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红色记忆】度尽劫波追求真理，河南早期著名考古学者赵全嘏的风雨人生掠影

乡土大河南 2020-1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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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尽劫波追求真理，商城考古谱写华章

-河南早期著名考古学者赵全嘏的风雨人生掠影

第一章国难当头，放下考古研究，宣传抗日

赵全嘏(音gǔ)（1906-1979），笔名赵纯，原河南唐河杨茂业村人（今社旗县李店镇西杨庄村人）。早年曾就读于北京大学历史系。1938年4月-1939年5月在李协民领导的中共唐河工委（中共南唐县委）下的中共源潭区委下属的李店支部，任支部书记.建国后赵全嘏曾任河南省文管会委员（兼秘书），河南省文化局文物科科长，河南省文物工作队第一任队长。是郑州二里岗商代遗存的发现者之一，郑州商城的发现和考古的重要成员之一，郑州商城系“仲丁迁徙的商代京城”的最初提出者，建国以来河南早期著名考古学者。

1936年徐旭生先生和赵全嘏都供职于民国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所（1949年建国后，该研究所整体并入中科院史学研究所），徐旭生是考古组主任，赵全嘏（赵纯）曾任职该组的书记员.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后，赵全嘏，以及徐旭生先生等随着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所一部分搬迁到西安，在当时的陕西考古研究会他们一边考古，另一边组织抗日救亡运动，在此期间他们创办《烽火》旬刊宣传抗日，该报编委有：陶希圣、徐炳昶（徐旭生）、顾颉刚等，赵全嘏先生以笔名赵纯，和傅安华一起任编辑。

（烽火旬刊,创刊于1937年10月15日。编辑委员有:陶希圣、顾颉刚、徐炳昶、李一非、王宜昌、刘兴唐、吴泽、冯文侠、刘煜、刘亚生。编辑人:傅安华、赵纯。发行人:李厉。地址在西安粮道巷公字三号《烽火》出至1938年2月停刊。）

1938年2月徐旭生和赵全嘏从西安回到唐河，徐旭生以著名历史学家和考古学者的身份组织参加唐河本地的抗日救亡运动，被国民党唐河当局任命为县立师范学校校长，在中共南阳特支和源潭区委的支持下在唐河创办“唐河抗日救亡游击干部训练班”，训练班的教育长是王香亭（原中共地下党员），聘请南阳特委委员葛季武为教务主任，张逸光，胡建文为教官，徐旭生亲自授课。在此期间，葛季武(南阳人，1926年考入黄埔军校毕业，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建国后曾任河南省工业厅副厅长）介绍赵全嘏加入中国共产党，建立中共小组。训练班开始训练学习不久由于国民党顽固派的破坏，训练班被迫解散，徐旭生的校长和葛季武的教务主任职务被免，并抓捕干部培训班的进步学生，后在徐旭生的斡旋下，反动当局被迫释放学员，此时正好昆明西南联合大学发来邀请让徐旭生先生前去任教，徐先生带着遗憾匆忙离开家乡前去云南昆明就职。

(社旗县苗店唐北地下交通站展示的中共唐河地下党组织系统表1937年12月-1939年5月，其中有赵全嘏的名字）

赵全嘏继续参加唐河地下党活动，1938年6月由于唐河地下党人员增多，组织日益壮大，根据上级党的指示组建中共唐河工委，李协民同志任书记，委员有潘士琦、王晓舟、赵全嘏，曹月青、仝保仁。继续发展党员，并秘密介绍学生和进步青年到竹沟培训，回来后有的入党，有的入团，进行革命工作，这时唐河工委下属有六个支部，分别是唐河源潭二中教师支部（唐河源潭二中校长和支书是李协民兼任），唐河源潭二中学生支部，李店支部，刘官庄支部，曲沟支部和岗柳支部。李店支部的支书是赵全嘏。1938年夏天，赵全嘏作为中共地下党也参与了泌阳，唐河，方城边界的抗粮抗税活动，抗粮活动结束后他被国民党唐河地方顽固派列通缉的对象之一。

