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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13)周作人与哥哥闹翻后,又与弟弟分道扬镳……

2020-10-20  书韵闲话

我常常这样想,周作人的人生悲剧,关键在于家庭经营的失败。鲁迅去世后,周作人再一次和三弟周建人闹翻,周氏三兄弟的友谊彻底打破了。

周建人到上海后,生活艰辛,希望妻儿一同到上海居住。但信子不要妹妹离开,芳子也不愿意离开,你说,哪有妻子不跟丈夫同住,而跟姐姐同住的道理?周作人是“妻管炎”,也没有说话的份儿,一切由着她们姐妹俩性子来。更有甚者,周建人积劳成疾,患了肺结核,芳子仍然拒绝到上海照顾丈夫。

五年后,孤苦无依的周建人,心灰意冷,与学生王蕴如同居,走了与大哥相同的道路。说句现代时髦不恭的话,就是先“小三”,再“二奶”,犯了“重婚”。周作人对这两兄弟的“重婚”一直耿耿于怀。解放后,芳子状告周建人“重婚”,诉状就有出自周作人之手的嫌疑。

周建人与芳子,育有三男一女,长子夭折,留下长女周鞠子,儿子丰二和丰三,在北京随母与伯父周作人同住。周建人与王蕴如在上海结合后,生有三个女儿——周晔、周瑾、周蕖,仍向北京八道湾寄钱,生活十分拮据。

1936年冬,或是1937年春节,周母八十大寿。为了给正在丧子之痛的母亲一些安慰,周建人携王蕴如及孩子们去北京,为母亲拜寿。寿庆期间,芳子、信子大闹寿宴,与周建人、王蕴如大吵一场,周建人的儿子周丰二,手持军刀,从屋内冲出,要砍父亲,被亲友拦下。结果,给鲁母伤害更大,老太太事后伤心地说:“如果大先生还在,八道湾不敢如此嚣张……”

之后,周丰二与周建人断绝父子关系,周建人不再给八道湾寄钱,唯独通过母亲给大女儿周鞠子每月20元。抗战期间,周作人通过日本使馆,将商务印书馆给周建人的工资,一半汇给周作人。兄弟关系更加恶化。

新中国成立后,叶圣陶等几个文化界的朋友,试图调解周氏两兄弟的关系,拉着周建人到八道湾,周作人很客气地招待了他们,但兄弟二人互不搭理,朋友们无功而返。

说起来,周作人也怪可怜的。大哥遇到许广平,离开京城,到厦门,到广州,到上海,在京城留下了母亲和嫂子,虽然他关照的时候少,但总有影子般地跟随他。弟弟离开京城,到上海,留下弟媳和三个侄儿侄女,吃住在自己家。周作人有一子周丰一,有二女周静子和周若子(15岁病死)。主体地养活这一大家人,成了周作人的沉重负担。

鲁迅去世后,周作人把消息告诉母亲,母亲全身颤抖,靠在床上,连说:“老二,以后我全要靠你了。”周作人不去劝慰母亲,却说:“我苦哉,我苦哉……”我想,这是周作人心灵的真诚独白,八道湾一大摊子人,靠着他生活,现在又摊上母亲,岂不更苦? 

周氏三兄弟

家庭的重重矛盾,严重地制约着周作人以后的道路,思想越来越封闭,心情越来越悲苦。周作人把住地取名为“苦雨斋”,作品取名《苦竹杂记》、《苦口甘口》、《苦茶随笔》等等,可见,周作人心灵之苦,“苦味”百出,苦不堪言啊!苦哉,周作人!

   周氏三兄弟的失和,特别是老大和老二的失和,给周氏兄弟情绪和思想上带来的震动是其他任何事件无法比拟的,也是中国文坛的大事情,给后人徒留无尽的扼腕叹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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