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 那人 那事
—我的一段情
高中生活是人生中一段最重要的岁月，也是“过来人”最容易怀念的时光，每每想起那年、那人、那事，都会陷入深深的沉思中，林林总总皆是情。
（一）
我在社旗二高上高一时的班主任是贾之广老师，一个精神矍铄、能令人肃然起敬的老人。
他严厉中带有慈祥，那能洞穿每个学生心理世界的犀利目光中却饱含关爱的深情。贾老师教物理课，课讲得非常好，以致于我们高一时每次考试我们班的物理成绩总是排在其他两个班的前面。
在对物体的受力分析方面，贾老师的“正交分解法”象一把万能钥匙一样，使许多初级力学方面的难题迎刃而解。他在给我们传授知识的同时，把人生的许多道理象一阵阵春雨般，细细地洒在了我们的心田。
诚然，高一正是我们在心理、生理、事理等方面正处于迷茫和彷徨的关键阶段，这其间的引导就显得十分重要了。
于是，在每次班会上，每次他的课堂上，每次和我们谈话的话题上，都能不失时机地给我们讲这方面的道理，使我们这些不谙世事的懵懂的少男少女们更能专注于学业。
贾老师在生活上能无微不至地关心我们，那时他的工资并不高，一家几口人在一起吃饭，但总能看到或感受到他对同学们的关心和帮助。
那时班上的同学们大多来自农村，1985年农村的日子刚刚好过一点，但许多家庭还是没有解决温饱问题。贾老师经常或多或少地帮助那些家庭更为困难的同学们。虽然是杯水车薪，但在那个时代发挥的作用在现在是无法比拟的。
记得有一次我感冒了，其实也不是多严重，但贾老师知道后，把他抽屉里的感冒胶囊给了我两粒，令我感动得感冒当时就好了。要知道，我长那么大，得过不少感冒，但从来没有见过更别说吃过那种感冒胶囊了！
高一时我是班上的物理课代表，和贾老师接触的机会就显得多了。他经常对我说，学习一定要钻到书本里，多提问题。可总是找不到问题，有时为了显得自己“钻”到书本里了，找一些有关紧要的问题去问他，但不论那些问题深浅难易，他都很认真、很仔细地给我讲解，生怕我理解不了了。
有一次贾老师病了，他不能上课，列了一些练习题让我抄到黑板上让大家做。我第一次在黑板上写字，自然掌握不住“硬笔书法”的技巧。贾老师看效果不好，就拖着有病的身体把练习题一笔一划地写到黑板上，我清楚地看到，他写完那些练习题，身体已经出了许多虚汗。
现在的社旗二高大门
在二高上完高三，因没有考上学，后来在一高和校外班先后上了高四和高五，其间有许多次很想回母校看看贾老师，但那时总是有一种自卑心理，想着去看老师的都是些考上学后衣锦还乡的师兄师弟们，自己没有考上学，也没脸去见老师。中间有几次倒是在街上巧遇了贾老师，每次他都关心地问我的学习情况。
89年考上军校后，我曾回母校看望贾老师，但屈指数来，也为数不多，参加工作后，机会就更少了。再后来听同学们说贾老师去世了，心中感到无比的内疚和自责！
那时的班主任不跟班走。高二时的班主任是张震宇老师，一个年轻气盛、血气方刚的老师。因为年轻，他和我们有许多的共同语言，除了上完他的数学课外，更多的时间是给我们讲他在大学时的经历，使得我们这些将要迈向大学校门的学子们对那些神秘而又高深的学府心中增加了一种向往和敬畏。
张老师对我们管得也很严，高二时的我们，已经没有高一时的拘谨和安分。
因为没有寝室，我们常常在晚上熄灯后，把教室里的课桌拼起来当床睡。有一次我记得是夏天的一个晚上，朦胧的月光下，我们都看到一个人背着被子进了我们教室，心想肯定是哪个在外边乘凉的同学回到屋里睡了，所以没有引起任何一个同学的注意，我们继续谈论我们关心的班上女同学们的事。
过了很长时间，我们该谈的内容谈完后，班主任张老师开始说话了！原来，他不知从哪里弄来一床被子背在身上，假装成我们其中的一员进了屋里，把我们谈论的内容一字不差地听完了。
到了高三，又换了樊协太老师当我们的班主任。樊老师有一副好脾气，带我们一年很少见他批评哪个同学。生气时经常说的一句话是“不行我把你们家长叫来”。
