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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最痛苦的是梦醒了无路可走。做梦的人是幸福的；倘没有看出可走的路，最要紧的是不要去惊醒他。文/王焱 1881年，鲁迅出生于绍兴周家，一个书香门第。享受着梦一般的优越条件，过着许多人梦寐以求的富贵生活。 祖父周福清犯行贿罪，着革职入狱，判斩监侯。父亲周伯宜翌年突然吐血，重病不愈，两年后逝世。鲁迅家道中落，生活面临急剧贫困。因缺钱用，他连寄寓儿时乐趣的绣像本都卖给了一个有钱同学。 读的书多起来，画的画也多起来；书没有读成，画的成绩却不少了，最成片段的是《荡寇志》和《西游记》的绣像，都有一大本。后来，因为要钱用，卖给了一个有钱的同窗了。 ---摘自《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
穷转富，富转穷。人生大起大落后，让鲁迅最先感到震惊的是：自家人的变脸。娘家亲戚称他们是“乞食者”，本家亲戚则冷眼相投，甚至开分房会时，分给他们的即差且小。鲁迅因拒绝签字，遭到叔辈们斥责。嫌贫爱富，趋利避害，是人的本性。自家人尚且如此时，外人的态度可想而知。那时候鲁迅无论是出当铺，还是进药房，路旁闲人总是对他指指点点，轻蔑讥笑。这使鲁迅倍感世态炎凉。十几岁，鲁迅就承担起家庭责任，咬紧牙关忍受着外界给他的一切轻蔑、歧视、伤害、打击。鲁迅生性不会向外界屈服，生活再难，他都表现出若无其事，打碎牙齿往肚子里咽。伟大的心胸，应该表现出这样的气概——用笑脸来迎接悲惨的厄运，用百倍的勇气来应付一切的不幸。在忍受着苦痛生活的同时，年已18岁的鲁迅，曾不止一次地问自己：旧式科举做官道路，鲁迅一向是反感的。他想选择的，是洋务运动后兴起的新式学堂，那里才有着他找寻的人生曙光。1902年，22岁的鲁迅有了新出路，官费留学日本。虽然他没钱远渡重洋，到欧美去拥抱西方文明，但留学正逐渐强盛的日本，对鲁迅而言，也未曾不是个睁眼看世界的机遇。 在没受到日本先进文明熏陶之前，鲁迅走在东京大街上，首先受到了日本少年人的辱骂，鄙视和轻蔑。原因很简单，日本刚刚在甲午海战中歼灭了中国的北洋水师，迫使清政府签下了马关条约。日本举国上下，弥漫着一股鄙视中国人的风潮。如果说，绍兴街头家乡人带给他的歧视和白眼，是因为家贫。那么东京街头日本人带给他的歧视和白眼，则是因为国弱。日本人之所以蔑视中国人，是因为日本在甲午战争中打败了中国。中国人要想赢得尊敬，别无他想，唯有中国强盛起来，打败日本。遗憾的是，终其一生，鲁迅也没能目睹中国强盛起来，没能目睹中国打败日本。仙台学医期间，鲁迅结识了老师藤野严九郎（我们中学课本中所熟悉的那位藤野先生），他学习上给了鲁迅一定关怀，鲁迅学习成绩也很优秀。怀有狭隘民族情绪的日本学生，怀疑鲁迅成绩有水分，公然到宿舍翻检他讲义，写信给他说“你改悔罢”。理由很简单，中国是弱国，所以中国人当然是低能儿。倘若中国学生分数在60分以上，那必然存在考试泄题行为。血淋淋的现实无情地撞击着鲁迅心扉，纵使留学在日本，接受着先进思想，加入到光复会这样的积极反清救国团体，他仍会不断地陷入茫然失措的困境。鲁迅是个有独立思想见解的人，他是不会无条件地让自己相信任何人，服从任何人。鲁迅生性有着一种强有力的精神支柱，对未来充满信心，充满幻想。妻子名叫朱安，是个缠小脚，不识字，受封建思想毒害的女子。她是母亲在没征得鲁迅同意下，就为他选择的配偶。刚得知消息的那一刻，鲁迅心里是拒绝的，他强烈要求退婚。他又写信给母亲，希望可以让朱安不再缠小脚，进学校念书识字。