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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常常问起，在当代中国教育的话语体系中，国际学校、未来学校、创客学校等多元价值选择的学校层出不穷，选课走班、个性教育、自我教育等西式思维成为普遍选择。那么，罗浮山国学院附属学校在中国学校教育体系中的特质是什么？ 我想，这是一个逐步展开并不断更新的话题，但在建校之初，有三个基本的定位是不容改变的：第一，这是一所执行曾仕强老师教育思想的学校；第二，这是一所探索曾仕强老师定义的“国家标准、国学根基、国际视野”的学校；第三，这是一所落实曾仕强老师设计的“先学做人”的学校。 那么，从哪里开始开这样一所学校的教育思维呢？我们选择从“学天时习之”开始；为什么是“学天时习之”呢？ 如果用一句话来探讨学校教育的核心问题，可不可以选择“学天时习之，不亦说乎”呢？这是《论语》首句，一直以来，我们都传诵至圣先师孔子“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继之两句“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作为“孔门三乐”不仅为学界所称道，也成为研究儒家学问，乃至研究教育诸多问题的起步之语。其实，篆体的“天”与“而”曾是不分的（简单的百度搜索即能找到答案），“天”的写法就是一个“而”的字形，字形的一体，让“天”与“而”常常混同使用，曾仕强老师正源：“学而时习之”其实可以归化为“学天时习之”，不仅是从字形本身上的释源，也是君子“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等思想的具象化。 “向大自然学习，以自然为老师，并常常在生活中实践，养成习惯，不是很喜悦吗？有同道好友从远方来，不是很快乐吗？别人不知道我的才学，我也不生气，不就是一位君子吗？”（曾仕强，曾仕良：《论语的现代智慧（上）》，1页，北京：北京时代华文书局，2015。） 当近代以来学校教育以摧残和扼杀人性的认知被人所诟病，学习本身的快乐和喜悦就更加难能可贵，是啊，把学生交给考试升学、交给读书诵经，能找到真正的学习之乐吗？体制内学校的素质教育之路如果从1999年第三次全教会算起，也已经近20年了，然素质仍不在；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的各种诵经私塾、学堂也已经从迷信到批判踉踉跄跄了近30年，问题反而比成就大得多。学校教育还走在寻找答案的路上。两位曾教授所解读的“学习自然”、“常常实践”、“养成习惯”的确是正本清源之说，从任何一个学习者的角度来讲，显然这是可以快乐、喜悦的事情；其实已经有很多老师、学生在反思，让学生学习了再反复复习，能“不亦说乎”吗？当复习、重复、机械训练成为应试的手段时，怎样学习已经成为教育思考的新问题。由此看来，似乎“学天”所代表的“学习自然”、“常常实践”、“养成习惯”更适合学习快乐喜悦的对象与方式。 然而，这还是揣度，“学而”与“学天”只是字的差异吗？其实，将“学而时习之”的“而”正本清源为“学天时习之”的“天”，意义从更深的层次上陡然清晰起来，“天”是什么？“天”就是自然，学天就是向自然学习。这样，也就好解释了，中国人的学问就是天人之学、万物一体，中国人的信仰也是天道伦常的信仰，天道与人道同一，天道与人性同一。那么，中国人的学习呢？从根本上来理解，是学习“人”自己创造的知识与学问，还是向天地寻思问道？我们可以设想，立于天地之间，念着“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的孔子，他倡导的或许更应该是向天地万物的学习，人能参与天地之化育，“与天地参”，回到自然天理才是真正的学习，中国学生的学习是适应自然天理的学习，一脉相承，曾仕强老师带给我们的是学习之源，是学校教育寻找实践突破的一个有价值的基点。 