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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行在信用创造中面临一些外部约束，如基础货币、贷款规模、流动性、资本约束等，银行应在行为模式、业务结构、客户基础、传导落实等方面做文章，形成良性发展态势。 文：周科（ID: zhouke2290）、央行观察专栏作家 银行经营管理实务中的存款立行、以存定贷、不准以贷转存等实践和理念导向，似乎和“银行贷款产生存款”（1）这一信用创造理念整个拧巴，因此银行从业者对于后者的第一反应大多是排斥的。这一方面可能是孙国峰老师总结的传统的单式记账法、钱庄以及中文形象思维等影响深远，现金使用、高储蓄习惯等生活基本观念潜移默化，而又往往容易先入为主，因此错误认识根深蒂固（2）。 另一方面，是否是处于不同的观察时点和阶段，面临不同的前提和约束而得出不同看法？即所谓“不知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假设一家银行在内外部约束条件下已触及红线，空怀信用创造能力而无法提高信用创造水平，又面临业务增长、绩效考核的重重压力，则此时在其看来存款即是因、贷款才是果，这也是众多拼杀在拉存款第一线同仁们的自然想法。但仅停留在这点，看起来像是给理论和实践和稀泥。为什么面对即使是相近的前提和约束条件，在同样的经济周期时段里，本可以“凭空”信用创造、理应不用靠存款吃饭的银行，有的在发展中几无“存款为因”的掣肘，有的却常年苦苦挣扎于存款数量、品种、价格之争？因此，我们尚需深入分析不同银行表现差异的初始原因所在。 回到信用创造原点的分析 先不考虑前提条件，在信用创造过程伊始，以贷款为例，银行资产端借记贷款、负债端贷记存款，此时不同银行没有本质差别。此后，除了存贷利率倒挂、监管所禁止的以贷转存等情形外，贷款方没有理由保持存款形态超过合理期限，需要根据贷款的实际用途、在合理的时间节点支出款项，操作形式是对外支付。其中，在受托支付等情形下，贷款产生存款和此后对外支付的时间间隔可以视为忽略不计。此时，银行间的差异开始显现，如果收款方是在其他银行开户，或者虽然在多家银行开立账户、但本次收款路径是在其他银行，则对于该银行而言是总存款减少、基础货币流出。将所有客户的行为模式组合起来，可以了解在银行整体层面上的存款（相应的是基础货币）流出、流入和净额变动态势和结构。 前面有一个隐含前提，即存在有效的贷款需求。一方面是客户愿意来申请贷款，这取决于：银行的客户关系广度和深度，如渠道、客户来源多寡、质量高低；在客户中的信用、服务等认可度；银行能力与客户需求复杂程度的匹配情况等。另一方面银行也愿意发放贷款，这与银行的战略定位、风险偏好以及风险识别、贷后管理能力相关。银行需根据监管要求按照贷款分类结果（及损失概率）计提减值准备，档级越低则比例越高，会计分录为：借 资产减值损失，贷 贷款减值准备。资产减值损失是损益类科目、体现在利润表上，作为营业支出的一项会减少净利润；贷款减值准备是资产类科目、体现在资产负债表上，会减少账面资产（贷款）。其中，损益项可看做所有者权益端的子科目，则资产负债表平衡体现在后者之中，报告期末会反映资产减值损失等因素。资产减值损失增大，会负面影响未分配利润；盈余公积、一般风险准备往往按照净利润比例提取，增长量亦会受拖累。而核心一级资本包括盈余公积、一般风险准备、未分配利润等（3），在资本充足率等约束下（见后文）资本增量甚至存量下跌会限制资产端的规模。同时，在现有规模中“腾挪”（如收回再贷，以优化资产结构）的空间亦受限制。因此，银行的客户筛选、风险管理水平越低，也越会抑制其信用创造的水平。此外，信用创造过程不限于授信，还包括购置固定资产、费用支出、（一级市场）认购非金融企业部门债券等方式。除了同样面临存款后续是否能在体系中留存的问题外，这些方式也有各自的前提，从而也会遇到资本、流动性等约束。 实务中信用创造面临的外部约束 理论上“无穷尽”的信用创造过程，在现实金融环境面临很多外部约束。 基础货币。基础货币不是信用创造的起点和必要条件，如果没有存款准备金制度，基础货币与信用创造并无直接关联（4）。