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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事，总得有人做 刘智军 而父亲说，哪里有这些事，就是看他是外来户，好欺负，故意编个顺口溜，逗他开心。 除了李老三，我们村里其他人都姓刘，还没出五服。父亲告诉我，李老三大概是六零年讨米讨到我们村，那个时候他十来岁，看村旁有个庙，便住在庙里不走了。 李老三真名叫李建国，因为他是新中国成立那年出生的。他有两个哥哥，一个弟弟。他排行老三，大家都习惯叫他李老三。在他小时候，爸爸妈妈就都不在了，也没有其他亲人照管他们，他们只好乞讨求生。原来他们兄弟四个在一起乞讨，但讨来的东西总不够吃，后来就分开了。 李老三的生日是哪一天，大家也不清楚，听说上户口的时候他把来石山坡那天填成了他的生日。反正他生日从来也不办酒，村里人结婚生子过生日办酒他也不去，除了刘老二家。因为当年是刘老二的父亲当队长，收留了他，让他帮忙放牛。但是不管谁家盖房子，或是谁家老人过世了，李老三总是热心帮忙。 李老三精得很呢，他自己光棍一个，晓得办酒划不来。修屋帮忙那是冇办法，他当年修屋都是大家帮的忙呢。丧事帮忙那是他晓得自己总有一天要死的，他孤家寡人一个，死了还不得村里人帮忙埋了。村里人如是说。 父亲说，李老三盖房子是想讨婆娘，要不也不会盖三间，可是婆娘没讨上，只好一间住人，一间放柴，一间关牛。 李老三在石山坡落户后，分得水田一亩，旱土地二分。他起早摸黑，种地割草，喂猪放牛，打零工，省吃俭用，终于在他二十五岁那年干了一件大事，盖了一栋土砖房。从寄身的庙里搬到新房后，媒人找上了门，好几家对李老三的勤劳致富满意，可一听说是外来户，孤家寡人一个，纷纷摇头。 是啊，那个年代，村里好多大龄单身青年，谁会把自家女儿嫁给一个外来的乞丐。一般而言，势单力薄的外来户往往是村人们欺压的对象。 从我记事起，四十多岁的李老三，成功地跻身为村里的光棍一族。光棍光棍，人一个卵一条，吃饱一个全家不饿。所以光棍们大部分都活得逍遥自在，抽烟打牌，偷鸡摸狗，调戏妇女。他们不仅抽烟，而且抽好烟。吊儿郎当，吸古湘，乱弹琴，抽不二门，说得就是他们，古湘和不二门都是那个年代村民们所知中最好的烟了，都带过滤嘴。然而，李老三和他们不一样，他不抽烟，也不打牌，更不干偷鸡摸狗，调戏妇女的勾当。在他明知讨婆娘无望后，还是和盖房子前一样，勤劳节俭。 我们小时候不管是放牛，还是割草，都不会去李老三家的田地。因为他家田埂上的草总是被他割的干干净净，田地里面更是难得看见一根草。更可恨的是，他家的田埂被他削得只剩巴掌宽，走在上面如同过独木桥，一不小心就得扭脚。大家都尽量不经过他家田地，偶尔经过也是边走边骂娘，李老三在田里听到也不恼，还笑呵呵地说：“能多种两排稻子呢。” 不管天晴下雨，李老三总是在干活，从不停歇。他一天的生活大概是这样的，天刚蒙蒙亮，就起来捡狗粪，大家起床的时候，他又背着竹筐边割草边放牛。我们开始上学的时候，他回来做饭，一次把一天的饭菜做好。他和大家不一样，一天只吃两顿饭，上午九点吃早餐，晚上五点吃晚餐，每餐都吃两大碗。吃了早餐喂鸡喂鸭喂猪，然后到田地里除草施肥打药，忙到下午五点左右回来吃了晚餐又去放牛割草，天黑了回来喂鸡喂鸭喂猪。晚上睡不着的时候，他有时还会踏着月光到田地里走走。 记得有次晚上我照青蛙，手电突然照到了坐在田埂上的他，吓了我一跳，“三伯，大晚上你不声不响坐在这里干嘛呢？怪吓人的。” “我在听稻子长个呢。你这个鬼崽子，一惊一乍的，吓了我的庄稼，我找你算账。”李老三对我莫名其妙地说道。 毫无疑问， 李老三的田亩产量是全村最高的。大家都说，李老三没有婆娘，整天找田地出气，把田地当婆娘了。其实，李老三家不仅庄稼收成好，猪牛鸡鸭也喂得壮。