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因二十九军突然撤退，被困在北平的各色人等

1937年7月，因芦沟桥事变而引起的平津抗战，十万二十九军及附属于二十九军的十万地方保安部队，总计约二十万人，成为包括平津在内的华北北部地区的抗日中坚力量。而在四年前的1933年打响的长城抗战，中国军队前后投入约三十万人，其中中央军表现差劲，而武器装备简陋的六万二十九军在长城沿线打得最好。

尤其二十九军大刀队喜峰口夜袭日军兵营，在全国引起了极大爱国热情的轰动效应，麦新创作的《大刀进行曲》随之产生，响遍全国。为什么四年过去，二十九军的武器装备更好了，人数更多了，力量更强了，再加上全国各界人民的大力支持，国民党中央政府的财力和武器支持，二十九军反倒不如四年前在长城抗战中打得好了呢？

恐怕当时的任何中国人都认为，有了全国支持的二十九军，在华北是可以阻挡住日军的进攻的。因为当时蒋介石国民党政府的底线就在长城一线，中日军队以长城划线。如果日军越过长城防线向平津进攻，国民党中央军无论如何会开进河北，在军事上全力支持二十九军保卫平津、保卫华北、保卫作为中国人国家底线的长城防线。

有了国民党政府和全国人民作坚强后盾，二十九军有决策人权的上层坚信完全可以靠自己的力量守住平津。可惜事与愿违，二十九军仅支撑了27日、28日两天，就被迫放弃了北平，29日又放弃了天津，华北最大的两座城市沦为日军之手。北平、天津及全国的老百姓，从事实上体会到了什么是“兵败如山倒”，中国军队连还手的机会都没有，只好用腿跑路。

 
        日军占领天津，已没有任何军事力量阻挡得住

的确，1937年的7月7日发生的北平芦沟桥事变，无论对日军来说还是对二十九军来说，最初都是一次未曾料到的突发事件。不过对比地方军阀式军队的二十九军，具有现代管理意识的日军反应要更快一些，把一次华北地方的小军事冲突演变成了对中国的全面军事侵略。我们通常所说的中国全国开始的八年抗战，就是以芦沟桥事变为起点的。

之后，武器装备比起日军稍显落后的二十九军，在人数和军事力量上数倍于日军，尚显强势。这也是日军在最初的几次交手之后，立即停止进攻，随即放出和谈空气，目的是争取时间，从关外和国内往华北调兵遣将，准备放手大打。可惜，日军的这一缓兵之计为国内、特别是二十九军高层都未能看透，以为日军真的想和谈，结果酿成大祸。

日军放出和谈空气后，二十九军以宋哲元为首的高层（张自忠首当其冲）主和派信以为真。他们过高估计了自己的军事实力，自以为能靠自身力量保住平津这两大城市，保护住二十九军在华北及平津的切身利益，所以选择用谈判方式解决芦沟桥事变引起的中日军事争端，于是接连向国民党政府通电，阻止中央军进入华北，靠近平津地区。

已经危在旦夕，却拒绝中央军增援，二十九军败北，还没有开打就成为现实。

 
     1937年的华北日军，化装成中国平民侦察中国军队的部署，中国军队焉能不败？

日军经过近半个月的调兵遣将，截止到7月27日，芦沟桥事变发生的二十天之后，华北驻军从两三万人增至十余万人，打掉二十九军，富富有余，于是开始了重点进攻。日军27日先打廊坊，打开天津通向北平的门户防线，北平、天津被彻底切断。28日再打南苑，此目的有三：一是打掉二十九军主战派大本营南苑、二是攻占具有战略意义的南苑兵营和南苑机场、三是切断北平和保定之间的联系。

果然，日军这两仗打中了二十九军的要害，28日当晚，二十九军上层在中南海作出决定：为避免全军覆没，立即放弃北平，集结保定，准备保定决战。

二十九军决定撤离北平，远远超出了全国人民、特别是北平人民的心理预期，被搞了个措手不及。很多人，包括对局势最悲观的人，也认为二十九军起码能在北平支持两三个月，但仅仅两天战斗就放弃北平。由于二十九军撤离之迅速，连遗留在南苑战场的许多伤病员都来不及收容救治，被彻底遗弃。同时也造成很多原本要撤离北平的高层要害人物及眷属，都被迫滞留在北平，无法撤走。

 
 二十九军撤走的一个月后，8月28日，西方国家记者们考察南苑战场，记者的轿车将大批受伤的中国士兵拉回北平

       车后的行李箱装不下了，连车前的保险杠上都载着受伤的士兵

      西方记者们看到的南苑战场的牺牲者无人过问，被抛弃在那里

这其中不仅包括国民党、也包括无党派的社会人士，还包括共产党的高层人物及眷属在内。当时因肺结核到北平治疗的邓颖超就被困在了北平。此时，最靠近北平的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在芦沟桥事变的整整四个月后，11月7日才宣告成立。远水不解近渴，当时在北平的一切想脱离开日伪统治区的中国人，只有走天津这条通道才能回到大后方。