当时樊老师的女儿樊霞很可爱，经常在我们开班会的时候到台上唱歌跳舞，很是讨人喜欢。好像是2004年，她在南阳结婚时，我有幸参加了她的婚礼。
樊老师的爱人杨桂荣老师教我们物理，在讲毛细现象时，常举的例子是“炎热夏天晌午头”农民锄地，破坏土壤里的毛细管，防止水份蒸发。这个例子很好，只是她讲的“炎热夏天晌午头”这句话，普通话（炎热夏天）中夹着河南方言（晌午头），成了我们课后常开杨老师玩笑的一句话。
在二高期间，还有许多令我们十分想念的老师，比如，高一时非常有同情心的英语老师屈自莉，调皮的同学们老在背后叫“橘子梨”。
高一时多才多艺的数学柏秀云老师，曾经教我们唱《校园小路》这支歌，教我们唱这支歌的时候正好是冬天，刚下了一场雪，于是，“洁白的雪花飞满天，白雪覆盖我的校园”这支旋律非常优美动听的歌声在校园里飘荡很久。
高一时教化学的张老师，上课时声音洪亮，想打瞌睡也睡不成。张老师在教“摩尔”这个概念时，我们这群不开窍的脑袋着实让他费了很大劲。
张老师让大家预习完这节课后，开始提问。因为那时同学们不知道什么是物质的量，所以许多同学把“摩尔”这个概念答成了“摩尔是表示物质质量的单位”，实际是，“摩尔是表示物质量的单位”。一字之差，概念全非。这也充分说明了那时的我们是多么地粗心啊。
高二时教我们生物的女老师姓张，课讲得很好，对我们也非常关心，那年高考结束后，第一个问我们考得怎么样的就是张老师，只可惜那次没能考好。
对老师的感恩之情，是我一生中最为深刻的情！在此，我衷心地祝愿我们的老师们，时刻有一个好身体，天天有一个好心情！
（二）
高中时印象最深、感情最好的同学，还是在二高期间朝夕相处的同学们。黄永新和常广勇一起，于高一时从外地转学到我们班。相处一段时间后，我觉得那时的他们两个比我们更为成熟、更为懂事一些。于是，从高一起，我与他们两个的关系就处得很好，从他们两个身上我也学到了不少为人处世之道。
永新很厚道，很能体贴人，跟他在一起，总有一种安全感，这就使得我们，尤其是身单力薄的我，似乎有了一种依赖和依靠。这也是我们从那时起到现在，关系一直保持很好的主要原因。
广勇很聪颖，很有才，记得高二时有一年春天，教室后面的垂柳发芽了，他随手写了一句“嫩柳初发春始来”，很有诗意。
他们两乐于助人，记得参加完第一次高考，从一高出来后，我骑车子不小心撞上了一个小孩，现在想想也不能完全怨我，是那小孩从旁边的小道里突然窜出来，我来不及刹车，撞在了一起。当时我吓坏了，站在那里不知所措，小孩的母亲也出来了，拉着不让我走。当时永新和广勇跟我在一起，他俩费尽口舌，从头到尾帮助我把这事处理得很圆满，最后也就是到医院抹点正骨水完事。
2016年8月6日，几个同学相约去南召宝天曼
还有一次，我们一起到街上买夏天穿的衣服，他们陪着我大街小巷转，与卖衣服的小商小贩讨价还价，最后用10元买了一件长袖衬衣、一件短袖港衫、三个雪糕。
高一时，张生岐、焦耀锋我们三个应该说是学习和生活在一起的，就是放寒暑假，还相当于走亲戚一样相互走动。
张生岐后来考入济南建材学院，毕业后上了几年班，然后辞职单干，现在在郑州主要生产和销售化肥农药，通过几年的拼打，历尽曲折，目前在郑州生意做得不错。
刘庆是高二文理科分班后到我们班的，那时他因个子高，坐在教室的后面，和我们前面的小个子们接触少一些。高三时我们亲密地走到了一起。几年后，又同在郑州，他与他爱人一起发展自己的企业。
高一时的同桌是高全胜，一个城市子弟。当时对于我这个从农村走出来的来说，和一个城市的同学在一起，干事时多少有点缺乏自信心。
全胜从来没有因为我是农村来的，就带着一种鄙视的眼光和心态看我与待我。他经常从家里拿一些零食，分给我。我记得最清的，是他家的软糖和甜叶菊。第一次吃软糖，那种含在嘴里软软的、甜甜的味道，至今还回味在我的嘴边。
