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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族往事(三) 作者 | 朱良启 在莫言的《红高粱家族》系列小说中，“祖父母辈人物和他们充满生机的生活……而父母一辈和‘我’的同代人则显得麻木萎缩，他们被沉重的生活压弯了脊梁，生活之火几乎熄灭；他们善良勤劳又愚昧胆小，瞻前顾后，畏首畏尾，只能在庸碌的生活中苟且度日。”我在《中国当代文学史》读到这段话时，心中是苦笑一下的，“红高粱家族”是这样，我的家族也差别不大吧。 古语云：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一个国家、集团，乃至大家庭一般都逃脱这个规律。上文说到家族中我父亲这一辈，此时我的家族已经是枝繁叶茂，人口众多。仅我父亲的兄弟姐妹和堂兄弟姐妹共24人。他们的年龄差距较大，除了我父亲和大伯是上世纪三十年代初出生外，其它兄弟姐妹大都是四五十年代的人，少数几个还是六零后。 出生的时期决定了他们中大部分人并不能享受地主少爷、千金的优越待遇，却要戴上“地主后代”这一沉重的政治帽子。不能当兵，不能入党，不能招工等一系列的重重政治藩篱注定他们在改革开放前的现实生活中只能老老实实地在监管之下畏首畏尾地生活，在各方面基本上是乏善可陈。不过此间有件事充满黑色幽默还是要说一下：当时每个村子都要有村长，因为我所在的小村子，只有二十多户人家，其中有十来家属于我的家族，还有六七家是我们出了五服的本家，这里面都不适合当村长。仅剩下解放前流落到这里靠做长工为生的三个小户人家，不适合也不愿意出头。无奈之下，大队从外村另找一个猛某迁到我们村来任小队长之职，很是尽心尽力，吆五喝六，对待我们这些地主后代从来就没有好脸色，那时候物质缺乏，小孩子嘴馋，总想拔个萝卜，摘个豌豆塞嘴里，只要此公看见，除了批头盖脸数落吓唬孩子以外，还要声色俱厉数落大人，大人受了气，回头再骂或打孩子，所以小时候我们很恐惧他，见了他就躲开。猛某不识字，队里开会时，就是凭大嗓门发一通威风。还闹出一些政治笑话，什么把赫鲁晓夫说成“黑驴驮个猪”，他媳妇上工晚了，是因为走资派头子刘某奇使坏，早上摁住她媳妇，不让起来上工......猛某忙于监管别人，对自家的几个孩子却疏于管教，到八十年代后，三个儿子有两个犯抢劫罪被抓，女儿跟人私奔。后来我看到《平凡的世界》里的孙玉亭这一人物时，眼前马上浮现猛某的样子，感觉他还不如孙玉亭。历史能给一些小人物出头露面上舞台的机会，他们却把人生演成了让人叹息的悲剧。写他，是因为他是我家族历史上的一个黑色符号。 改革开放的春风吹到淮北大地时值1980年，历史就此掀开了新的一页。原先套在地主成分家庭头上的金箍被拿掉，原则上他们的子女可以升学、当兵、入党了，我的父辈当时极为激动兴奋，提到小平同志时，口称“邓爷”或“邓公”，对党和政府充满感激之情。我当时10岁，已经能完整记事，只是还不能理解大人们为何脸上消失了原先的悲愁，突然多了很多笑容。长大后方明白这些政策对我们这些小辈的重大历史意义。刚开始土地承包并没有一下到位，而是把每一个小队分成互助组，把原先集体的生产资料（牲口，农具、公屋等）分到各组，在自由组合的原则指导下，自然而然的是以家族成员为主结合在一起。大家一开始的想法是好的，以前在一起受压制，现在一起齐心协力过好日子。而前两年确实也是如此。我多次参加组内的劳动，大家老老少少二十多人分工明确，除草施肥、犁地耕田，收割打场，劳动时欢声笑语，说着民间传闻，一片生机勃勃。大人小孩虽然都累，但因对生活充满了希望便忘记了劳累，几十年过去了，我依然怀念那段日子。 好日子总是过得很快，仅仅两年逝去，互助组内部起了罅隙。香港女作家梁凤仪说过一句话：“人们不会无端去厌恶身旁的朋友的，人与人之间的戒备和交恶大部分在于利益冲突。”矛盾正是起源于利益冲突，我父亲是位教师，对国家政策掌握的很清楚，1977年刚一恢复高考，他就意识到能改变我们下一辈命运的只有求学，所以在很多农村家庭缺劳力而让孩子辍学回家干活之时，他反而对我们加强了学习教育，一句话，对我们而言，劳动重要，学习更重要。他把我们安排住校，来保证学习时间，假期还能干活，但平时就顾不上了，而庄稼活又岂能等人？我父亲是城镇户口，没有地，但他尽量抽时间帮忙干活，相比同组另外弟兄几个来说，我家出的劳力还是单薄。收成下来按人头分粮，这样的结果是对方付出多，得到的少些，心理开始不平衡。 有矛盾不直接说，却由一件件小事来加深扩大，他们没有多少文化，心计却够用的。大家都是邻居，羊啃别家的树苗啦，狗追咬别家的鸡崽啦，鸡跳到菜园里啄菜啦，这种现象太多，若关系好，大家顺手赶走惹事的家禽家畜，甚至对主人提都不提。但若关系微妙，任何一件小事都可以成为“战争”的根源。“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更何况有惹祸的禽畜存在。于是我家的羊眼瞎了，鸡腿断了，狗在颤抖，继而几个叔婶多次上门吵闹。