 
      1937年夏天，芦沟桥事变之前，邓颖超在平西福寿岭平民疗养院

          福寿岭在八大处一带，偏南一点的距离

西安事变后，中央批准邓颖超到外地疗养，由地下交通员将她护送到北平，住进西山福寿岭平民疗养院休养，化名“李知凡太太”。北平沦陷后，邓颖超接到中央要她尽快离开北平返回陕北的通知时，她通过东北大学的教授徐冰面见斯诺，请斯诺设法将她送到天津。一年前，斯诺刚从延安访问回来，见过邓颖超，此时一见，分外惊讶。

斯诺不仅护送邓颖超在日军防守森严的北平上车、天津下车，而且将她送到英法租界区找到他的好朋友合众社的记者伊斯雷尔·爱泼斯坦。由于邓颖超是从天津开始投身革命运动的，天津有许多认识她的人，而在这些认得她的人当中不乏有卖国媚敌的汉奸。爱泼斯坦于当夜亲自护送邓颖超乘轮船由天津去山东烟台。

在日军严密控制的天津港，斯诺亲自送邓颖超和爱泼斯坦上了英国商船。轮船到了烟台，就已经走出了1937年日军控制的势力范围，爱泼斯坦又由陆路将邓颖超送到济南。在济南，爱泼斯坦设法搞到了赴西安的火车票，一直将邓颖超平安地护送到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在八路军西安办事处安排下，邓颖超很快回到了陕北延安。

可能很多人不熟悉沦陷后的天津。1937年北平沦陷后，天津也跟着沦陷，日军虽然无法马上强占英租界，接收英国工部局，但日军基本上封锁了天津的英法租界。出入租界要过几道关口，还要搜身。自打日本特务杀害了爱国教育家耀华中学校长赵天麟后，很多在工部局任职的中国高级职员不敢每日下班回家，只好住在工部局里。

这些租界官员每日由子女或其他人往来送饭或是代为办事，与家属保持联系，而他们的子女及雇员有时也住在工部局里。

 

   
        天津英租界的工部局大楼，解放后的天津市政府大楼，地震中被拆掉

一直到芦沟桥事变发生之前，天津市市长张自忠改任北平市市长之前，张自忠一直都是居住在天津的英租界区的。二十九军三十八师的师部就设在这里，对外称“张公馆”。负责租界区的电话局局长张子奇也是张公馆的常客。这种情形一直延续到7月29日天津沦陷，三十八师的两个主力旅撤离天津，从冀中南撤，二十九军在天津的残余力量转入地下。

即使芦沟桥事变以前，从北平到天津的这一路上也不太平。走公路最危险，常有轿车被日军士兵设置的岗哨逼停检查。即使乘坐火车，列车上的日本浪人及京东地痞上车横行，寻衅打架甚至中途失踪者也时有出现。所以逢有全家人都居住在北平的官员往返平津，为安全起见，都要不显山、不露水低调带雇员跟随。日军占领了平津后，开通了两市之间的火车交通，杨浩多次往返于两市之间，毫无疑问“东家”的指示是决定性因素。

 
       当时往返北平、天津之间，日本宪兵监督下的警察搜身成为常态

日军占领了天津后，险些遇难的还有被《益世报》高薪聘来的主笔罗隆基。1937年8月的一天，《益世报》经理生宝堂在万国桥(解放桥)头被日兵绑架，关进牢里。日军详细探问罗隆基的相貌衣饰和自用汽车牌号。这一天，罗隆基躲在意租界的一位友人家中，直到深夜，乔装打扮才回到了英租界家中。第二天清晨，他搭乘轮船离开天津，经青岛转到南京。直到八年后，抗战胜利，罗隆基重返天津，才知道生宝堂经理就在那天遇害了。

最初，杨浩是通过一位在北平的天津人，1936年就任北平燕京大学教授的刘豁轩介绍，到这位“东家”的门下担任编辑工作的，但一不小心就变成了编辑兼雇员兼保镖。刘豁轩曾长期任《益世报》的总经理兼总编辑，由于报社董事会内讧，1936年辞职，到北平改任北平燕京大学教授，先后开设《报学概论》、《报业管理及营业》、《中文编辑》、《新闻学史》等课程。原打算在刘豁轩门下读大学的这位候补大学生，又一个不小心变成了八路军。

1937年那个烽火硝烟的北平夏天，在日军的大举进攻下国难当头，是实现小我完成学业？还是以民族存亡为重共赴国难？这个从湖北乡村走出来的小青年最终选择了牺牲小我以完成大我。八十多年后的今天，还会有人做这样的选择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