不管是猪和母牛生下来的小牛，就是鸡鸭，李老三都从来不吃，全部卖了换钱。大家都笑他，舍不得吃舍不得穿，留着钱到棺材里垫背。他也只是笑呵呵地说：“哪里哪里，我一个人吃不起，一只鸡五六斤，我吃不完就臭了，多可惜。”大家又说，我们帮你一起吃啊。他嘴里说要得要得，可谁也没尝到他家的鸡鸭究竟是什么味道。 村里人都知道他有钱，一些人家里困难的时候便向他借钱，可不管是借钱盖房子，还是娶媳妇，他都一概不借。也有居心叵测的妇人，想用身体从他那里换些零花钱，听说他从不上道。 我刚读初中的那一年，村里一个叫四毛的年轻后生，不知道从云南还是贵州，带回来几个女人，介绍给村里的老光棍做婆娘。在大家的撮合下，李老三花了五千块钱，优先选了一个最漂亮的，领回了家。那些日子，李老三像变了一个人，整天守在那个漂亮的外省女人身边，一起赶场，一起放牛，为她洗衣做饭，为她杀鸡杀鸭。每天由两餐变为了三餐，田地里去得明显少了，微微泛红的脸上有微微的笑，如同春日阳光下的花朵。可惜，好景不长，不到两个月，那个女人就在一个清晨卷款而逃。 李老三一开始不愿意接受婆娘逃跑的现实，对大家说她出去打工了。后来那几个外省来的女人全部跑了后，他才不得不承认婆娘逃跑的事实。和其他的光棍们一样，他也去找四毛讨说法。四毛说：“我把她都送到你被窝里了，难道还要我天天坐在你床头帮你守着吗？”边说边骑上摩托车走了，留下一屁股黑烟喷在李老三腿上。 李老三像霜打的茄子，病蔫蔫地回到了田地，拾起了从前的日子。 从那以后，大家每次碰到李老三，都拿那个外省的女人取笑他。“老三，你婆娘好久回来？”，“老三，你婆娘给你寄钱了吗？”，“老三，你婆娘给你打电话来了，打到村长跃进家呢，快去接咯。” 老三不恼也不理，只顾干自己的活，和大家交往越来越少。只是，从那以后，不管谁给他做媒，他再也不相信了。 到我读高中的时候，李老三终于找到了新的爱好，看电视。这个时候，村里的年轻人都出去打工了，剩下的都是老人和小孩，他们都爱看电视连续剧。李老三不一样，他只看新闻，尤其是国家新闻。李老三先是每晚在村长跃进家看中央新闻，后来自己下了血本，买了一台电视，每天晚上一个人在家看新闻频道。 自从他爱上看新闻后，和大家聊天总免不了要说国家大事，大家见面不再问他婆娘什么时候回来的事了，还是问他：“国家最近还好吗？发生什么大事了没有？”李老三总是高高兴兴地把电视里看到的新闻说一遍，“不得了，不得了，美国要打伊拉克了呢。”或者是，“大家可要小心啊，非典厉害得很哦！” 真正对李老三开始另眼相看，是我高中毕业那一年。我考上了省城的大学，可那年猪肉价钱不好，卖完家里所有的猪都没凑齐我的学费。父亲找村里好几个亲戚朋友借钱都没借到，大家都认为上大学不如去打工和做生意，反正大学毕业也是打工，不如早几年挣钱积累点经验和资本。正在父亲一筹莫展的时候，李老三揣着三千块钱，走进了我家。 “爱国，这三千块钱，借给细伢子做学费，你看够了冇，不够的话我家里还有一些。”李老三从口袋里掏出一个装盐的塑料袋，递给了我爹，“读大学是好事呢，天大的好事啊！读了大学才能为国家好好做贡献。” 怎么也想不到，一毛不拔的李老三竟然主动借钱给我上学，成了我的恩人。 大学每次放假回家，父亲总对我说，“去看看你三伯去，人家可是你的大恩人，咱不能忘本啊。”我只好拎着母亲递过来的桃或枣，猪血丸子或豆腐之类，走向李老三家。 “大学生放假了啊。”李老三见了我格外高兴，不再喊我鬼崽子，也不喊细伢子，而改叫大学生。“来来来，大学生，坐坐坐。”李老三一边说一边搬来一根矮凳，用手抹了抹上面的灰尘，递给我，“你是大学生，懂得比我多，你就跟我说说，我们国家现在在世界上到底算不算有钱？” “比起欧美那些发达国家，我们国家还很穷呢。”我说。 “我觉得也是，可国家怎么对农民这么好，种田不但不要上交公粮，也不要交税，而且发补贴呢。” “这，这我也不晓得。”