后国民党唐河反动当局经过精心安排，策划让一些参加过抗粮的群众干部或激进分子只要写文章诋毁共产党，就可以既往不咎，赵全嘏有一位当年一起唐中毕业的高中同学，是唐河县报的编辑，迫于反动当局的政治压力，劝赵全嘏写一篇赞扬国民党的文章与共产党划清界限，结果赵全嘏写了一篇批评国民党的文章。该同学为了给反动当局交差，无奈之下他自己起草了一篇诋毁共产党的文章，最后他签上了赵全嘏名字，文章在唐河县报上发表，这篇文章在唐河县报见报后，赵全嘏从此在唐河找不到党组织，到南阳去找党组织（葛季武）也找不到了。形成了自然脱离党组织的状况。“文化大革命”期间，此事被有人提起，“红卫兵”冲击中共南阳地委档案馆，从保留的国民党南阳地委的唐河档案材料里面，又奇迹般发现了当年赵全嘏当年文章的原稿，赵全嘏原文的内容的确是批评国民党赞扬共产党的。

第二章投笔从戎,追随“佩剑将军”张克侠抗日，在镇江市句容县和平解放中，人民解放军兵临城下时秘密会见何基沣将军，促成句容和平解放，重新回到人民军队

赵全嘏先生和33集团军司令张自忠在北京时就相识，私交甚密，1939年6月后，正值“随枣战役”期间，张自忠带领国民党33集团军在豫南和湖北一带策划抗日，抗日不分先后，赵先生为报效国家就到国民党33集团军干训班做政治教官(中校军衔），33集团军副司令（兼国民党59军军长）张克侠（中共地下党）是干训班的教育长。根据陈天秩的回忆：“在干训班里，张克侠聘用一些进步教员，共产党员连玉岗任干训班教育科科长，其他还有刘寿之、杨宜生、赵全嘏等，政治教员大多与党有关系。”

《佩剑将军—回忆张克侠》抗日烽火《和张克侠在一起的日子》陈天秩中国文史出版社 2015年1月）

另据张克侠将军回忆：在1941年后，抗日战争基本处于相持状态，33集团军的作战地区一直在鄂西北的襄阳到荆门、当阳一线，没有过大的变动。部队驻地比较固定下来，军人家属纷纷从内陆和敌后来到驻地附近，多数被安置在河南邓县干训班所在地。家属来多了，儿童上学成了问题，当地国民党办的学校本来很少，很小，很糟。在我去邓县视察干训班及后方时，家属都提出这个困难。因此，我经过考虑决定成立一个小学。但较大的儿童仍不能上学。最后，就由冯治安决定，让我负责办一个中学。我委托自抗战初期带着基督教青年会军人服务部人员来部队搞“休闲教育”（在战士休息时，组织唱歌、做游戏及代写书信活动等）的杨绳武先生做具体筹备工作。杨过去是保定同仁中学校长。我了解他热心教育事业，有民主爱国思想，对共产党是同情的。冯治安也知道他是一个基督教徒，因此由杨办学可以使冯放心，免于干预。从1942年下半年筹办，到l943年3月正式开学上课。为了易于得到各方面的支持，以纪念殉国的张自忠为名，学校定名为“自忠中学”(《回顾我的一生》张克侠 1979年）

自忠中学虽在河南省教育厅（国民党河南政府）备案为“河南私立自忠中学”，但吃穿由第三十三集团军按士兵标准供给，师生一律发给军粮、军服，教师家属也计口授粮，全国基督教青年会则承担学校的办公经费和教师的薪水。在艰苦的抗战环境下，师生待遇算是相对丰厚的。集团军总司令冯治安挂名校长并兼董事长，校董有张克侠、何基沣、孟绍濂、刘振三、李宝善等军方人士与青年会军人服务部总干事肖洄千。