中华学问的源头之一《易经》中充分体现了孔子“天”道思维，孔子在《易经·系辞上》中感慨“夫《易》，圣人所以崇德而广业也。知崇礼卑。崇效天，卑法地。天地设位而《易》行乎其中矣！成性存存，道义之门。”这就是说，广大无边、至善至美、崇尚道德而广大事业的《易经》的道理，在于崇尚天道、效法地道，天地之道的位置确定了，《易经》道的变化就在其中了。孔子继续说“夫《易》何为者也？夫《易》开物成务，冒天下之道，如斯而已者也。”这就是说，《易经》为什么能够这样呢？这是圣人开通天下人的智慧，成就天下之事物，包容天下万物中蕴涵的道理，如此而已。《易经》学问的性质和作用都与天地人道相关联。自然天理，关联万物，而不是局限于书本，这是古圣先贤得以明理悟道的根本，学什么？学“天”，学“自然”。中国人信仰天命，这不是迷信，天就是自然而然，就是道德，就是秩序，转化到人的身上，就是遵循自然的规律和道理学做人。 不仅是上述三个层次的领悟，纵观整部《论语》所体现出来的“修己安人”的学问体系与“内圣外王”的思维模式，“修己”和“内圣”显然都与这里的“学”有关系，学什么？自然只有“天”与“天命”符合孔子的学习逻辑。元培先生说：“天之本质为道德。而其见于事物也，为秩序。”这个秩序还是“以天道之秩序，而应用于人类之社会。”（蔡元培：《中国伦理学史》，4页，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所以说，天与自然就是道德，学天就是学道德，孔子的道德包含着人的价值、人的使命、人的完善、人的德性、人际交往等，道德也就是学做人，至此，一个“学做人”的教育逻辑与教育范式大致会呈现出来。 《论语》首句，自有深意，对于这句话，有许多新的观点让我们能够进一步了解“习”这一行动的内涵。
与《论语的现代智慧》的阐述相一致： “向大自然学习，以自然为老师，并常常在生活中实践，养成习惯，不是很喜悦吗？”（曾仕强，曾仕良：《论语的现代智慧（上）》，1页，北京：北京时代华文书局，2015。） 高师“对话”，高处自有相交处，一个“习”字，就有着亟待廓清的内涵在这里破解掉，“习”，已远远不再是温习、复习之意，回归到“实行、应用、实习、实践”，乃至于“习惯”，才让中国几千年的读书人找到了“学”与“习”之乐，对于“习”字的深悟让我们找到了“怎样学”的孔子答案。 为什么是“天”，又怎么会“悦”呢？《论语》首句被认为是最好理解的，是这样吗？其实，还有一个问题：什么是“学”？这个问题显然更为关键，今天，我们正在努力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弘扬中华优秀传统美德，“文化”、“美德”都是需要“学”来传递的，如何理解中国人的“学”，是否也能从孔子这里找到答案？特别是近人所倡导的“国学”，有什么意义？对今天中国教育的积极意义在哪里呢？ 1.什么是“学”？ 2.“学”什么？ 3.怎么“学”？ 4.“学”得怎样 当然，还不够，一个西方文化争论不休的方面待解： 5.为什么“学”？ 这么说，是五个内容，这也是关于学习的五个基本与全部问题，我们试问，都能够在孔子这里找到答案吗？我们敢不敢说，“学天时习之，不亦说乎？”一句话便能够给出中国学问的内涵和所包含的外延呢？沿着至圣先师的学问逻辑，学校教育显然能够恢复到应有的生态，呈现应有之义。 曾仕强教授建立的罗浮山国学院附属学校正在致力于此道，大道归简，即为“先学做人”，正本清源的“学天时习之”将继旧开新至圣先师的思想，构建中国学校教育体系，沿着：什么是“学”，“学”什么，怎么“学”，“学”得怎样以及为什么“学”，我们将深入“学天时习之，不亦说乎”来寻找中国学校教育的实践发展之道与术。 附：多字体下的“天”字（来源于百度）：