我支支吾吾地说。那个时候我刚上大学，只晓得每天上课学习，有时间就打篮球或者背英语单词，不怎么关心这些国家大事，更不懂什么剪刀差，工业反哺农业，城市反哺农村之说。 “那你说为什么种田不要交税，还有补贴，大家反而不种了，都跑出去打工呢？”李老三继续问道。 “大概打工挣钱容易咯。”我边说边站了起来，“我娘做好饭了，等我回家䶗饭呢。” 说了我便逃似的离开了李老三家，我不想和他继续讨论下去，一是那个时候我对这些问题不感兴趣，二是觉得老是回答不上，怕他看不起我。 可他每次碰到我，总会问这问那，为了应付他，我回到学校后特意到图书馆借了一些农村社会学的书籍看，平时也开始关注一些时政新闻。再回去看他的时候，我们聊天的时间越来越长，从留守儿童聊到台湾问题，从汶川大地震聊到北京奥运会，我不再恐慌。大学四年，每年开学他都借钱给我交学费，而我每次一回家就去看他，成了惯例。慢慢地，我和他建立了一种似有似无的友谊。 毕业后，我成了北漂一族，拿着微薄的工资，蜷缩在北京的一间地下室里。因囊中羞涩，一直到第三年过年前两天才第一次回老家。回去的第一件事，我便去李老三家还钱。 李老三原来的房子在前一年夏天被烧了，里面放的柴太多，烧起来根本扑不灭，加上村里又没几个劳动力，只有眼睁睁地看着烧完。还好，这几年国家政策好，给五保户统一盖了安置房。我刚走到村安置房中间的那条马路上，坐在墙根晒太阳的李老三老远就高兴地喊了起来：“大学生，你可回来了，快来快来，我有好多问题要问你呢。” “这是北京的烤鸭，您尝尝。另外，我把您借我的钱还给你，都这么久了，怪不好意思的。”我说着，把装烤鸭的盒子放在他家桌子上，从冲锋衣的两个口袋里总共掏出一万五千块钱还给他。 他接过去塞到在柜子里的棉被中，转过身对我说：“这被也是国家发的，现在国家扶贫什么都发，我沾好大的光呢。” “这么多钱，放在家里安不安全，要不要我陪你去信用社存起来啊？”我担忧地问道。 “幸亏把钱借给你了啊，要不还不是一把火烧得干干净净。不过，其实我现在也没有要用钱的地方。每个月国家发六百多块钱，过年过节还发油发粮，还有好心人给我们捐衣服被子，看病住院全部报销，国家真是太好了，这是最好的时代啊！” 西斜的阳光照在李老三他那枯树皮般的脸上，闪耀着幸福的光芒。我看见，感恩知足的种子在他皱纹的沟渠里生长。 这几年国家扶贫力度逐渐加大，他们这个年纪的老单身汉们成了第一批受益者。比起带孙子孙女们的那些爷爷奶奶们，他们日子过得轻松不少。然而，李老三仍旧像以前一样下地干活，甚至把一些别人家荒废的地也翻过来种上玉米。 “三伯，现在政策这么好，不缺吃不愁穿，你就安心休养几年，别再天天在地里不停不歇地干活，城市里您这个年龄都退休好几年啦。”这次回来我发现，他明显老了，身子也佝偻了，六十多岁的年纪，看起来比城市里七十多岁的退休老人还老。 “现在电视里经常宣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你给我讲讲，到底要我们老百姓怎么做呢？”李老三岔开了话题。 “前面十六个字是讲国家和社会层面，我们老百姓只要做到后面八个字就可以了，也就是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我向他解释道。 “是啊，你们在为国家做贡献，当然是爱国敬业，可我呢，住国家的，吃国家的，用国家的，是在拖国家后腿呢。”李老三悲愤地说，“我没有养半儿一女做社会主义接班人，难道我自己能动就不下地干活了吗？这样和资本家吃剥削有什么区别呢？我是个农民，下地干活也算是敬业呢。” “三伯，您都敬业一辈子了，对得起人民，对得起国家。现在年纪大了，劳累过度万一得个什么病，不合算。”我继续劝说着。 “那要是大家都不种地了，我们吃什么。你看好多地都荒废了，我看着都心疼。大学生，有的事，总得有人做，好比种粮食。我晓得你是为我好，你不要再劝我了，除非躺在床上起不来，要不我是不会离开田地的。我虽然老了，可不想做社会的蛀虫。”李老三语重心长地对我说。
