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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元培说大学是“囊括大典，网罗众家”的学府，当然包含着对中西方文化要兼收并蓄、融会贯通之意。他积极聘请在世界各国学成的中国留学生到北大执教，并努力为他们提供更大的发展空间。同时，作为一种制度，北大的教师工作满一定年限，可以带薪出国研修，吸收国外最新科学成果。除此之外，他还邀请世界各国著名学者和社会名流来北大讲学，如英国著名哲学家罗素，美国著名教育家杜威和孟禄，法国著名数学家班乐卫，以及印度大诗人泰戈尔等，还学着外国名校的大牌范儿，授予杜威、班乐卫等人名誉学位，扬了北大在世界高校史上的声威。 爱因斯坦与北大擦肩而过，本来蔡元培约好了的，爱因斯坦也答应了，由于在日本讲学时，正式邀请函错过了时间，爱因斯坦不得不自行取消北大的讲学计划。但是，爱因斯坦曾两次踏进中国的土地，与中国梁启超等社会名流有交往，在上海参加过关于相对论的大讨论，一直关注着苦难中的中国。 国际大师来北大，卷起的是一场场文化风暴，吹醒的是一代代中国人的大脑。 蔡元培给大学的诠释非常明确：“大学并不是贩卖毕业证书的机关，也不是灌输固定知识的机关，而是研究学理的机关。”蔡元培改造北大从做学问开始，求真务实，简单明了。 十几年前，湖南有一位老师，为激励学生苦读，考上好大学，甩出“挣大钱，当大官，娶美女”的诱惑，被《中国青年报》炒作后，引发了一场全国性的读书目的大讨论，那老师处在舆论的风口浪尖，也被开除了公职。 百年前，关于大学求学目的，蔡校长给大家伙儿讲得非常透彻，百年后，我们再来认真聆听，感觉又如何呢？ 第一，“不当以大学为升官发财之阶梯”。现在我们的大学基本普及了，读大学不成问题，但考名牌大学的目的，似乎也更明白，将来找个好职位，多捞点钱，家长如是说，老师如是讲，亲朋好友也这样强调，只是没有湖南那位老师来得那么直接，那么干脆，那么公开。你说，在这种求学目的下，我们期盼大师出现？莘莘学子们，真别忘了蔡校长的谆谆教导：“大学学生，当以研究学术为天职。” 第二，大学不是“职业教育机关”。百年后的今天，有人试图高校改革，把高校分为学术型高校，应用型高校和职业型高校，莫非突然有人想起来蔡校长的话？觉得大学的层次和类别不能随意混同？但愿这不是一场遥远的中国梦，人尽其才的教育就在脚下！ 第三，大学“不是灌输固定知识的机关”，这是对大学师生教与学的高标准要求，其内核全在“研究”二字。北大如果今天能给人以神圣的感觉，我想，就是还有一些“研究”的氛围，也可以说是不断践行蔡校长学术型大学思想的结果！ 蔡元培规定，考试后不准公布分数，只是私下通知留级的学生，希望学生要为学问而学习，而不为所谓成绩而学习。他怎么也想不到，百年后的今天，我们有些人把教育的理念定位于唯分数论，百分遮百丑，退步还是进步？孰是孰非？自当分明，诸君仍需努力。 大学学术研究的深度，决定着大学的高度。在大学创设研究所，是蔡元培筑梦世界一流大学的又一举措，开了中国国立大学设置研究所之先河。1917年底，北大各学科研究所纷纷成立，引起媒体轰动，成为教育界的新鲜事儿，成为学界饭后谈资，开了中国培养本土研究生的端绪，继北大之后，清华建立国学院，厦大设立国学所，推进了我国大学学术水准的提升。 中国研究生的教育，得力于蔡元培，后来虽遭多次冲断，但依然勃兴于现世，中国某些名牌大学每届硕士、博士毕业的人数已经多于本科生毕业人数。我想，所谓大学者，多点“学问气”，少点“世俗气”，才真范儿也！ 蔡元培改造北大的另一个大胆举措，至今人们还念念不忘，留下一片神往的天空。 到1920年9月，蔡元培在北大成功建构了一套较为成熟的教授治校管理体制。在这种体制下，蔡元培革了自己作为校长“一把手”的命，不贪权，不恋权，不要权，把民主无私地还给教职工。这种豁达的胸怀和民主的气度，也只有像蔡元培这样的教育大家才能做到，值得管理工作者潜心学习。 