“该校师生共计600余人，所聘教师中多为思想进步者，其中有爱国教育家杨绳武、中共地下党员祁鹿鸣、刘寿之、杨谊生、刘西轩、杨一凡等。1944年10月10日，这些党员在不了解上级关于停止党的组织活动的指示精神情况下，自动成立了中共张坡临时支部（有党员10余人），祁鹿鸣任书记，杨谊生任组织委员，刘寿之任统战委员，刘西轩任宣传委员。他们利用教学之机，传播革命思想，开展抗日宣传活动，培养进步青年，为党输送骨干力量。1945春，自忠中学随部迁往湖北竹山县的两河口”。(《南阳革命纪念地史话》1999年)杨绳武任副校长，主持校务工作。建校不久，苏濯溪便接替因故离校的郝树荣，担任了教务主任，后任训育主任。1947年末，杨绳武离校，苏濯溪与赵庆辉全面负责起了学校的工作。

张克侠将军后来回忆：“根据党的指示，我不能与地方党组织发生联系，但我感到自忠中学一定有我党的同志。全国解放后，事实果然证明：教师中确有一些在抗日战争时入党的好同志，如训导主任祁鹿鸣，教务主任刘寿之，教员杨子范、赵庆辉、郝树荣……等。他们忠诚党的事业，勤恳的工作，呕心沥血，言传身教。在特殊的历史环境中，向正在成长中的，探索真理、追求光明的青少年，潜移默化地宣传和扩大我党的影响。”(《回顾我的一生》张克侠 1979年）

赵全嘏作为33集团军干训班的政治教官,根据张克侠将军的安排也经常去自忠中学给学员授课，据张克侠将军自己回忆：“我也常去给师生做时事报告，分析形势，鼓励他们明辨是非，追求真理，坚持抗日、民主、进步，很受他们欢迎。1944年暑假后，我对他们讲到：自忠中学的师生要立志“为人类谋平等的幸福”（当时尚不宜于公开说解放全人类）。他们便把此当作校训，并编成校歌来唱。（《回顾我的一生》张克侠 1979年）

另根据张克侠将军回忆：“自忠中学在邓县建校，日寇进犯河南后，随干训班迁往湖北竹山，战后又迁回邓县，再迂临颖、商丘。部队在徐州前线起义前，自忠中学被冯治安迁往江苏句容县，直到被解散。”（《回顾我的一生》张克侠 1979年）。也就是说赵全嘏先生1948年10月从商丘33集团军干训班随自忠中学一起迁往江苏句容县的桥头镇。

1948年11月8日，张克侠、何基沣两位佩戴“中正剑”的国民党其中的两位“佩剑将军”率领59军和77军所属部队2.3万人在淮海战役开始后的第三天在江苏贾汪、台儿庄地区发表声明通电反蒋宣布起义加入解放军,促成淮海战役中的碾庄战役胜利,为淮海战役的全面胜利揭开了序幕。

1948年10月底，33集团军干训班和自忠中学被迫迁往句容桥头镇，虽远离了烽火连天的战地，但更大的考验正等待着自忠中学师生。师生刚刚安顿下来,传来张克侠、何基沣等人率部于11月8日在战场起义的消息，学校(自忠中学）不仅立刻陷于孤立无援境地，而且随即收到了勒令解散学校的通知。-----很快，冯治安派人接管学校并遣散校工学生。但他们没有想到的是，迁来句容桥头镇的许多师生，冲破重重阻碍，通过不同途径奔向了解放区。

1949年4月23日人民解放军大军南下，在镇江市句容县的解放中，句容县时任国民党县长陈天秩曾是冯玉祥部下(早期中共党员，建国后曾是政协委员），冯玉祥将军和张克侠将军是连襟。值此光明与黑暗斗争的关键时刻，中共地下党员王子英，和赵全嘏受党的安排做句容县长陈天秩的工作，首先和句容县长陈天秩做好策应准备，1949年4月23日，也就是镇江解放的这一天，赵全嘏和陈进修（句容县长陈天秩的秘书）在镇江郊外见到了新改编后的中国人民解放军34军军长何基沣(自忠中学原校董之一）和政委赵启明，并带回何基沣军长致陈天秩的亲笔信，当晚陈天秩召集部下起义，第二天促成镇江市句容县和平解放，这是何基沣将军继在江苏贾汪、台儿庄起义后，34军再为党立新功。34军这一江南和平解放县城的范例后来被解放军领导称为“给长江以南各县的和平解放作了个典范”。句容和平解放后赵全嘏先生也因而重新回到共产党领导的革命的队伍里来。

