迅待她并不算坏，他们之间没有争吵，大家各有各的人生，她觉得自己应该体谅他。对于许广平，她也觉得她人极好，晚年在她自己那么困难，物价那样疯涨时，她一直维持着自己的生活，她是个好人…… 她觉得自己一生唯一的遗憾，就是没有亲眼见过海婴，她过世时，海婴还只是一个十多岁的孩子，朱安对于海婴的印象，全都来自于许广平寄过来的照片。 她寂寞的活着，又寂寞的死去。但她毕竟是鲁迅先生的遗孀，她的过世还是引起了当时媒体记者的关注。在他们对她细致的了解后，很是敬佩这位老人，因为她做了一件非常了不起的事情，就是任凭穷困怎么为难她，她总不忍卖掉鲁迅先生任何的遗物。 在风云动荡的世纪，朱安用她一双小脚跌跌撞撞地走完了一生，这位旧式女子，也曾发出过一声声痛苦的呐喊，只是，始终人们只将她当作了鲁迅的影子，存在亦卑微。 她的遭遇，不是生活在开放时代的人们轻言就能下结论的，她悲戚的一生有时代赋予的因素，也有成长环境给她的影响，又有传统封建思想深深的烙印，还有新式思想强加给她的尴尬…… 在一个特殊时期，人们在怀念鲁迅的时候完全无视她的存在，甚至有激进者平了她的坟地，嫌弃她是四旧。人人也都不想成为“朱安”，因为她思想保守、不识字、不能掌控自己的命运、活得卑微至极。可是，在那个变革的年代中，又有多少人能成为时代中那个清醒的佼佼者，大多时候，不过都是平凡中的一角。 完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