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眼光向着未来，让自己像白纸一般，重新开始一段“新”生活。 ——傅佩荣 我常年在各地演讲，经常听到这一类的问题： “如果再活一次，应该如何安排人生？” “如果重念大学，你会选什么系，修什么课？” “如果让你再度谋职，你会改变行业吗？”…… 问题很多，涉及交友、婚姻、养育子女等各个方面。 换言之，许多人都希望能有机会，重新开始一段生活。 1 “新”生活的几种可能 在我看来，一段“新”生活可以有四种情况： 第一，是生理上的“新”。 譬如，在运动之后洗个澡，疲倦之后睡个觉，很快就恢复了精神，可以重新投入日常工作。 第二，是心理上的“新”。 譬如人生成长跨进新的阶段，由小学上中学，由中学上大学，由学校进入社会等； 我们每迈入一个新的人生阶段，都会被称作“新鲜人”。 至于改变身份与环境，如搬家、移民之类的活动，也会使人有重新开始的感觉。 第三，是志节上的“新”。 譬如国父孙中山先生原本立志习医救人，后来决定革命救国； 又如史怀哲原本学的是神学，后来再念医学，到非洲救人。 一旦选择了新的志向，就会产生不凡的动力，有如青少年怀抱希望，在起跑点等待鸣枪，准备全力冲刺。 第四，是信仰上的“新”。 亦即心灵获得光照与启发，脱去旧的自我，真正重新做人。 一般人所接触的，主要集中在前两种； 第三种要靠自我实现的坚定信心； 第四种则要由机缘在主导，往往可遇而不可求。 2 我的“新”生活实验 关于开始“新”生活，我有一段难得的经历。 1997年，我被选派往荷兰“国际亚洲学研究院”，担任第一任“欧洲汉学讲座教授”，并在莱顿大学教一门儒家的课。 这样的机会实在让人兴奋，因为正好可以从以往的生活节奏中解脱出来； 并可以把自己这些年所学，在全新的环境里，做一番实验。 去荷兰时，我只带了简单的衣物与几本上课必备的书籍。 我希望自己眼光向着未来，让自己像白纸一般，可以重新开始一段生活。 如何开始呢？ 首先，在对自己方面，我的要求是“单纯、规则、效率”。 生活中，三餐以简单为主，与人来往也是求其低调，顺其自然。 每天固定做的运动，包括晨操二十分钟，以及上下学的三十分钟走路； 在研究室从九点到下午五点半，专心于学术工作； 晚上则找时间写些生活心得的小文章。 如此，持之以恒，效率自然提高。 我真正在荷兰的时间总共只有七个多月，其间完成了孔子哲学研究的大部分，约十五万字； 《论语》译解完成了四分之三；有关荷兰的生活小品也写了一本书的分量。 就此而论，我觉得相当满意。 3 何必吝于称赞？ 其次，在对别人方面，我的原则是“礼貌、尊重、关怀”。 我在荷兰没有老朋友，荷兰当地的学者与工作伙伴，都是新结识的。 别人与我初识时，我的一言一行是他了解与判断我的主要依据； 那么，我期待别人对我有什么印象呢？ 譬如，我在“国际亚洲学研究院”的工作进展顺利，必须归功于该院的同仁与秘书在行政方面的配合与支持。 每当院长请我对他们提意见时，我都诚恳地表示自己的满意。 我的意思是：当别人做得不错时，何必吝于称赞？ 何必在称赞之后，加一句“不过，如何如何”？ 4 临事而惧，好谋而成 第三，对工作方面，我的态度是“临事而惧，好谋而成”。 所谓的“惧”，不是害怕或恐惧，而是指极度谨慎，以致好像过于紧张似的。 保持戒慎之心，才能好好筹划，以求顺利完成任务。 我在研究院的工作包括三项： 教书、学术演讲与筹办小型国际会议。 教书是本行，不致有何差池； 学术演讲主要靠自己准备，先写好英文稿，临场就不会慌乱。 筹办会议比较麻烦，我为此学会了使用e-mail，与十几位学者通讯频繁，并且多次电话联系。 最后的结果算是中规中矩，没有什么意外状况出现。 5 “新”生活实验的结果 第四，对事件方面，我知道自己是过客而不是归人，所以抱着“与人为善”的心态去因应。 所谓“事件”，就是几个人因为某些事情而生出恩怨。 这在一般的社会生活中是难以避免的。 也许是热心过度，我总觉得人生在世有缘相会，何不好好相处？ 因此，看到身边许多新朋友之间有些小误会，就尽量为双方说些好话，设法调节双方的关系。 大概因为我的身份是教授，在世俗的观点来看有些分量，因此在协调朋友间的误会时，往往可以产生正面的效果。 这时，我就不怕麻烦，设法尽心尽力去做。 离开荷兰之前，朋友三五成群，轮流做东为我饯行。 有一晚，大家谈得尽兴，我也道出了心声： “人生难得在异国相逢，真是何其有缘。 这一年与大家交往，受到诸多照顾，所见所闻皆为可喜之事，彼此相处也算怡然欣悦。 我们是来自世界各地的华人，能够在此相谈甚欢，宛如深具默契的老友，好像人生原本可以如此轻松而惬意。 那么，谁说我们不能长期甚至一生，都成为好朋友呢？” 现在想来，这几句话可以作为我在荷兰这段“新”生活的实验结果。 荷兰一年的“新”生活，调整了我的心灵旋律； 使我对自己、对别人、对工作、对事件，都有了新的思考机制与因应程序； 也使我更接近自己所订的生活目标——任真而从容。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