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鹰既不是神鸟灵兽，也非家禽宠物，但在历经数千年的宗教意识中，鹰被蒙上了神秘的色彩，奉为神鸟、天鸟、神鹰。
在古文献中也被较多提及：《列子·黄帝篇》：“黄帝与炎战于阪泉之野，帅熊罴狼豹为前驱，雕、鹏、鹰、鸢为旗帜。”黄帝战胜蚩尤，作《桐鼓曲》以示庆祝，其中一章“雕鹗争”是中国最早把鹰作为英雄胜利的象征。《诗经》：“牧野洋洋，檀车煌煌……维师尚文，时维鹰扬。”以鹰象征军容的威猛和战争的胜利。又有《周礼·冬官考工记》：“熊虎为旗、鸟隼为角、龟蛇为旐、全羽为旞，析羽为旌。”反映了古代鹰崇拜在军事，政治上的作用，鹰崇拜也是古代皇权的象征。
由此可知，三代上古诗文，时见鸟兽草木之名；花鸟画蓓蕾初萌，相信也寓兴于此。而有关鹰的画，较早记载有晋唐宫廷，官署、寺观笔画，画史中唐宋至元、明、清至近现代的齐白石，李苦禅、潘天寿等先贤们，他们均无不坚信传统题材的传承，坚守书画同源的信条，以书作画，既不刻意做古，更不着意于新，而是着眼当下，这就是中国画的表现语言。
虽然中国画的表现语言是程式化的、有一定的规范的，但要真正跨进中国画创造的门槛必须老老实实地学习和掌握这些基本规范，这不仅需要耐心、勤奋，还需要提高传统文化艺术的修养，特别是文史知识的储备和书法的训练。显然王九文的画已经做到了这些。
艺术创作本来就是创作者心事的一种表达，要真正梳理好王九文先生艺术的“恰好”与“本然”，笔下颇费一番思量。一个人的艺术质量多取决于他的审美愿望，在属于王九文先生的征程和赛道上，这一愿望使得他用对生命的远见不断净化自己的笔墨，长辔远驭，从容按节，驰骋出一片有容乃大的天空。
除了“思”和“情”，王九文的松鹰图里还有“笔墨”。是的，“笔墨”虽是中国画的概念，却不是中国画里才有的东西。笔墨其实就是“节奏”。节奏反映最真实的内心，一幅作品如果能够以作者的思想情绪打动人，它就必然是由节奏所构成。
从个性上看，在王九文先生的笔下，对于每个鹰的塑造，虽然在用笔与造型手段上基本相同，但丝毫没有雷同之感，尽管鹰的姿态各有不同，但都有着不怒自威的凛凛神气。这样的表现方式，在显示较强的视觉冲击力的同时更展现出一种和谐的韵味。“书至画为高度，画至书为极则”，这是李苦禅的一句名言。王九文先生的作品里，每一笔都蕴涵着书法的意趣，那簇簇松针，线条虽然短促，但每一笔都沉着稳重、痛快淋漓，具有浓烈的金石韵味。那坚实的树干，宛若在云海中翻腾的游龙；那崖石之上苔点的点虱，深沉的墨色真是入纸三分，感觉就像是用重镑大锤砸在崖石上，其充盈的力度使观者从心底产生出一种震撼与钦佩。
这也是为什么艺术家的创作需深植于民族文化之中，植于自己的心灵，植于自己所处的时代的根源所在。清香似旧时，人远天涯近。王九文从不为画坛时风怪状所侵扰，不以亵玩的态度对待庄重，更不以解构的方式去颠覆传统，而是与古文人有精神相挽处。读他的绘画，其枯中求润、淡中见厚的笔墨反复生韵，飘举动人，他很清楚绘画于他的意义，他的创作笔笔载满了来路与去向。
一九二七年，《晨报》副刊《星期画报》，刊载李苦禅“松鹰”一幅，其画作下方署名尚为“李英杰”。有编者按语道：“李君号苦禅，画学白石而能变化，在艺术大会中佳构甚多，最得好评。”此处“艺术大会”指一九二七年五月十一日，由国立北平艺术专门学校（国立北平艺专前身）所发起举办的北平艺术大会，大会以“实行整个的艺术运动，促进社会艺术化”为宗旨，声势颇为浩大，李苦禅此时能参与其中，实则已是对于其画艺的肯定与认同。
既然当代画坛对松鹰风的形成可谓根深蒂固，无法“动摇”大众审美。既然眼前的艺术之路更容易走向平庸与浮华，王九文便在苦临李苦禅的基础上真的想闯一闯自己心里的那条路。尽管多年来在艺海中摸爬滚打，充满了对绘画生涯的整体疲倦，然而，“人仅仅拥有此生此世是不够的，他还需要一个诗意的世界”（王小波语）。
为了自己心中那个“诗意的世界”，王九文一面躬耕田亩，尝尽生活的琐尾之苦，一面又乐观面对，近乎内外一元地十年磨一剑，向青草更青处漫溯，在艺术世界里，放牧危冠古袖、依剑作歌的自由。
文以载道，丹青寓兴。中国人赋鹰画鹰的文化内涵是超越自然， 超越自我的生命升华。画鹰即画人，王九文通过创作鹰艺术形象的描绘和塑造，实现了艺术的超越；在表现鹰的雄健，犷悍之美的同时，映射出具有超凡脱俗的人格大美和精神境界的外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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