但我国实践采用存款准备金制度，实质建立了基础货币与银行信用创造水平上限的关联。除了普适性的调整外，差别存款准备金率（5）因事而异、一行一策，使得不同机构面临的约束各不相同，区别因素包括机构规模（如大型、中小金融机构，农村金融机构）、机构类型（如银行、非银行金融机构）、所处地区（如灾区）、业务情况（如支农支小、普惠金融比例）、风险情况（如资本充足率、资产质量状况）等。此外，公开市场操作通过吞吐基础货币，在存款准备金制度下也对银行信用创造水平产生影响。 贷款规模。除了差别准备金动态调整，2016年之前央行的信用扩张激励约束手段还有资本自我约束的合意贷款规模（6），此后升级为宏观审慎评估体系（MPA）、从关注狭义贷款转向广义信贷，但同时实践中仍通过窗口指导等方式调控银行狭义贷款规模。贷款规模约束会直接影响信用创造水平的理论上限。 流动性。流动性覆盖率、净稳定资金比例、流动性比例和流动性匹配率、优质流动性资产充足率等（7）对银行资产负债结构形成约束，相应地作用于信用创造水平。如对于大型和中小型商业银行（资产规模2000亿元人民币为界）都适用的流动性匹配率（加权资金来源/加权资金运用），其中折算率除了期限越短越低外、品种也有很大差异。以3-12个月为例，资金来源的折算率从高到低排序为存款、发行债券及发行同业存单、同业存款、同业拆入及卖出回购、同业存款，资金运用的折算率从低到高分别为各项贷款、存放同业及投资同业存单、拆放同业及买入返售、其他投资。对于中小型银行适用的优质流动性资产充足率（优质流动性资产/短期现金净流出），“可能现金流入”中贷款折算率为50%，结算目的存放同业、买断式买入返售仅为0；“可能现金流出”主要项目折算率从低到高分别为质押式和买断式卖出回购、储蓄存款与小企业存款、结算目的同业存款、大中型企业存款和机构存款等。 资本约束。资本充足率及附加资本要求会影响信用创造水平，其中还需关注业务结构产生的差异。如根据2017年12月版《巴塞尔协议III》（8），公司外部评级越低、债权信用风险权重越高，低于BB-的甚至达到150%；无评级的中小企业（最近年度所属集团营业收入不超过5000万欧元的企业）债权的信用风险权重为85%（符合条件的零售中小企业债权适用75%），其他无评级公司债权则适用100%。此外，在计算相关性（大小与资本要求呈正比）时，中小企业有[0.04x（1–（营业收入–5）/45）]的扣减项。 关于银行对策的思考和讨论 可见，不同银行在长期经营过程中形成的自身资源禀赋、运行机制、管理水平等方面差异，与外部标准化和客制化的约束条件综合作用，是当前时点其所处不同境况的产生缘由。下面从前述内外部前提和约束条件出发，分析银行应如何采用针对性的对策措施，以使得尽可能充分施展自身信用创造能力。 行为模式。存款准备金率、公开市场操作、贷款规模等可以看做是银行体系的外部变量，但具体操作既与宏观经济金融形势相关，也与微观层面银行行为有联系，不乏有客制化的标准和操作。因此银行需要探究自身在利率安排、授信投向、业务结构、风险管理等方面与货币政策导向、监管思路等的匹配度，优化相关流程、参数以更好地达到要求，从而直接或间接地享受到合理的政策红利。 业务结构。从流动性角度考虑，在收益、风险、期限等其他条件满足的情况下（下同），应提高折算率高的资金来源和折算率低的资金运用项目占比，如提高存款、贷款比重，降低同业业务比重（过度依赖于同业业务无异于饮鸩止渴）；中小银行可考虑提高折算率低的可能现金流出项目占比，如增加储蓄存款与小企业存款。从资本约束角度看，可适度提高优质等级客户和中小企业的占比，以及积极探索包括传统方式在内可持续性的资本补充机制（9），等等。 客户基础。客户是业务之源，没有客户何谈业务发展和结构转变。在前述信用创造后的流转链条中，本行客户质量越高、数量越多，银行保持存款基数甚至“被动”获得存款流入的可能性越大，其中客户关系越紧密、粘性越强会有加权效应。否则，信用创造的越多可能越是在为他人作嫁衣裳。首先是要有质量的客户基础，而非单纯是客户或账户数量增长。银行需要根据过往客户业务数据进行成效分析，合理界定目标客户群体标准和范围，而不能拍脑袋划定质量高低的界限。