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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豁轩与这位湖北小青年关系如此相近，除了给报纸投稿的“笔友”关系外，他们还都属一个背景后台：天津《益世报》、北平燕京大学、湖北小青年就读的小学中学，都是教会系统兴办的，有一个看不见的耶和华上帝在他们背后穿针引线。即使以后湖北小青年到了八路军，他一个多年的老上司李青川对他格外关照，就因为李青川也是很小就是从教会学校出来的，所以对这位教会学校出来的小兄弟有一种特殊的感情在里面。 教会的存在对旧中国社会各界的生存与发展有着密切的关系。北平的燕京大学不用说了，其教会背景人所皆知。天津的《益世报》是法国传教士雷鸣远一手创办的，刘浚卿、杜竹萱等教徒联合募款，雷鸣远任董事长，刘浚卿任总经理。这刘浚卿就是刘豁轩的堂哥，1934年原社长刘浚卿病故，堂弟刘豁轩继任总经理兼总编辑，顺理成章，可惜不过两年，就被董事会内哄赶下台来。董事长雷鸣远选择站在反对派一边，这让刘豁轩大为失望，从此与雷鸣远关系疏远。 刘浚卿在位时，1931年“九一八”事变，在全国一片抗日声浪中，雷鸣远站在中国一边，主张武力抗日。长城抗战时，雷鸣远组织救护队到前线救护二十九军伤员，还建立了残废军人教养院。1938年日本占领天津《益世报》被迫停刊后，雷鸣远积极与南京主教于斌联系，为《益世报》复刊积极奔走。同年12月，《益世报》在昆明出版，雷鸣远亲赴报馆祝贺。抗战期间，雷鸣远还成立了华北战地督导团，深入到晋察冀山区进行抗日活动。但雷鸣远同时持旗帜鲜明的反共立场，雷鸣元所到之处，与八路军矛盾不断激化。 1940年初，雷鸣远服务的山西、河南、河北结合部地区的政府军鹿钟麟部与八路军发生了军事冲突，占据这一地区的八万国民党政府军向不足三万的八路军展开进攻，这就是著名的八路军“晋东南反顽战役”。为支援处于弱势的太行八路军，晋察冀八路军、冀中八路军都派主力部队参加了战斗，八路军大胜。3月9日，雷鸣远被八路军俘虏，关押在太行山山区的山西省辽县（今左权县），并当作国民党间谍关押并审讯，据说，受到了一个多月的严刑审讯。四十多天后，经国民政府与延安交涉，雷鸣远被释放，但已罹患重病。 被八路军释放后回到重庆不久，1940年6月24日，雷鸣远因黄疸病（今天看来就是急性肝炎）逝世于歌乐山。同年7月18日，中华民国国民政府以1287号褒扬令公开褒扬。11月29日，重庆市召开追悼雷鸣远神父大会。今天台北的国民革命忠烈祠也设有他的灵位。雷鸣远曾参与写过一本政治著作《内在的敌人》，据说：“这本书揭露八路军于1940年的晋东南战役中突袭抗日国军三个军共6万多人，却没有动不足50英里外的日军。” 这是一本站在国民党政府一边的政治偏向性很强的书，书中记载的是被歪曲的历史，明显缺乏公正性。当时在晋东南的国民党军联手日伪部队进攻八路军，不是秘密。因为国民党军在撤退的时候，很多部队原封不动投靠日军，改编为伪军。作为过去的“同事”，国民党军与伪军联手打击八路军方面更容易在思想上、行动上取得一致。 而晋东南战役中被八路军打败的国民党军逃进伪军孙殿英的地盘，以求庇护，结果“弱肉强食”，被伪军全部缴械。那位台湾女作家在自己那本影响很大的著作中特别引用了这本书，目的是证明“抗战中八路军不打日军，专打国民党军队。”我在评论台湾女作家那本书时，也同时用事实批判了雷神父的这本书，此处不重复了。 凡涉及党派之争的历史文章，因其明显的政治偏向性，都没有“绝对真理”的一面，即使再“反动”的文章，也可能有其值得借鉴的合理的因素，不能被轻易抹杀。