我无地自容，只想灰溜溜地逃走。“三伯，您说的是。我刚回来，到村里走走去，过两天再来给您拜年。” “你别着急走啊，我还求你有事呢。”李老三焦急地说，“明天你有空吗？有空的话陪我去趟下花桥。” “要买什么东西吗？我帮你去买就是，你不用去了。” “我想把你还给我的钱捐给国家。”李老三咳嗽了一声，一字一句认认真真地说：“我这些年一直占国家的便宜，早就想报答了，只是不晓得怎么下手，现在你终于回来了。” 太阳朝西边的山头慢慢靠近，金色的阳光拉长了李老三的身影。而在我心中，他也变得高大挺拔。我万万没想到，他，一个勤俭节约一辈子的农村孤寡老人，竟然要把一辈子的积蓄捐献给国家。 “我只知道国家有个红十字协会，专门接受捐款，可网上听说在里面上班的有人贪污，还是最好莫捐。”我劝说道。 李老三却斩钉截铁地说：“那也得捐，要是大家都不捐了，红十字协会拿什么救人。有的事，总得有人做啊。” 有的事，总得有人做。这是他第二次对我说这句话了。我只好用手机上网找到了红十字协会的账号，户名和开户行，抄在我的烟盒上，他把那个烟盒像个宝贝一样收了起来，也塞进了柜子里的棉被里。
第二天，他一大早就跑到我家叫我。我陪他到下花桥农业银行把钱汇给了红十字会，回来的路上，他步履轻盈，有说有笑，就像一个考了满分的孩子。 再后来我在北京找了对象，有了小孩。一家人回趟老家来回路费就得四五千，加上人情开销，是笔不小的开支。随着房租疯涨，我的囊中更加羞涩，所以回老家的次数更少了。关于李老三的情况，都是母亲在电话里告知。 “你三伯啊，现在一有点钱，就跑到银行把钱捐给国家，好像着了魔一样。”母亲半是埋怨半是担忧地说，“他自己胃病越来越越严重了，住院全部报销，可他也不去医院，而天天下地干活，说他也没用，犟得很。” 在村里，流行的价值观是，国家的便宜不占白不占，占了也不欠人情。所以，他的做法大家都很难理解，甚至招来非议。只有我知道，他心里住着的那个魔就是国家。只有我知道，当他把钱捐给国家的时候，他是多么快活。因为，在他看来，这是他生存的全部价值。 中秋节我跟家里打电话，母亲又提起了他，“你三伯现在身体越来越差了，我叫乡卫生所的龙医生来看过了，说他的胃可能烂了，再不到县医院住院，说不定有生命危险。可这头犟驴，就是不听劝，说死也要死在屋里。你要有空，就回来一趟吧。他最近天天念叨你，问我你什么时候回来，说找你有事呢。” 挂了电话，我便开始抢国庆回家的火车票，花了50块钱的加速包，终于抢到了10月2日回湖南的高铁票。到家的时候，已是晚上九点多了，父母做好饭，饿着肚子等着我回来一起吃。我匆匆忙忙地吃过饭后，便迫不及待地走向李老三家。
新月如钩，斜挂在夜空，如同农人割完稻谷，把镰刀高高地挂在墙上。满天繁星中，偶尔有一颗一闪一闪眨着眼睛移动，那是飞机在不紧不慢地穿越夜空。秋风穿过树林，树叶沙沙地一阵阵喊疼。山顶上传来几声狗吠，更加凸显了山村夜晚的幽静。散布在山中稀稀拉拉的灯光一盏盏先后被拉灭，一户户人家缓缓进入了梦乡。李老三家的灯光仍旧亮着，从他家窗户传出来的，除了电灯昏黄的光线，电视里播报新闻的声音，还有他疼痛的呻吟。 “三伯，是我，我回来了。”我一边敲门，一边大声喊道。 “大学生回来了啊。等下，就来，就来。”他一只手按着肚子，一只手打开门后，半是欢喜半是埋怨地说，“怎么才回来啊。” 我扶着他躺到床上，调低了电视机声音，“三伯，我明天陪你去人民医院看看吧。”我向他恳求道。 “不用不用，年轻的时候冷饭冷菜吃多了，现在老了不中用啦。马上七十岁的人了，治好了又有什么用，干不动活了。一个人天天坐在家里吃闲饭，还不如死了干净。”