婚姻殿堂是每个人都向往的，因为婚姻是爱情的继续。可鲁迅和朱安的这段婚姻，却给双方带来了终身痛苦和不幸。“她是我母亲的太太，不是我的太太。这是母亲送给我的一件礼物，我只负有一种赡养的义务，爱情是我所不知道的。'不屈服现状，又无力改变现状的鲁迅，在浮华变迁的年轮里，孤独寂寞地徘徊在岁月长河中，忍受着包办婚姻带给他二十年如一日的苦行僧式禁欲生活。有情饮水饱。这位小鲁迅17岁的女学生，她非常理解鲁迅、敬仰鲁迅，佩服鲁迅对黑暗社会的决绝态度。那怕是鲁迅要维系原有婚姻，不能正式和她结婚，给她名份，她也还是愿意和鲁迅风雨同舟。许广平的激烈勇决，让鲁迅决心自我解禁，逃出旧式婚姻囚笼。一个好恋人的标准，不在于婚恋时肉体碰撞的欢愉。而在于她能否让你消灭内心深处的软弱和自卑，让你的生活重新拥有光彩举动。1926年初，林语堂邀请鲁迅去厦门大学任教。鲁迅欣然应允，于当年八月离京南下。林语堂是鲁迅非常要好的朋友，他们之间有着深情厚谊。他们的友谊，就像鲁迅说的：“是两颗心的真诚相待，而不是一颗心对另一颗心的敲打。”“鲁迅先生在中国的难能可贵，誉之为“白象”。因为象多是灰色，遇到一只白的，就视为国家珍宝。”1927年，鲁迅到达上海的当天和第二天，林语堂都有来陪伴鲁迅。可在郁达夫请客吃饭时，席间为了几句话，鲁迅就勃然变色，与林语堂大吵起来。鲁迅带着酒意拍起桌子说：“我要声明，我要声明。语堂，你这话是什么意思？”林语堂站起来辩解说：“是你神经过敏，我没有那个意思！”两人越说越上火，像一对雄鸡一样，你瞪着我，我瞪着你，对了足足两分钟。郁达夫见形势不对，赶紧站出来。他一手按下鲁迅，一面拉着林语堂赶紧离开。钱玄同（“两弹一星”元勋钱三强之父）是鲁迅的老朋友，他对鲁迅说：“人一过四十，便该枪毙。”这话当即引起鲁迅不快，后来鲁迅在北京遇到钱玄同，竟拉下脸来，不和他说话。一对老朋友，从此绝交。钱玄同直言不讳的概括了鲁迅三处短板：多疑，轻信，迁怒。多疑，轻信，迁怒，并不是鲁迅为人之道，只是证实他对自己立身之道的惶惑更加深刻了。至于性格短板影响破坏到他和林语堂、钱玄同等人的友谊，导致多年老友分道扬镳，这大概也是鲁迅自己始料未及的。1917年，蔡元培出任北京大学校长后，聘请陈独秀、李大钊、胡适等人去北大当教授。1918年，北京已经形成了一个以《新青年》和北京大学文科为中心的新文化运动。它几乎感染了每一个敏感的读书人的心，鲁迅自然也不例外。著名思想家何家栋先生曾说过一句话：“陈独秀、鲁迅、胡适、蔡元培都是五四诸子，就跟先秦诸子一样，都是我们文化中出现的圣贤，每个圣贤都有独到的一面。” 一排左一：辜鸿铭 二排左一：陈独秀 三排左一：胡适 三排左二：蔡元培 四排右一：李大钊 五排右一：鲁迅 五四新文化运动在鲁迅心里掀起的波澜，对鲁迅的影响是极大的。1927年，鲁迅在广州中山大学任教时，甚至想过要将中山大学变为新文化运动的阵地。在一次教务会议上，鲁迅主张 “五四”时候的风气标准，提出让学生有研究、活动和组织的自由。首先，是广州激进青年对他的不满，有人在报纸上公开批评他，有人用近于无理的态度责问他：“你不愿意从事文学革命；你又不去做武装者的革命；那么你处在今日的中国，更拿着一种什么革命的东西在领导着一般青年？”广州的种种体验，逼得鲁迅不得不承认，自己其实是个无足轻重的人。就算他想发挥作用，人家也根本不理睬他，似乎已经将他遗忘。更让鲁迅震惊的是，国民党在广州大规模地杀戮昔日盟友。可怕情形简直令他目瞪口呆。他在精神上遭受严重打击，人身安全也受到威胁。 初到上海时，鲁迅做着他并无太大兴趣的翻译工作，他常对熟人说：“我在上海，大抵译书。”