其次，在传统经营模式下，网点数量越多对于客户拓展、关系维护有显著推动作用，这是大型银行碾压中小银行的重器。而在网络互联互通时代，对大数据、AI等的掌握和应用可能会颠覆原有方式，尤其随着开放银行和数据共享（10）的演进，此前仅能基于局部业务画出割裂图谱将向联通化、全景化发展，对银行能力提出更高要求的同时也给予业务拓展的利器。总之，需要着力提升规模化、体系化的客户准入、分层服务以及适时清退的能力水平，保障信用创造的动能可持续性。鉴于客户基础是长期性工作、效果难以实时体现，需要优化银行内部绩效考核模式，改变下级机构围绕上级机构考核指挥棒运作的机制，否则一是容易仅仅在为机械满足上级要求而努力，即对上级形式上打工、而非真正面对市场和客户；二是无论指标如何设计，基层总能找到变通方式；再加上如果上级机构指标设置存在瑕疵或者条线间割裂，会使得实际结果未能有效增进银行整体效能。 传导落实。前面属于需要高层审时度势、战略决策，但如何高效传导至作战单元以及在实质上而非形式上落实更加重要。身陷存款荒泥淖的银行，仅靠高层大会小会上高喊疾呼、管理部门写出精妙的措施方案，并无法自动变身为扭转时局的魔法。我国传统银行体系是层级架构，以国有大行为例，总行、一级分行乃至二级分行（除直属营业部）往往都是管理角色，经营一线处于神经末梢、远离指挥中枢，因此深受“四难”问题困扰——难传播：如何在最短时间内层层流转、批转到各个层级，如何使目标受众在浩如烟海的材料中看到，从而及时、有效传导到所有需要了解的人；难理解：内容包罗万象、要点面面俱到、表述滴水不漏，但到底在讲什么？与不同的受众有何不同的关系？要受众做什么、如何做？难执行：高屋建瓴的口号、要求如何落到实处？理论与实践有较大偏差如何处理？难评估：如何用可量化的指标衡量业绩，达到公开、公平、公正，而非受人情等主观因素过强方式的影响？ 事实上，针对内外部诸多庞杂、抽象、层出不穷的理念、要求，再多的会议、宣传、口号都难以有效地实现铭于心、践于行、持于恒，传统机制的速度、精准、效果已无法满足新时代的需要。需要研究直接与实际挂钩、变为真正作用于受众自身的内容，使得其无论身处何方、无论所在何种层级，在日常工作中就能第一时间直观感受到影响。可考虑将各种管理要求、目标、任务进行参数化并纳入业务操作和管理系统中，最小化在时效、理解、执行上的偏差，评估也一目了然，实现目标、任务可量化、可跟踪、可考核。比如，每天业务系统、管理系统开机时自动提示最新管理要求变化；授信业务叙做时即能看到（预估的）资本占用、拨备计提、EVA等（11）；不符合行业、地区等的投向、限额等管理要求的业务未经系统授权无法操作；业务审批标准规范化、透明化以形成全球统一审批平台；集团、条线、地区的资本、拨备、流动性等关键信息及时更新和预估；监控类指标到预警线时触发对相关人员提醒，必须采取应对措施后才能解除警报；业务、考核数据及评价、缺口分析实时呈现、指导需要如何改进；等等。当然，这首先会对各级管理人员提出更高的要求，一是要剔除套话、空话、大话和模棱两可的表述，提炼出目标、要求的核心；二是要保证彼此间有勾稽关系，同时不能互相矛盾（否则系统只能不断报错）。其次是对于信息技术专家的要求，既要整合、优化内外部相关系统和接口，又要将管理需求在系统中有效实现。 总之，积极地推进、落实这些思路和做法，有助于面临看似信用创造悖论的银行更好地进行自我审视，由内自外全面分析自身存在的不足和遇到的瓶颈，并分析总结背后的根本原因、因症施策，以力争跳出不顾及成效地为拉存款而拉存款、为拓客户而拓客户等只有数据没有业务的怪圈，和存款下降倒逼贷款收回、引发存款继续下降的负向循环，逐步改善乃至扭转所处生态环境、形成良性发展的态势。 参考文献： （1）孙国峰. 信用货币制度下的货币创造和银行运行. 经济研究，2001（2）：29-37&85. （2）孙国峰. 第一排：中国金融改革的近距离思考. 中国经济出版社，2012年1月. （3）《商业银行资本管理办法（试行）》（银监会主席令2012年第1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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