甜叶菊是一种茶叶，应该说是菊花类的，但在水里泡出的味道却是甜的。这一切，对我来讲，都是大开眼界的。
高中毕业后全胜就上班了，从此我们就没有再联系。至到有一年（大概是2004年）春节我们一家三口从部队回社旗过年，在河南街一个哥家门口晒太阳时，全胜开着车从那里过，认出了我，从此，我们中断了十几年的关系又联系上了。
辛书太在社旗开诊所，杨正伟在县公安局，郭庭宾在南阳天冠集团，这些同学每次回去总能见着面。男同学当中，除上述几个之外，郭云峰、杜荣良、杨书波、徐明生、苌跃旭、李宝峰、李伟杰等，或多或少见过面，其他的同学，十分想念，但不知何时能相见。
高二时，已经有同学在偷偷地谈恋爱。这是一件非常令人向往的事！晚饭后，看着一前一后两两地走出学校大门，许多人都投去羡慕的眼光（包括我）。即便如此，那时的男生和女生基本上不说话的。虽然有心仪的女同学，但迫于高考压力，始终没敢在这方面浪费丁点时间，但结果并没有因为此而提高学习成绩，使得87年毕业前既没有谈恋爱经历，又没有考上大学。
社会上曾流传感情中的几大铁，其中之一就是同过窗的。我的患难与共的高中同学们，我的情同手足的兄弟姐妹们，我时时刻刻在想着你们！
（三）
我的五年高中生活经历了三次高考。
1987年作为应届毕业生，第一次参加了高考，考了434分，远远不够录取分数线。复习，成了别无选择的选择。当初在二高复习，后来看着身边关系不错的同学都转到一高复习了，自己也静不下心来，于是通过一个在武装部工作的哥，转到了一高8（5）班。
88（5）班当时在一高是一个全部由复习生组成的班，有许多同我一样参加高考落榜但成绩比我好和考上了没有考上理想学校的同学，在这样一个竞争激烈的环境中，学习的压力之大是可想而知的。
转眼一年过去了，那时是先估分后报志愿，88年高考后，其中数学我估了104分，但成绩下来时数学却是64分，一看这成绩，心一下子凉了，心想，一年的努力又白费了。不敢回家，怀着一种十分沮丧的心情，和几个同学打牌。有天晚上正打着牌，一个同学过去对我说：“你的分数算错了，你的数学是104分！”听到这个消息，我激动得把牌一扔，一口气跑到班主任老师家，一看成绩果真如此，连夜回家。
当时考了489分，够当年的大专分数线，报的志愿是河南省银行学校，在家一直等着录取通知书，可到8月底了，始终没见录取通知书，后来一直到高中开学，还是没有收到， 实事说明，又一次落榜了。
89年一高王书义老师、贺全德老师、贺泰岩老师等几个名师在社旗商校办个复习班，大家都称作“校外班”。
冲着这几个名师，我参加了这个复习班的复习。“校外班”起初租社旗商校的教室，没有住宿的地方，所以在这个班上学的学生只有自己找地方住，当时我就住在武装部一个哥的办公室。
“校外班”教物理的王书义老师自己的房子盖好后，二楼用作教室，我们又搬到那里去学习。坐在冬天刚盖好的房子，里面十分寒冷，我的同桌王膺暄从家里拿来一件军大衣，让我披上。这件大衣，至今还暖在我心里。
由于哥的办公室有其它事，不能在里面住，我又和刘庆一起，在县城东北角的糟子厂旁边的一个猪圈里，住了一段时间。在飘雪花的季节里，晚自习下课后，我们穿着单薄的解放鞋，顶着呼啸的北风，踏着水化雪的泥泞小道，回到曾经是猪圈现在是自己小屋里休息。这种滋味恐怕只有我们能体会到。
功夫不负有心人，89年考了497分。为减轻家庭的压力，也为了满足自己对部队的向往，报了信阳陆军学院，并于1989年8月24日到校报到。
五年的高中生活，三次的高考经历，在我内心打下了深深的烙印，以至于现在还经常在梦中梦到自己又没有考上！
可恶的高考制度，可恶的应试教育，害了多少人啊。这段高考情，终身不能抹去！
那年的恩师情，深于海，重于山；那年的同学情，亲于手，近于足；那年的高考情，刻于心，铭于骨。这里面的人和事啊，成为时刻萦绕在我心头的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