由于目前中国大陆特殊的国情，不仅“台湾女作家”那本著作被封杀，“城门失火，殃及池鱼”，很可能原来有关的一切评论文章都已经看不到了，深感痛心。希望有一天这些文章能重见天日。 1937年底至1938年秋的北平、天津，由于日军主力大举南下，与国民党军在长江一线进行决战，包括平津华北在内的广大地区日伪统治是很松散的，所以成为国共及地方自发抗日势力大发展的最好时期。1938年的5月，平津地区的国共及自发抗日力量都派出代表在天津开会，筹备发动1938年7-8月的冀东大暴动，最终把那一年的抗日运动送上最高潮。 我特地强调一下，张北海教授的父亲张子奇，就参加了这一发动冀东抗日大暴动的联席会议。 冀东大暴动造成的后果声势浩大，并动员了十万自发的抗日武装组建起抗联，八路军特地从平西派去宋时轮、邓华纵队前去领导。形势危急，关东军急忙调集关外日军进关镇压，同时日本华北特务机关对平津地下抗日力量进行镇压，破获了当时以“京津唐”为区域的中共地下组织领导的抗日活动，城市中的进步青年不得不紧急向根据地转移。 此时，冀东大暴动失败后，从冀东经平北向平西转移的暴动队伍络绎不绝，最先转移的宋时轮、邓华、高志远带领的大队历经十来天，回到出发地平西抗日根据地。而那些零零散散的农民暴动人员前后历经几个月也未能走完。直到1939年的4-5月间平西组建挺进军，还有十个八个的小股农民武装到达平西。 就像1937年8月的赵侗最初组建抗日队伍，把燕京大学作为走出北平的第一个集合地一样，1938-1939年的平津城市撤退，也是把燕京大学作为走出北平的集结地和出发地。从燕京大学西门出来一路向西，经颐和园、香山、大觉寺到妙峰山，这是一条老北京人常用的旅游路线和朝拜路线，赫达·莫里逊有过专门的摄影介绍，当时几乎没有日伪军看守。 从妙峰山再向西，为躲开妙峰山镇和雁翅的日伪军据点，就要绕远走山路，一路向西。在走到龙门口村后再向南到斋堂，这里就是当年被称作“平西”，今天叫作“京西”的那个地方，八路军晋察冀军区的大门口，走向抗日根据地的第一站。1938年底-1939年初的那个日子，肖克挺进军还没有建立，宋时轮、邓华两个支队刚从冀东返回平西，再加上被宋时轮动员来到平西的高志远冀东抗联农民军，斋堂那时候乱糟糟的。 熟悉了，徐德操还说，参谋有很多种，作战参谋、侦察参谋、通讯参谋、训练参谋、警卫参谋……，你有知识，有文化，干脆就叫“知识参谋”吧。既然咱们晋察冀还有几个“大干事”呢，你就叫“大参谋”吧。 1943年初，当时的满城县委妇女干部葛焰，因为这个湖北小青年是“拿笔重要还是拿枪重要”的问题，同参谋长徐德操争论起来。那时人们普遍的理论水平不是很高，争论很快就走题了，变成了对八路军来说是“笔重要还是枪重要？” 由于这场争论在周庄进行，那可是一分区司令部和地委的所在地，杨成武、李志民、牛树才等领导人也都饶有兴趣地在一边听着。有“小钢炮”之称的葛焰钢牙利齿，徐德操哪里是她的对手，眼看就要居于下风。突然间，徐德操话锋一转：好，既然笔更重要，咱们都去拿笔吧，日本人再开进根据地，咱们用笔对准它，看它怕不怕？ 一下子，葛焰反倒哑口无言了。 当年，打日本侵略者，还是要靠枪杆子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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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 不沉俾斯麦 > 《虎踞狼牙:晋察冀一分区的那些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