我当时13岁上初中，对这骤然转变的画风一点都不适应，以前和和气气，同甘共苦的叔叔婶子今天为何这样无理恶毒？多次的风波使我一度极不容易相信别人，再苦再累宁可自己承受，轻易不求别人，不想承别人的情，亲人这种生物，翻脸时从来都能坑到让你怀疑人生！我父母一合计，哪里是什么打鸡骂狗，是嫌弃我家拖累人家了。也罢，合则聚，不合则散。大家干脆彻底分开，时值1984年春季。于是把本组的土地牲口房屋又分到六家。果然此后安静了许多。（只是我的那些叔叔们没有料到，几年后，他们之间的矛盾会来得更猛烈，闹得风雨满村。吵闹声声中，我依稀看见秦二世胡亥、隋炀帝杨广，唐太宗李世民在血泊中走来，他们的阴魂从来没有散去。） 根据当时低下的生产力水平，对方几个兄弟甩掉我家惬意满足之余，开始干的更欢快了，我们自己一家确实种地艰难，家中就一头骡子，根本无法犁地，只有和别人联合，专有名词叫“搿犋”。父母多方联系在旁边村里找了一个愿意和我家联合种地的人家，条件是他只带一只牛来帮我们犁地，不帮我们收割庄稼；而他家除了使用我家骡子以外，我家要帮他家收割庄稼，另外，犁地的老头喜欢喝酒，每次为我家犁地之时要提供一瓶或半茶缸老白干，下酒菜可随意·，一片油饼，几根葱，一头大蒜都行。所以在此后五六年间的秋季耕种时节，都能看到一位少年拎着酒瓶，端着菜碗奔跑于我家和田地之间，那就是我。 我父母并不想和谁比过日子，对多收点粮食，多喂点猪羊不太在意。特别是我父亲，坚持要让我们努力走读书求学之路，父亲无数次地告诉我：“知识有用，世界归根结底是有知识的人来掌控的。”他一边带领我们挤时间艰苦耕种劳作，一边严格监督我们学习，不过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大中专学校实在难考，我们从小上的学校都是条件极其简陋，师资力量严重缺乏的农村中小学，此中艰辛，不在此赘述。父亲的用心很快被家族其他成员看出来了，开始效仿，慢慢地所有在本村的本家们全卷进了这场没有硝烟的大战。开始严格督促孩子学习，轻易不辍学。明里暗里在较量，家庭经济差些没人歧视你，但孩子学习成绩差便是众人眼中的笑料。在这种氛围中，从初中到高中这个阶段我的学习压力都很大。顺便说一下，没有卷入升学较量的是居住在几十里外县城的我大伯家，他悠然自得地做着他的县城小干部，孩子大了便设法找个什么工厂进去。所以虽然条件不错，四个孩子却无一成才，其中老小在街上争雄斗狠，被人报复，打成重伤而亡，死时还不到三十岁，连凶手是谁也不知道。直到2006年前后，家族中与我平辈的一代彻底没有人再上学了，这场升学大战才拉下帷幕，盘点一下，我父亲十二兄弟中我这一辈三十多人，除掉年龄大的早已不能求学和几个没能坚持到底的，考入大中专本科18人。虽然没有什么一流大学，只是安徽大学、安医大、安农大及一些师范学院和卫校之类的，但对于我们这些原本没有什么出路的农村孩子而言，已经极大地改变了命运，曾有人酸酸地说到;”没想到这些地主家庭还有翻身的一天！”当然，没有党的政策，这个家庭也不敢奢想改变命运。还有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这辈改变命运又为下一代提供了不错的学习环境，使他们受到更加良好的教育，从而“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我们家族下一代的孩子秉承了上代努力学习的基因，在学业上继续发扬光大，迄今为止，已经出了七个研究生。 岁月匆匆，往事悠悠。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至而今，我的祖辈全部去世，带着他们的悲欢离合，埋在了这块生之养之的黄土地。父辈中也有几位已经作古，离开了这个他们亦争亦和的世界。剩下的叔叔婶子也都步入古稀之年，白发苍苍，容颜沧桑，早已没有了谁与争锋的锐气，当年的我辈少年也大都即将步入五十六十的行列，怎能不令人感慨万千。每次我回家祭祖，见到他们，都非常亲热，说不完的话。但让我们尴尬的是，下一辈因为分散在各地长大，互相之间连认识都谈不上，见面之后形同陌路，压根找不到一个家族兄弟姐妹的感觉。这是我们想管也管不了的事。只是我的梦里，无数次地出现那个我生活过二十年的小山村。 在就要结尾之际，不知怎的，那些和我家族有关古今往事人物一一在我眼前闪过，我的眼睛有些湿润。抓过一瓶酒，猛灌一口。以一首小诗为全文做结：一壶浊酒叙往事，两行清泪叹人生。人间哀乐随风去，尘世悲欢却又增。 作者简介： 朱良启 ，男，现年49岁，毕业于安师大中文本科，中学语文高级教师，现任教于烈山区淮北七中。淮北市作协会员，烈山区作协常务理事。2014年开始散文随笔写作。先后有三十多篇作品在省市区获奖。在省市报刊、网络媒体发表文章260余篇，70余万字 ©原创作品 授权发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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