学，就是国学，就是中国学问。  如果寻找一个中国学问的根，无疑要从《易经》开始，然而“人更三圣，世历三古”，伏羲、周文王和周公父子之后，孔子把《易经》作为教材并赋予了学问的意义，《易经》不再仅仅是一部或多部的书，已经是一个学问系统，中国人特有的学问系统。《诗》《书》《礼》《乐》《易》《春秋》都经孔子之手而“删定”而成为生生不息的“六经”，也不仅仅是6部经典著作，它们还代表中国所特有的6种学问系统，即“诗”的学问、“书”的学问、“礼”的学问、“乐”的学问、“易”的学问、“春秋”的学问。这是什么样的学问系统呢？ 《孔子家语》中，对于上述经典有着经典的解读，值得深刻把握： 孔子曰：“入其国，其教可知也。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诗》教也；疏通知远，《书》教也；广博易良，《乐》教也；洁静精微，《易》教也；恭俭庄敬，《礼教也；属辞比事，《春秋》教也。” 意思是说，进入一个国家，就可以知道它的教化程度了。因为： 那里的人民的为人，如果辞气温柔，性情敦厚，那是《诗》教化的结果； 如果通达政事，远知古事，那是《书》教化的结果； 如果心胸宽广，和易善良，那是《乐》教化的结果； 如果安详沉静，推测精微，那是《易》教化的结果； 如果谦恭节俭，庄重诚敬，那是《礼》教化的结果； 如果善于连属文辞，排比史事，那是《春秋》教化的结果。 六种学问，六种教化，虽不十全十美，也足以为今天的人们读经典找到一个“明理”的归宿，读书是为了明理，读书是为了修身立德。 那么，孔子的“学天时习之”，“吾道一以贯之”，“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行有余力，则以学文”当然也是学问……将至圣先师的学问、学说、学术称为“国学”恐怕没有多少人会反对。 其实，将“学”字当作“学问”来讲已有学者做过系统考证，杨朝明先生曾这样来解读“学”：有作动词用的“学习”，有做名词用的“学术”、“学说”等义，这里应为后者，指思想主张及对社会、人生的总体认识。是这样吗？ 在历史上，非常有影响力的朱熹以前者作为理解，认为“学”就是学习（今天大多观点即在于此），清人毛奇龄不同意这样理解，他在《四书改错》中说：“学者，道术之总名。”程树德《论语集释·学而上》表示赞同，他指出：“‘学’字系名辞，《集注》解作动辞，毛氏讥之是也。”张居正更是将“学”理解为“学习一种学问”，动词名词都涵盖了。 学习还是学术？名词还是动词？从孔子论学的几个观点来看，学既包含学习，又包含“学问”之意，如：“吾十有五而志于学”，“行有余力，则以学文”，这里是名词；“德之不修，学之不讲”，“不如求之好学也已”，这里是动词。中国人的学习、学问构成国学，延续这种学习方式、继承这种学问体系，成就学生君子人生的学校就应当是国学学校吧。 动词之“学”是实践之学习，名词之“学”是道德之学问。由此可以深入到中国的学问体系之中。 由“什么是学”自然转化为今天的一个焦点话题“什么是国学”。 事实上，从“夏商周”三代延伸至整个先秦乃至两千年封建传承的话语体系中找国学的概念只是寻故，“国学”是近代以来的概念，桑兵说：今人所讲国学，其实是晚清受日本影响才出现的新事物，在中国迅速引发了观点的碰撞。国学概念大致有三个方面，陈来研究发现：①“国学”与“西学”相对，是指遭遇西方文化冲击之前，中国原有的思想文化与学术体系，这是国学概念在近代的第一种用法，这里的“国”是本国之义，这里的“学”是学术之义；②以国学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简称，相对于“中国传统学术”，“中国传统文化”概念则无所不包；③也多有以“国学”代称“国学研究”，是指一个研究体系，或者一个学术研究体系，这个学术体系不是指一个过去的文化体系，而是我们现在研究它们的体系。