在上海，鲁迅接触到了介绍马克思主义的书籍，这使彷徨的鲁迅又一次看到曙光。他几乎每天都在手不释卷地翻看。唯物主义、阶级斗争、社会主义之类的新词，逐渐出现在鲁迅笔下。对马克思主义的接触，让鲁迅朋友圈里多了瞿秋白、冯雪峰等文化界的共产党人。他看待共产党的目光，也就最为亲切。可鲁迅骨子里，终究还是一个“五四”式的知识分子。虽然他认真拜读着马克思主义书籍，结交着共产党朋友，可他在精神上还是不能迅速脱胎换骨。矛盾，呐喊，彷徨，充斥着鲁迅心扉，他的心头一片灰色。有一回，鲁迅和冯雪峰闲聊，谈着谈着，他突然用玩笑式的语气问：“你们来了，是不是也要先杀掉我？”冯雪峰被问的一脸懵逼，他完全不懂鲁迅当时的心态，赶忙摇手说：“那怎么会呢，那怎么会呢……”在思想上，鲁迅和冯雪峰这些充满热血与激情的年轻人，完全是两代人。鲁迅看他们是浅薄做作，他们看鲁迅则是落伍守旧。虽同处一屋，矛盾摩擦却是不可避免的。鲁迅一贯主张：“宁可与敌人明打，不欲受同人暗算。“他深知敌人是不足惧的，最可怕的是自己营垒里的蛀虫，许多事情都败在他们手里。1932年，特务暗杀了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总干事杨杏佛，并放出风声，鲁迅已被列入暗杀名单。正如胡适所说：“鲁迅是个自由主义者，绝不会为外力所屈服。”真正的勇士，敢于面对淋漓的鲜血，敢于面对惨淡的人生。这年，鲁迅56岁。他身体状况非常糟糕，人衰老得厉害，体重已降到76斤。穿着棉袍子行走在上海街头时，仿佛微风一吹，都能将他拂倒在地。医生仔细诊断过他病情后，神色严峻地说：“肺病非常严重，倘是欧洲人，五年前就会死掉了。”朋友鼓动许广平参加社会活动时，他沉着脸说：“广平，你不要出去！”他何尝不知道让许广平整天待在家里照料自己，会使她很憋气。可是，他真的已经离不开许广平的照顾。1936年5月，鲁迅拿起老朋友瞿秋白的遗著《海上述林》， 对许广平说：“这一本书，中国没有这样讲究地出过。虽是纪念瞿秋白，其实也是纪念我。”1936年10月19日凌晨05时25分，鲁迅先生与世长辞。他的死讯引起全中国的注意，上海上万民众自发为鲁迅先生举行了前所未有的隆重葬礼，民众代表在他的灵柩上覆盖了一面白旗。诗人臧克家说：“有的人活着，他已经死了；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他的一生既是一个伟大者的一生，也是一个普通人的一生。在矛盾中艰难困顿抉择，在彷徨中撕心裂肺呐喊，在光明中亲眼目睹黑暗。喜悦是有的，痛苦也是有的。这些既是鲁迅所面临的，也是每一个普通中国人所面临的。尽管他被神话，被捧上神坛，被骂成狗，可他终归到底也只是个普通人。就像陈独秀说的：“我以为真实的鲁迅并不是神，也不是狗，而是个人，有文学天才的人。”经历过家贫国弱，饱受过鄙夷白眼，鲁迅比谁都清楚一个普通中国人当务之急的需求是什么：解决这三样，前提是有一个强大的国家作后盾，作保障。可是国家落后，民智未启，同胞要想解决生存，实现发展，改变现状，别无他法，惟有唤醒民魂。惟有民魂是值得宝贵的，惟有他发扬起来，中国才有真进步。普通民众才不会像奶牛，吃的是草，挤出来的却是奶，是血。鲁迅的一生，和每一个普通中国人一样，是不断碰壁，不断夺路而走，又不断面临新选择的一生。回头不可能，逃避没有用。能做得，是在路头坐下，歇一会，或者睡一觉，然后再选一条似乎可走的路。跨进去，就算到刺丛里，也要姑且走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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