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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学”的内涵广泛，不仅包括篆刻技法、流派的研究，还包括印史和印论等诸多方面内容。朱天曙教授专选明清时期的印学进行研究，其核心内容包括解读印论、钩沉印史和聚焦印人三个方面。
周应愿《印说》是明代中期的一部关于印章的重要品评著作，也是中国古代印论史上最系统、最完整的一部经典印论。《周应愿〈印说〉研究》一文详细考订了周应愿的家世、生平和交游，同时对《印说》的名称、体例、著录、删本、钞本等相关内容进行探讨。此文最突出的贡献在于条分缕析地总结了《印说》的主要思想及来源，包括“品评论”“一体论”“创作论”“刀法论”，填补了以往单篇印论研究的空白。朱天曙教授以融汇古今的历史观将周应愿的印章品评方式、相关术语与魏晋南北朝时期产生的书法、诗歌品评原理相结合，使得文章的结论更加有法可依、有理可据。在此篇文章基础上，他又对《印说》二十章做专门叙录，不仅以凝练的语言对每一章的主要内容进行概括，同时还穿插加入个人的理解和观点，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晚明杨士修的《印母》也是中国印论史上的重点篇章，黄惇先生在《中国古代印论史》中曾有涉及，但未作专题研究。朱天曙教授认为：“（《印母》）以印章风格内涵的审美方式为基础，提出了印章品评的一组语汇，或正或反，对比鲜明，对于印章批评框架的建立有着重要的价值。这种专门以品评语汇为内容的印论，是印论史上前所未有的。”《杨士修〈印母〉蠡评》一文首次全面而系统地分析了该书的学术价值。在此基础上，还对《印母》中提出的“伶俐”与“厚重”这两种基本印风加以分析，并从反面概括印章审美中的共性问题。《印母》总论涉及五大学印方法、执刀与运刀方法、印与印人关系及“变”与“养机”的重要性。杨士修提出的印章品评内容和周应愿的《印说》可互为补充，黄惇先生曾言：“印章批评框架的典型意义，在明代当以杨士修所著《印母》为最。”
印论是印史发展变迁的一个缩影，《明清印学论丛》难能可贵之处在于关注印坛重点印论、典型印人的同时，也能够以宏观视角关照印史的关键转折和特殊问题。朱天曙教授敏锐地发觉了印人身份在明清时期逐步提升的重要现象，在《明末清初印人身份变迁及其背景初论》一文中谈到随着明代经济的发展，市民文化不断滋长，雅玩清赏愈发受到文人士大夫的重视。这就导致工匠与文人之间的交往逐渐密切，社会地位提高。文人随之也参与到刻印的活动中，“文徵明和他的儿子文彭，确立了明代印人‘文人化’身份。”但文人印与工匠印还是存在一定差异，因工匠的文化品位缺失而不能“入古”，当时的印论中就出现了关于此问题的讨论。这表明印人已开始有了自觉的审美意识，文人印以“趣”而突破工匠印之“法”，增添印章的艺术表现力。随着印人与文人交往的不断深入，有一批印人品位提升，朱天曙教授选取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印人何震进行专门论述。在爬梳何震与冯梦祯、汪道昆等文人相交的大量文献之后，他认为何震的印章是“工人之印”到“文人之印”过渡的标志，印人身份受到重视。在印章“文人品位”的形成过程中，印章材料的多元化使得文人能够独立刻印，印章的功用也向“娱乐”“雅玩”转化，中国印章史由此转变为文人篆刻史。