也就是国学发展大致的三个方面：第一是救亡意识主导下的、政治取向的国学观念，强调国学救国，在今天，这样的思维取向也还是有许多人认同的，也是重要的国学认识观，固持本国学问以存本国命脉，古往今来千古不变；二是启蒙思潮主导下的、文化取向的国学意识，强调国学文化传统，一个国家的文化当然属于国学，中国文化中的经史子集、诗词歌赋、琴棋书画，乃至俗言俚语都是文化，但是，不一定都属于国学；三是以世界汉学（及东方学）为参照的、学术研究的国学观念，即国学是一个学术研究体系，是中国人长期以来实践并形成的具有中国文化特质的学问系统。 从今天的教育视角来关注，无疑可取第三种概念，为此，则国学就有了生生不息的中国文化及文化学术研究的内涵，这还是《易经》的观念延伸，国学是学问，不是过去的学问，是现代人研究过去文化历史并“继旧开新”的一套学问，这与国学教育已经开始极为相关了。如此看来，如同胡适所说“研究这一切过去的文化历史的学问，就是国故学，省称为国学。”就今天中国学校教育中的流行说法来看，“国学”一词略等于“中国传统文化教育”一说，那么，我们的“中国传统文化教育”作为一门学问应该是怎样的呢？只是读经典书吗？那是一种，孔子说：学天时习之，这才是国学，用曾仕强老师的话来说：“向大自然学习，以自然为老师，并常常在生活中实践，养成习惯”，这才是国学；“读书是为了明白道理，不明白道理不如不读”，这才是国学。 国学研究作为一个学问体系的发展，在近代由大师引领也分为三个阶段：①第一阶段在学问方法上延续了清代的考据学、训诂学，在观念上导入一些近代的文化意识，如：认为经学与子学是平等的等，这一阶段的国学大师是章太炎为代表；②第二阶段是以北京大学国学所为中心，强调科学方法和疑古思潮为特色的，同时强调整理古代文化，这一阶段的国学大师是以胡适等为代表的；③第三阶段就是清华国学研究院突出代表的世界化的国学研究，就是利用世界中国学的方法、成就、动向来整理国故，这一阶段的国学大师是以王国维为代表清华国学院的学者。近几十年来，中国传统文化的被忽视以及国学研究的断裂，使得前人的立论与实践逐渐远离了我们，国学并没有得到很好的发扬，这三个阶段基本代表了近代以来我们对国学研究的成果。 大师之后还有大师！ 今天，曾仕强老师则将这一学问进行了正本清源：“我希望大家想一想什么叫国学，什么叫经典？为什么它不叫经典，而叫国学？就是经典很容易被搞乱掉。国学，就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学问。那学问怎么有特色？我们从实际上来了解，就是每个民族对同一件事情看法不一样，它的关键就在思维。我是比较主张孩子小时候让他背三本书，一个是《易经》，一个是《道德经》，一个是《论语》，对他终生都有用。”《易经》《道德经》《论语》都是学问，中国的学问，罗浮山国学院附属学校就是坚守这三部经典的学问构建国学教育体系。
取第三个阶段以及曾仕强老师的立论，则国学就有着关联世界自然万物的“中国学问”这一本质，这也是《易经》观念的延伸。那么，国学研究的这一路径对今日教育的指导意义在哪里？王国维的告诫振聋发聩：“余正告天下曰：学无新旧也，无中西也，无有用无用也。”这就是博古通今、学贯中西、兼容并蓄，今天的中国教育如何才能听一听王国维的正告呢？我们选择“国家标准、国学根基、国际视野”来呵护未来的中国圣贤与世界领袖的成长，就是为国学探路。梁启超先生说国学应该有两条应该走的大路，一是文献学，即文献的学问，应该用客观的科学方法去研究，陈寅恪告诉我们文献的方法“把地下的实物和纸上的遗文互相释证；外来的观念和固有的材料相互参政；异国的故书和吾国的古籍相互补正。”这是更开放的国学，也正是中国文化里的国学。学校里的国学很简单，“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二是德性学，即德性的学问，应该用内省的和躬行的方法去研究。如果说文献学是学者的事情，那么，德性学则是学生、老师、大众人人都要走的路子，“仁义礼智信，孝悌廉耻勇”，不仅仅是道德要求和道德标准，也是道德学问，这就叫“先学做人”，这都学不会，所有的学问都会成空。 这就是孔子所首启的并被“继旧开新”了的“学”的概念。经过近3000年的社会实践和教育薪火，逐步演化成为具有中国学问特质的“国学”基因，这就是千年沉淀的中国学人所走过的道德为学之路，这也是曾仕强老师传递给罗浮山国学院附属学校的“中国式学校”的“中国式学问”：国学根基，由此遵循国家标准，触及国际视野，这就是我们的国学。