李老三边说边挣扎着坐了起来，指着电视问我：“我有天在电视里看到说，我们国家很多病人需要好的器官，移到他们身体里，病就好了。可捐献器官的人太少，远远不够用，是真的吗？” “是啊，有些尿毒症需要肾移植，有些瞎子需要眼角膜，好像心脏和肺也可以移植。”我如实回答说。 “新闻还说有的犯罪团伙买卖器官，有的为了搞到器官还杀人，真是罪孽啊。”李老三双手捂着肚子，哎哟哎哟地喊疼，从床头摸出了一瓶止疼药，倒了一颗吞了下去。我赶紧去给他倒了一杯水，他喝了后，拉住我的手，满怀期望地问道：“大学生，你实话告诉我，你说我这一身老骨头，器官还能有用吗？”
“这，这我也说不准呢。器官能不能用，应该需要医生评估的吧。”我小心翼翼地回答说。 “那就是，可能还有用咯。你帮我查一下，器官怎么个捐法？” “三伯，咱现在不想这些。我们先去医院看病，胃病不是多严重的病，住几天院就好了。放心好了，放假这几天我照顾你，我要上班去了，我爸爸去照顾你，你放心住院就是了。” “大学生，你就不要劝我了。我这些年看电视，也学到蛮多，晓得国家现在虽然发达了，可也有困难呢。现在医保基金也不充足，应该留给那些小孩和年轻人用，我这一把老骨头，用了也是浪费啊。我想得清楚得很，我无亲无故，天天躺在医院的床上活，还不如痛痛快快死了去。”李老三不紧不慢地说。 “国家也不是你一个人的国家，你先得照顾好自个啊。”我有点生气似的提高了声音。 “你这样说不对呢。要不是国家，我能活到现在吗？年轻的时候国家给我分田分地，老了又给我盖房发钱，我欠国家蛮多。”李老三有点悲伤地感慨道，“我真没用，小时候当叫花子，分了地后好不容易盖了房，还是讨不到婆娘。辛辛苦苦喂猪种田，剩点钱被骗子骗的干干净净。再后来又是一把火，全部家当烧得一干二净。到快老了，剩点钱捐给国家，才觉得自己有一点点用。”
“那也用不着着急捐器官啊。国家好是好，但也有好多贪官呢，每年都抓蛮多个。国家缺少器官为什么非得你去捐，那么多政府人员为什么不捐呢？”我生气地说，“总不能想着捐器官，连病都不诊了啊。” “有的事，总得有人做啊。大家你看我，我看你，都不捐，怎么办？医院里那些等着救命的人，如果是你的亲人，你还会这么想吗？”李老三也提高音量对我喊道，“这是我最后的机会了，说不定能救好几个人的命呢。你愿意帮就帮我，不愿意帮也得帮我。” 有的事，总得有人做。这是他第三次跟我说这句话了，第一次说种地，第二次说捐钱，而这次，捐器官。我们都在想，是要有人做，可为什么非得是我呢？而他想，既然要人做，为什么不是我呢？ 那个晚上，我终究没有说服他。因为后来我终于明白，他觉得自己有用，对他来说，比他的生命更重要。
我只好用手机上网查器官捐献的相关资料，找到电话抄给他后，说：“你等国庆假期后，打这个电话，有专门的工作人员来你家帮你办理，他们会告诉你该怎么办。” 因为没有说服李老三去医院看病，假期最后两天的票不好买，我便提前离开老家回北京了。上来不到两周，便听到了他去世的消息。红十字协会的工作人员把他的骨灰运回石山坡的时候，大家才知道他捐献了眼角膜和肾脏。 在这个秋天，有人为硕果累累而满心欢喜，也有人为落叶飘零而心生悲悯。李老三，一个内心装满国家的人，用他的生命告诉我，死亡，原来也可以如此高贵。
刘智军，湖南邵阳人，好读闲书，不求甚解，小时候山村放牛娃，长大北漂求生，有乡村情怀，尤其喜欢沈从文和曹文轩的文字。 编委:陆秀，李云娥，罗森，罗群，唐昀，李婷，廖大秋，方竹 ，陈艾军，陈校刚，陶初明，易晓晴，易小群，唐花阶，唐运亮，唐白甫，刘明，刘金群，唐建伟，刘云洲，刘云湘，刘青龙，刘肆梁，陈叶蓉，刘云雨 执行编辑:唐白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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