《镇江革命史料选》第十辑100页收录的原国民党句容末任县长陈天秩的回忆文章《我在句容起义的经过》其中有赵全嘏促成句容和平解放事迹的叙述

淮海战役结束后，张克侠将军率部参加了渡江战役和解放上海战役。上世纪80年代长春电影制片厂拍摄的电影《佩剑将军》就是以张克侠将军和何基沣将军为原型拍摄的。建国后张克侠将军，曾出任林业部副部长，林科院院长等职。何基沣将军建国后历任水利部副部长、农业部副部长、政协第一、第三届全国委员会委员和政协第五届常委等职。1955年9月23日，在北京怀仁堂举行的授勋大会上，中央授予张克侠和何基沣等国民党起义将领“中华人民共和国一级解放勋章”。

第三章领导建国之初河南文物保护和考古事业，谱写商城考古时代华章

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950年8月成立河南省人民政府文物保管委员会，主任由河南人民政府副省长，河南大学副校长嵇文甫担任，副主任有孙文青（社旗县桥头镇大朱庄人，我国著名汉画专家）和林伯襄担任，委员有赵全嘏，靳志，张邃青，刘耀庭等。由于赵全嘏先生有着历史和考古的专业基础，赵全嘏先生被任命为河南省文管会文化科科长，受河南省长吴芝圃的聘请,并兼任省文管会文物工作委员会秘书（50年代其女儿在开封读初中时见过这份聘书）。干事有安金槐、郝天真。文化科下属文物考古工作队，赵全嘏先生是第一任队长，实际文物和考古工作是由赵全嘏先生主持。

1950年9月河南省文管会秘书赵全嘏、文化部代表唐兰、卢少忱去重庆押运在渝的河南博物馆的国宝级文物30箱(1950年9月13日，中央文化部文物局代表唐兰、卢少忱，河南省人民政府代表赵全嘏、裴明相共同签订的存渝文物交接单(《中央文化部文物局提取河南省博物馆存渝古物目录清单》)从重庆押回河南（《河南文博考古文献叙录》1913-1985河南省博物院编）

1950年10月，新成立不久的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于1950年10月-1951年1月对当时隶属于平原省辉县（1952年后合并到河南省）琉璃阁等开始了被称作“新中国第一铲”田野考古发掘，夏鼐任团长，郭宝均(南阳人）任副团长,苏秉奇任秘书长。其他年轻成员有安志敏、石兴邦、王伯洪和王仲珠等。其中苏秉奇先生当年也和徐旭生先生一道参加过陕西斗鸡台的发掘。据1950年12月23日《夏鼐考古日记》（四卷）记载：“琉璃阁工地，M131车坑，清理车厢A(C10)及B(C11)又发现车轮，即安于车之两侧。------河南省文管会孙文青、赵全嘏二君来参观，即宿固围村工作站中，彼等见余以石膏灌入空穴以求车形，颇为惊奇，谓在斗鸡台发现周代车子，即不知用此法”

通过以上文献的引用旨在说明，新中国之成立之初河南省文物保管委员会（文管会）的副主任孙文青（社旗县桥头镇大朱庄人，我国著名汉画专家），和文管会委员赵全嘏先生1937年春和徐旭生一道参与了陕西宝鸡斗鸡台的发掘和相关古迹的调查工作。所以说赵全嘏在《河南几个新石器时代遗址报道》（《新史学通讯》）1951年第1期）说自己参加过斗鸡台的发掘是历史事实，是有据可查的。

1951年为了响应毛主席“一定要把淮河修好”的伟大号召，为了配合治淮工程，河南省文物保管委员会和河南省治淮指挥部政治部联合通知-配合治淮工程进行保护古迹文物，赵先生担任文管会秘书和文物科长的岁月里，伴随着新中国一日千里，如火如荼的建设事业，赵全嘏先生的足迹走遍禹县白沙水库、舞阳石漫滩水库、泌阳板桥书库等。1952年他发表了《河南治淮文物的收获》（《史学月刊》14期）。