道德实践之“国学” 那么，在孔子那里，所谓的国学是什么样子呢？是读经典书吗？是温习功课吗？是问题思考吗？当然是，但不完全是。 关于好“学”的弟子，孔子唯独最认可颜回，在《史记·仲尼弟子列传》中记载，鲁哀公问：“弟子孰为好学？”孔子对曰：“有颜回者好学，不迁怒，不贰过。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则亡，未闻好学者也。”这一点在梁启超先生的研究中得到辨析：孔子说的好学的颜回并不是“好读书”，从记载来看，颜回的好学体现在：“屡空”，“心斋”，“克己复礼”，“不改其乐”、“不迁怒不贰过”、“无伐善无施劳”、“有不善未尝不知，知之未尝复行”，还体现在“有若无，实若需，犯而不校”、“仰之弥高，钻之弥坚，瞻之在前，忽焉在后”，都与读书无关。孔子赞赏的颜回好学大多与“人格”有关，这是学的目的。学的过程呢？从“应用、实习、实践”，到“习惯”，而且对应道德人格，这就是“学”，道德实践之学，至圣先师提供给我们的“国学”源流。 读书与道德实践的关系，孔子的观点是很鲜明的： “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这就是说，不能明白道理，不能学以致用，纵是读得多，有什么用处呢？《诗》是经典，诵《诗》的目的不是诗本身，这是因为“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这就是读经典与实践之间的关系，也是读书与接触自然天地的关系。书是要读的，但书是前人思想的系统传承，只有向自然学习，在实践中学习，贯之以读书悟道，才能实际有所成就。 “达巷党人曰‘大哉孔子！博学而无所成名。’子闻之，谓门弟子曰‘吾何执？执御乎？执射乎？吾执御矣。’”这虽是孔子的谦逊之语，但也充分表明“驾车”“射箭”都是学问，既属于“博学”的领域，又可以“成名”；到底是“驾车”还是“射箭”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孔子将其定位于“博学”的层面。然而，时至今日，我们所理解的“博学”有多少人还记得与“家务”、“洒扫”、“习武”、“小编制”、“小制作”等相关呢？ 显然，仅仅是实践也不能概括真正的学问本质。 “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从”与“改”都是实践，也都是关乎于“学”的。什么是善者？什么是不善者？其实就是孔子所“一以贯之”的“忠恕之道”，于是，孔子对子贡说：你以为我是 多多地学习又能够背诵记得住的吗？不是的，我无非是以忠恕之道贯穿在整个学行之中的。那么，孔子真的做到了“三人行，必有我师”而去“从”或者“改”之了吗？ 司马迁曾经说过孔子向谁学习的问题：孔子之所严事:于周则老子；于卫，蘧伯玉；于齐，晏平仲；于楚，老莱子；于郑，子产；于鲁，孟公绰。数称臧文仲、柳下惠、铜韑伯华、介山子然，孔子皆后之，不并世。（《史记·仲尼弟子列传》）这10个人都是孔子的老师吗？不见得，但是，孔子在接近这些人的过程中，无论是他赞赏的、崇拜的，还是批评的，都构成了道德实践中的“三人行，必有我师”的过程。难怪子贡说“夫子焉不学？而亦何常师之有？”我的老师到处都可以学，又哪有固定的师承呢？可见：道德学问伴随一生，并非仅从书本中得来。
