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郁达夫在纪念鲁迅大会上说：“一个没有英雄的民族是不幸的，一个有英雄却不知敬重爱惜的民族是不可救药的。”我要说，一个有真实的伟人存在，却从某种目的出发而被任意遮蔽、蒙骗，要么恣意贬损，要么无限拔高的时代也是可悲的。 脱下神圣外衣的鲁迅，摆脱其文字特征，是挺矛盾、挺复杂的一个人，表现在多方面：炽热而悲凉，质朴而执拗，谨严而不羁，温厚而刻薄，率真而古怪，骂人而被骂…… 唐弢有篇散文《琐忆》，曾被选入中学课文，用欲扬先抑的写法，回忆了鲁迅对青年的关心和鼓舞，为大家所熟悉。 我不否认，鲁迅对青年的帮助有口皆碑，很多青年在鲁迅的热忱关怀下，快速而健康地成长，仅以作家为例，萧军、萧红、巴金、靳以、胡风等青年的成名成家，就离不开鲁迅的积极扶持。 但是，唐弢那些“先抑”的文字也不无道理，绝不是无中生有，不容随意否定： 当我还不曾和他相识的时候，时常听到有人议论他：“鲁迅多疑。”有些人还绘声绘色，说他如何世故，如何脾气大，爱骂人，如何睚眦必报，总之，鲁迅是不容易接近的，还是不去和他接近好。 用“多疑”“世故”“脾气大”“爱骂人”“睚眦必报”这些词语来形容鲁迅，似乎有点大逆不道。其实，这不伤大雅，更无损于鲁迅的伟大形象，反倒还原了真实的鲁迅。 正因为如此，鲁迅的人际关系非常有限。鲁迅谈及和朋友的关系时说：“我觉得先同我闹过，后来再认识的朋友，是一直好下去；而先是要好，一闹之后，是不大会再好起来的。”实质上，前者的朋友仅限于宋紫佩、范爱农等几个，更多的在后者，如钱玄同、林语堂、高长虹、顾颉刚、徐懋庸、杨骚等等。 1932年，鲁迅到北京探母，北师大准备邀请鲁迅演讲，时任国文系主任的钱玄同，大声吼道：“我不认识有一个什么姓鲁的！”并扬言：“要是鲁迅到师大来演讲，我这个主任就不再当了！”别忘了，当年把鲁迅从苦闷中拉出来，竖起“革命文学”大旗，成就一代文豪的，就是这个钱玄同！ 温文尔雅的林语堂 林语堂曾是鲁迅的挚友，鲁迅失业的时候，厦门大学的教职就是林语堂给的。林语堂被鲁迅相得两次，疏离两次，但林语堂不以为意。因为无端怀疑稿费问题，鲁迅曾仗着自己的“旗手”地位，向平淡温和的林语堂，拍桌大骂，拂袖而去。鲁迅去世，身在纽约的林语堂听闻，著文《鲁迅之死》真诚地纪念这位朋友，直言：“鲁迅顾我，我喜其相知，鲁迅弃我，我亦无悔。”这样的铁杆朋友，鲁迅也没有把握好！ 任武汉大学党委书记的徐懋庸一家合照 鲁迅去世，徐懋庸写下挽联：“敌乎友乎？余惟自问；知我罪我,公已无言。”并流着泪说：“是鲁迅误会我，我心目中，他始终是革命的战友。我是以为有朝一日，鲁迅先生会谅解我，我是始终崇敬他老人家的。但是，完了，晚了，他一死不能复生！”出殡之日，徐冒着受冲击的危险，瞻仰了鲁迅的仪容，并前去送葬。 至于其他如胡适、郭沫若、成仿吾、周扬、陈源、梁实秋等论敌，数不胜数，鲁迅对这些论敌，不留任何情面，痛打“落水狗”，将斗争进行到底。 梁实秋是中国现代文化史上的巨人，我们最早知道他的名字，还是在鲁迅的文字里。鲁迅曾骂梁实秋为“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骂语不可不谓狠毒。而鲁迅作品在台湾被封杀的时候，梁实秋勇敢地站出来，写过一篇文章《关于鲁迅》，这篇文章有大家风范，写得很理性，对鲁迅的评价有褒有贬，值得我们反思对鲁迅做人和作文的评价。梁实秋在文中说“鲁迅本来不是共产党徒，也不是同路人”，“不要以为鲁迅自始即是处心积虑的为共产党铺路。那不是事实，他和共产党本来没有关系”，明确表态“不赞成把他的作品列为禁书”。 著名学者、作家梁实秋 而鲁迅去世前却这样固执地说：“欧洲人临死时，往往有一种仪式，是请别人宽恕，自己也宽恕了别人。我的怨敌可谓多矣，倘有新式的人问起我来，怎么回答呢？我想了一想，决定的是：让他们怨恨去，我也一个都不宽恕。” 鲁迅的一生是战斗的一生，也是痛苦的一生，悲凉的一生。我一直以为，鲁迅活得太苦了，复杂的思想和复杂的个性便是他痛苦心灵的宣泄，唯有如此，才能获得心灵的某种平衡。 长房长子长孙，祖父的牢狱之灾，父亲的病，当铺与药铺的穿梭，族人青白眼的轮换，孤儿寡母的门户支撑，弟弟们的少不更事等等，都是他生活中少年老成的痛苦之源。至于家庭和社会给他带来的痛苦，是留学日本以后的事情。 对鲁迅而言，那场甩不掉的婚姻，是鲁迅一辈子的痛，是鲁迅永远无法驱散的阴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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