1950年8月-1952年6月河南省文物保管委员会是独立工作受省政府副省长嵇文甫同志直接领导，在此期间重要的考古发现就是郑州二里岗遗存的初期发现，河南省文管会实际参与发现的是赵全嘏，安金槐和裴明相(1920-1997)（河南镇平县王岗乡裴营村人)，再加上遗存的报告人韩维周先生，后被称作二里岗遗存发现的“四杰”。

1952年6月河南成立文史馆，原来河南省文管会的老同志包括原河南省博物馆馆长孙文青在内，被安排到文史馆工作。其他文管会副委员靳志、胥振瀛、刘庄夫也被安排到文史馆工作。同时省政府决定成立河南省文物工作队，省文管会与省文化局合署办公，赵全嘏先生以河南省文管会委员，秘书的身份担任任河南省文化局文物科科长（后增补崔墨林为副科长），同时兼任河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队长，主管文物工作，一直到1958年4月被错划成右派前，一直是河南省文化局文物科科长。

1953-1957年河南共举办了3期文物培训班（第一、二期在开封举行，第三期在郑州举行），嵇文甫副省长参加了第一期的典礼，赵全嘏科长每期都参加开学典礼。百忙之余赵全嘏先生还为河南大学主编的《新史学通讯》（后改名为《史学月刊》）撰稿。

（前排坐左2为赵全嘏先生）

1955年10月在商代遗址的白家庄，在考古工作队员张建中开方发掘处首先发现商代夯土层，该夯土层经安金槐，裴明相和赵全嘏先生、中科院考古研究所的所长尹达先生等共同确认是商代的墙，后河南省文物工作队第一队的考古人员沿着夯土的走向钻探调查，最终发现了长方形的城垣，也就是后来所说的郑州商城。

根据1952年-1956年郑州商代遗址的发掘及商城城垣的发掘情况，赵全(古）嘏、安金槐、裴明相、韩维周以河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第一队的作者单位，在1957年第一期国家级刊物《考古学报》上发表了《郑州商代遗址的发掘》的考古文章.

1957年第一期《考古学报》上发表了《郑州商代遗址的发掘》的考古文章，赵全嘏先生为第一执笔人

赵全嘏先生在1953年《新史学通讯》（《史学月刊》前身）第六期发表了《郑州二里岗的考古发现》，是目前发现的关于郑州二里岗遗存最早的考古文献。在1957年《史学月刊》第3期发表了《郑州商代遗址的考古发掘及时代关系》,在该篇文章中赵先生原文：“根据竹书纪年及史记等文献记载，商自成汤到盘庚共迁徙五次。成汤以后第一次迁徙的是仲丁由亳迁嚣或做囂，读作隞，作敖。按隞和敖同音，隞与嚣为音近相通，嚣为字形之讹。现在郑州城北30里旧荥泽县境内有隞顶的地方，读史方舆纪要载：敖山在荥阳西20里。皇甫谧曰：仲丁自亳徙嚣，即隞也，据了解荥泽隞顶并没有商代遗址的存在。今郑州有丰富的商代文化遗存。因之很有可能郑州就是文献上所说的仲丁迁徙的商代京城，究竟如何尚待地下更多材料发掘来证明。”也就是说赵全嘏先生在1957年3月就已提出新发现的郑州商代遗址很可能是“仲丁迁徙的商代京城”,此观点和四年后安金槐先生1961年发表的《试论郑州商代城址——隞都》持相同的观点，即后来学术界广为人知的郑州隞都说的观点.所以说赵全嘏先生是郑州商代遗址很可能是“仲丁迁徙的商代京城”的首先提出者，安金槐先生1961年的表述和赵全嘏先生的表述是一个意思的两种表达。(有的文章说安金槐先生是隞都说最初提出者是不准确的）

（1953年5月赵全嘏先生发表的关于郑州二里岗的考古文章《新史学通讯》1953年6期）(1957年3月,《史学月刊》发表的关于郑州商代遗址的考古发掘及其时代关系的考古文章）