道德实践是学，学为了道德实践，这些思想构成了中国人学习的基本逻辑框架。 当然，“学”的内涵里肯定与“读书有关”但是，子曰“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在此，不能说“行”比“学文”重要，至少，最有效的学习，应当是在“做中学”的，一边实践仁德一边学习，才能找到做人的“孝悌之本”。“从道德到知识”，先学做人，从做人开始自然过渡到知识的学习；“从实践到知识”，亲力亲为，不断通过全身心的活动去学习知识，这都是孔子倡导的学习，这都超越了我们所认为的“从书本到知识”的读书学习。 千百年来，以道德为核心，以实践为行为方式的学习构成了学习行为的根本，所以说，中国人的学习遵循一个古老而值得敬畏的“经”，经典不断，同时，又能够以自己的亲身实践去解读、落实这个“经”，孰轻孰重，看每个人的学习目的与人生追求。至少可以肯定的是，我们严重误解了古之学者“死读硬背”的学习结论，“人能弘道，非道弘人”，曾仕强老师说，我们都没有听懂孔子的忠告：人能使道德理想发扬光大，不能凭借道德理想来宏大个人。而对于向《易经》这样的群经之始，曾仕强老师也用这句话来阐述：宇宙的密码已经解开了，但是要靠人来把它发扬光大，而不是等待那个密码来帮我们解开。死记硬背而不弘扬光大，既对经典无益，又对我们无益。 这样，我们就能够很好地面对我们的优秀传统文化和经典，我们要做的是“继旧开新”，也可以称之为“反本开新”，开新是学习者的责任，自然也就构成了教育者的责任。人的一生都离不开“继旧”，这是做学问之本，继承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继承先师的教育思想并发扬光大，产生时代与社会新义。
把孩子交给分数是功利，是按照家长的顾虑的急功近利；把孩子交给书本不是功利吗？不是急功近利吗？国学学校不是单纯读经，不是躬行古礼，不是迷信经典，那是什么呢？我们用罗浮山国学院附属学校来详解“国学”学校。 一所国学学校是“先学做人”的学校，成就普通人的高贵精神，而这个精神的成就是“言传身教”的，不仅仅属于学习自习经典。
中国学问就是“做人”的学问。做什么人？《孔子家语》中清晰道出了“人有五仪，有庸人，有士人，有君子，有贤人，有圣人。审此五者，则治道毕矣。”虽然孔子是从帝王治国之道的角度来论述的，但是，这也是做人的道理和层次。 子曰： “所谓庸人者，心不存慎终之规，口不吐训格之言，不择贤以托其身，不力行以自定。见小暗大，而不知所务；从物如流，不知其所执。此则庸人也。” “所谓士人者，心有所定，计有所守，虽不能尽道术之本，必有率也；虽不能备百善之美，必有处也。是故知不务多，必审其所知；言不务多，必审其所谓；行不务多，必审其所由。智既知之，言既道之，行既由之，则若性命之形骸之不可易也。富贵不足以益，贫贱不足以损。此则士人也。” “所谓君子者，言必忠信而心不怨，仁义在身而色无伐，思虑通明而辞不专。笃行信道，自强不息。油然若将可越，而终不可及者。此则君子也。” “所谓贤人者，德不逾闲，行中规绳。言足以法于天下而不伤于身，道足以化于百姓而不伤于本。富则天下无宛财，施则天下不病贫。此则贤者也。” “所谓圣人者，德合于天地，变通无方。穷万事之终始，协庶品之自然，敷其大道而遂成情性。明并日月，化行若神。下民不知其德，睹者不识其邻。此谓圣人也。” 我们认为，庸人、士人是自然的存在，孔子并没有对这些人痛心疾首，而是平和地叙述其做人的定位；教育的目的促进人的超越状态，成就圣贤，然而贤人只可以“未来”观之，圣人须“自明”于天下；唯独居于中的“君子”，成为具体可感、努力可及的教育目标，定位“君子”目标，成就“做人”追求，这才是学校教育的“育人”之路。 君子是这样的，“所谓君子，说出的话一定忠信而内心没有怨恨，身有仁义的美德而没有自夸的表情，考虑问题明智通达而话语委婉。遵循仁义之道努力实现自己的理想，自强不息。