这种体制有两个方面的创新：一方面是立法和行政分离，校长为核心，评议会为立法机关，行政会议、教务会议、总务处为行政机构，教授代表为各机构的成员或领导力量，充分发挥教授治校的民主决策权；另一方面是精简机构，全国第一学府，数千人规模，只有校长一人，没有副校长，校长办公室设秘书一人，处理校长日常往来信函，行政机构三足鼎立，各司其职，管理的民主高效，相对我们如今庞大的管理机构来，实在不敢想象。 百年后，我们的教育管理体制，机构越扩越大，人员越招越多，事情越做越杂，会议越开越繁，效率越来越低，在蔡校长面前，我们唯有俯首，汗颜！再过多少年，能有“蔡元培”再现呢？满心期待！ 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蔡元培被任命为教育行政委员会委员，即仿效法国教育行政制度，取消教育部，组织中国民国大学院，作为全国最高学术和教育行政机关，管理全国学术和教育行政事宜。或许，在蔡元培理想的天空，取消教育部，即在取消官僚气，建立大学院，即在倡导“学术救国”，与官场来一场痛快的告别。这年6月，蔡元培不为做官为学术，被任命为大学院院长，继续探索全国范围的教育改革，10月1日正式宣誓就职，直至1928年10月因大学院取消而辞职获准，恰好一年时间。 这一年，蔡元培的教育理想在疯狂地滋长。大学院者，以学术化代官僚化也。学术与教育并重，院长制与委员制并用，计划与实行并进。 说得更明白点，就是把全国教育行政的领导权还给学者，消除“外行”领导“内行”的现象，学术的事情学者讨论，教育的问题教育者解决，院长负行政全责，委员负议事及计划责任。设立中央研究院，实行科学研究；设劳动大学，提倡劳动教育；建音乐院、艺术院，实行美化教育。 蔡元培首倡科学化、艺术化、劳动化的教育，实行大学区制，每区建一所大学，区内各种教育事业，均由大学校长管理。蔡元培终究是第一个敢吃螃蟹的人，不怕做不到，就怕想不到，说干就干。1927年，作为发起人和筹备员，蔡元培在上海江湾创办国立劳动大学，并设附中、附小，同年，蔡元培与萧友梅在上海创设了国立音乐院，1928年，蔡元培又提议在杭州创设了国立艺术院，林风眠为首任院长。 国立劳动大学毁于1932年“一·二八”的战火，国立音乐院和艺术院，穿过历史的烟云，薪火相传，几易其名，变成了现在的上海音乐学院和中央美术学院，数十年来，这两所艺术院校为中国培养了数以万计的音乐和美术杰出人才。可谁会想到，这薪火竟是蔡老先生传递过来的呢？ 中国大学院与大学区制的试行，在中国教育史上，虽说只是“昙花一现”，最后以失败而告终，但它为我们的教育行政模式提供了另一种选择。它所提倡的“行政学术化”“学术研究化”的意旨，即使在今天看来，仍有一定的积极意义和借鉴价值，有很大的探讨和研究空间，说不定哪天，教育的历史又会翻转回来，开拓出另一片新天地呢！ 作为教育家的蔡元培，还有一个惊世骇俗的观点，现在看来，都不合时宜，更让人汗毛直竖。蔡元培主张教育独立，那么，何谓“独立”呢？在当时情况下，即独立于政党，独立于教会。独立于教会，你容易理解，独立于政党，的确值得三思！ 我们从小接受党的教育，当了教师，表态的时髦语也是无限忠诚于党的教育事业，我认为，这没有错，按中国的国情，教育不姓党，怕真有麻烦。蔡元培的独立教育理论，是想把教育独立于国民党之外，多点自由呼吸的空气，多点民主研究的氛围，对于教育和学术而言，无疑有着重要的积极意义。我们应该思考的是：在一个缺少大师的时代，教育的独立精神是否留给一定的空间？多来点永恒的教育？ 有关蔡元培系列文章如下： 蔡元培（1） | 今天是蔡元培的生日，想起这位伟大的教育家。 蔡元培（3） | 马相伯叫了一百年，没有把中国叫醒，却叫醒了蔡元培。 蔡元培（4）| 又是个只为学问不为文凭的主儿，海外留学11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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