第四章沉舟侧畔千帆过，大浪淘沙留丰功

1958年4月赵先生被错划成右派,1958年4月后赵全嘏先生被遣返老家，遭到批斗，曾参加修建今天的社旗县李店镇半坡大坝水库和唐河县西大桥工程，当时的说法叫劳动改造。再后来让他一边参加改造，一边兼做乡村的无任何报酬的义务派送员，无论刮风下雨，只有有重要的通知他就要准时把通知送到指定的地方，在当时全靠步行到很偏远的村庄去送信，或送通知。从1958年他错划成右派，接近20年的人生宝贵时光他失去了他钟爱的考古事业，大部分时间在贫寒交迫，蹉跎的人生岁月中度过，曾一度浮肿，到了生命的崩溃边缘，但是他依然把一些他自己写下的考古材料让女儿为其保存，可惜这些重要的材料在文革后期搬家中丢失(其中包括陪同日本考古专家在大河村遗址合影等照片）

建国后赵全嘏先生作为省文管会委员，文物科长曾主政河南文物保护事业和考古事业长达8年的工作，其中郑州二里岗商代遗存的发现和郑州商代城墙的发现这在50年代是中国考古领域的大事。在中国秦汉以后两千余年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上，郑州或为州、为县、不曾有过耀眼的辉煌。因此在近代和现代人的心目中，郑州似乎是中国历史上一座无甚谈资的小城，然而，自上世纪50年代郑州地下考古发现的新闻却不断出现，令人炫目，使人震撼，郑州二里岗商代文化遗存的赫然发现为中国殷商文明找到了源头。1950年秋他根据韩维周先生的上报的遗存情况，带领省文管会年轻的干事安金槐，和省博物馆年轻管理员裴明相前去复查，初步判断为商代遗存。第二年，中科院考古所派夏鼐先生前来核查，确定为商代遗存，时间要比安阳殷墟早，事后把“韩维周、赵全嘏、安金槐、裴明相”列为郑州二里岗商代遗存发现的“四杰”。在郑州商城发现之前，史学界通常认为商在殷（安阳），郑州商代遗存发现后，尤其郑州商代城墙发现后，意为着发现了早于殷的商代文化，把中华文明的历史向前推进一大节，他的考古意义为：该遗址为盘庚迁殷之前的商代都邑，填补了商代前期文化考古学上的空白，为早商文化和夏文化的研究开阔了视野，为以后的“夏商周断代工程”的研究奠定了基础。

另外赵全嘏先生1953年的《郑州二里岗的考古发现》的考古文章，在考古界最早陈述著名古文字学家和考古学家陈梦家先生对商代甲骨卜辞的解释(见下图）,该释义在学术界保持30多年“学术界群遵陈说，没有人提出异议者”。同时也是第一次陈述“就卜骨数量之多和一块刻字甲骨的发现证明了郑州将是中国第二个甲骨文存在的场所”，也就是说甲骨文除了安阳殷墟发现之外，郑州也发现了甲骨文,这种关于甲骨文的报道和观点在学术界也是第一次。

赵全嘏先生出身于地主家庭，文革中再次受到打击和批判，在危难关头张克侠将军从北京写来证明材料，老先生才免于更大灾难。他从50年代就提出对郑州商代遗址提出保护，他同样关心家乡的文物保护事业，他在《怎样识别和保护文物》（赵全嘏1957年）一书中曾提出保护赊店镇的山陕会馆的石碑等文物，保护唐河四洲古塔的建议。并把这些文物统计在河南省第一批保护的文物之中。

2019年8月27日，在中华人民共和国70华诞到来之际，为全面回顾河南考古70年以来的发展历程和取得的重要成就，河南省文物局主办，河南省考古研究院，在郑州市博物馆承办的“追迹文明-----新中国河南考古70年展”的展览中（展期3个月）：《郑州商城遗址——3600年前商代前期王都》的关于“郑州二里岗遗存”发现一节，把“赵全嘏、韩维周、安金槐、裴明相”列为郑州二里岗商代遗存发现的功臣，而被郑州市人民永远铭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