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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常常这样想，周作人的人生悲剧，关键在于家庭经营的失败。鲁迅去世后，周作人再一次和三弟周建人闹翻，周氏三兄弟的友谊彻底打破了。 周建人到上海后，生活艰辛，希望妻儿一同到上海居住。但信子不要妹妹离开，芳子也不愿意离开，你说，哪有妻子不跟丈夫同住，而跟姐姐同住的道理？周作人是“妻管炎”，也没有说话的份儿，一切由着她们姐妹俩性子来。更有甚者，周建人积劳成疾，患了肺结核，芳子仍然拒绝到上海照顾丈夫。 五年后，孤苦无依的周建人，心灰意冷，与学生王蕴如同居，走了与大哥相同的道路。说句现代时髦不恭的话，就是先“小三”，再“二奶”，犯了“重婚”。周作人对这两兄弟的“重婚”一直耿耿于怀。解放后，芳子状告周建人“重婚”，诉状就有出自周作人之手的嫌疑。 周建人与芳子，育有三男一女，长子夭折，留下长女周鞠子，儿子丰二和丰三，在北京随母与伯父周作人同住。周建人与王蕴如在上海结合后，生有三个女儿——周晔、周瑾、周蕖，仍向北京八道湾寄钱，生活十分拮据。 1936年冬，或是1937年春节，周母八十大寿。为了给正在丧子之痛的母亲一些安慰，周建人携王蕴如及孩子们去北京，为母亲拜寿。寿庆期间，芳子、信子大闹寿宴，与周建人、王蕴如大吵一场，周建人的儿子周丰二，手持军刀，从屋内冲出，要砍父亲，被亲友拦下。结果，给鲁母伤害更大，老太太事后伤心地说：“如果大先生还在，八道湾不敢如此嚣张……” 之后，周丰二与周建人断绝父子关系，周建人不再给八道湾寄钱，唯独通过母亲给大女儿周鞠子每月20元。抗战期间，周作人通过日本使馆，将商务印书馆给周建人的工资，一半汇给周作人。兄弟关系更加恶化。 新中国成立后，叶圣陶等几个文化界的朋友，试图调解周氏两兄弟的关系，拉着周建人到八道湾，周作人很客气地招待了他们，但兄弟二人互不搭理，朋友们无功而返。 说起来，周作人也怪可怜的。大哥遇到许广平，离开京城，到厦门，到广州，到上海，在京城留下了母亲和嫂子，虽然他关照的时候少，但总有影子般地跟随他。弟弟离开京城，到上海，留下弟媳和三个侄儿侄女，吃住在自己家。周作人有一子周丰一，有二女周静子和周若子（15岁病死）。主体地养活这一大家人，成了周作人的沉重负担。 鲁迅去世后，周作人把消息告诉母亲，母亲全身颤抖，靠在床上，连说：“老二，以后我全要靠你了。”周作人不去劝慰母亲，却说：“我苦哉，我苦哉……”我想，这是周作人心灵的真诚独白，八道湾一大摊子人，靠着他生活，现在又摊上母亲，岂不更苦？ 周氏三兄弟 家庭的重重矛盾，严重地制约着周作人以后的道路，思想越来越封闭，心情越来越悲苦。周作人把住地取名为“苦雨斋”，作品取名《苦竹杂记》、《苦口甘口》、《苦茶随笔》等等，可见，周作人心灵之苦，“苦味”百出，苦不堪言啊！苦哉，周作人！ 周氏三兄弟的失和，特别是老大和老二的失和，给周氏兄弟情绪和思想上带来的震动是其他任何事件无法比拟的，也是中国文坛的大事情，给后人徒留无尽的扼腕叹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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