在如此风气之下，印章在明末清初逐渐成为文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内容。不论是清初遗民、布衣文人或士大夫阶层，都纷纷进行篆刻创作，和诗文、绘画、书法一同成为文人雅玩和娱乐的重要组成部分。印谱作为印章的承载，是这段历史最有效的见证，朱天曙教授亦将《明末清初的文人印章风气和〈赖古堂印谱〉》一文收入此书。他在文章中不仅对印谱的产生、发展历史进行回顾，同时谈到明清时期汇集印谱成风的新趋势，对《顾氏集古印谱》《承清馆印谱》《学山堂印谱》等当时有一定影响力的印谱进行分析，着重探讨了周亮工的《赖古堂印谱》。其他印谱大都汇集各家闲章，“抒情写意，以篆刻为说法”，但《赖古堂印谱》是周亮工取其家藏印，以周氏名号、自况之语为多，从中可以看出其在清初的印章相关活动。此外，该文对《赖古堂印谱》的内容、版本、流绪、藏地等都进行严谨细致地探讨，将版本学、目录学、校勘学与书法学、艺术学研究方法相结合，具有交叉融通的多学科视野。
以历史眼光对印学进行研究固然重要，但是只从宏观角度讨论就会太过泛泛而显得空洞，所以《明清印学论丛》选取印学史中两例个案—周亮工、吴让之，专门进行浓墨重彩的学术考察。朱天曙教授也自言：“我更加关注印学史上专人专书的讨论，对印论史上的重要篇目和印人做更加微观的研究，重视印人和文化环境的密切联系。”
周亮工是明末清初著名的艺术鉴藏家、文学家，也是印学研究不能绕开的重要人物。但囿于周亮工相关著作因涉违碍，从《四库全书》中抽毁，传世寖稀，所以研究者甚少。而朱天曙教授为前人所不为，勤考索、广采辑、精编辑，积数年之功完成《周亮工全集》十八册皇皇巨著，又集二十年之功，编著成《周亮工年谱长编》四十万字，加上他的《周亮工及其〈印人传〉研究》，可谓是“周亮工研究三书”，得到了饶宗颐、傅璇琮、卞孝萱、傅申等海内外前辈学者的高度评价。收入书中的《〈印人传〉的成书、版本及其写作动机》《“此声与声诗同”—周亮工的印学思想及其渊源》《周亮工著作考》《周亮工家世考》四篇文章正是在此过程中产生。《周亮工家世考》一文专门对其字号、里籍、家世进行探讨，附“周亮工的家世现知情况表”“周亮工字、号、别称及庵、堂、楼、轩等室名一览表”，并列出详细依据。使得之前混乱不清的人物关系、别称字号一目了然，集周氏生平资料之大成，可谓备载糜遗。
周亮工的《印人传》，记录了明清时期著名的印人活动，学术价值极高。《〈印人传〉的成书、版本及其写作动机》一文对《印人传》的十一个版本及流传情况进行概述，并将《印人传》与《读画录》相对比，认为二者皆属“未完之书”。《“此道与声诗同”—周亮工的印学思想及其渊源》是本书中用力最深的文章之一。朱天曙教授认为周亮工“合”“分”等诗文观以及公安派艺术观都对其印论产生一定影响。
如果说周亮工对于印学的主要贡献在于印论的记载和印谱的汇集，那么邓氏弟子吴让之则是篆刻艺术技法派的典型代表，造就晚清印学的再度繁荣。《吴让之交游初考》《吴让之年表》是朱天曙教授对乡贤吴让之进行多年研究的学术成果，从吴让之与包世臣、姚正镛、汪鋆等人的交游中可以看出文化环境和生活境遇对于其篆刻风格、艺术观念的影响。《吴让之年表》还附有“吴让之未系年书画目录”，更是为研究吴让之书画、篆刻的后世学者提供不可多得的文献。
从《明清印学论丛》这一著作中可以看出朱天曙教授的治学特点有三：其一，探幽寻微，史论结合。他格外注重文献学、历史学、艺术学等多位一体的综合研究，对所使用的文献材料考订细致，鞭辟入里，在此基础上进行思辨与升华，产生提纲挈领式的论断。其二，“掘井式”与“河流式”研究相结合。所谓“掘井式”，就是对某一专题或某一领域深耕细作，以小见大。本书中对于周应愿《印说》、杨士修《印母》等印论以及周亮工、吴让之的个案研究都采用了掘井之法。所谓“河流式”，即强调广博、宏观，将印人身份的改变与当时文化现象、历史背景相结合，进行综合探讨。其三，融会艺史，以专驭通。本书的研究对象虽为印学，但书、画、印相辅相依、不可分离，所以朱天曙教授在探讨印论的时候，往往结合文论、书论的品评方式，在探讨印人的时候，也不忘与画者、书者相联系，力求突破艺术和学术的界限，达到“通”则“变”的境界。 【详见《中国书画》2020年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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