他那从容地样子好像很容易超越，但终不能达到他那样的境界。”这样的人就是君子，“终不能达到他那样的境界”是说可达而又不可至，君子是普通人但不是一般的普通人，是普通人中的精神贵族代表。 可以这样说，君子形象就是中国人人格形象的代表，也是“学做人”的基本目标，那么，君子是一个怎么样的具体形象呢？又如何去学做一个真正的君子呢？ 第一，君子是人格完善者。“君子道者三，我无能焉：仁者不忧，知者不惑，勇者不惧。”（《论语·宪问，28》）孔子自己反思，君子所行的三件事，我一件也没能做到：仁德的人不忧愁，智慧的人不迷惑，勇敢的人不惧怕。仁德、智慧、勇敢构成了德智体为基本圆心的学生人格发展的完整框架，这“三德”也是君子人格的骨架所在，孔子恰恰就是在这三个方面做到了圆融和谐于一体。子贡说“夫子说的就是他自己啊。”没错，那么，我们今天的教育就是要以德智体的发展为架构，综合学生的审美素养、劳动精神、社会伦常，就构成了学生素养的六个完整方面，君子之教就是以点带面，以小见大的教育理念，体现的是学生完整人格的发展。 第二，君子是内外兼修者。“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论语·雍也，18》）这就是说，当一个人的自然属性战胜了教育属性的时候，这个人就粗鄙不堪；当一个人的教育效果战胜了自然效果的时候，这个人就有涵养但虚浮；只有内外兼修，自然属性和教育效果同样突出，才称得上是君子。君子少年是内外兼修的，是天然而且经过教化的，自然属性和教育效果同样重要，这是孔子留下来的学校教育与自然发展的结合，也是辜鸿铭对“文”与“质”的独到解读，也可以用组织《庄子》“内圣外王”来概括，“人格锻炼到精纯，便是内圣；人格扩大到普遍，便是外王。”
第三，君子是文韬武略者。“险以说，因而不失其所亨，其惟君子乎！”（《周易·困卦第四十七》）这就是说，面临着险境而心中愉悦，因而不会失去亨通的前景，这样的胸襟和气度大概只有君子才能做到。君子不仅仅有健全的人格，而且广泛包含着生命的勇气、力量和信念，当前的中小学生，独生子女居多，独特的社会地位让他们既有着优越性，又对变化着的世界充满了无奈和敏感性，如何将学生的情商、非智力因素培养、意志品质教育纳入到学校教育的体系中来，这也是不可不关注的独特领域，学校教育不是学校内的教育，是指向一个人的人格、人生成长的教育，这就是男孩女孩都应当具备的文韬武略。
第四，君子是刚健有为者。“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 （《周易·乾卦，坤卦》）这就是说，君子也应当像天体的运行一样自强不息；君子还要从大地之德悟出做人的道理，修养自己的品德，也能像大地一样包容、承载万物。君子能够适应变化的环境与不变的规则，所以这是一个最高标准的育人目标体系，代表学生的内在德行与外在的适应性，是符合“全面发展的人”的基本素养的，即代表了这一年龄阶段学生所应有的道德行为习惯，又能够肩负起影响社会的公共责任，中国文化精神，中国传统美德，都是和君子紧密相关的。 第五，君子是风气教化者。“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 “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 “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君子坦荡荡，小人常戚戚。”（《论语》各篇）等等君子和小人的比较，最终集中到一个人的行为举止、言谈吐纳上来，“君子就是一个天然的教师”，就是在时时刻刻、人人都能感觉他的一切都是合理的，是符合自然法则、社会公德、人际道德的，君子少年的君子有着内在的坚守和外在的合理性，让每一个学生呈现出自然的美，让每一个学生自觉自愿地选择君子之道来约束日常行为，教育与日常相对接了。正因为如此，作为社会教化者的君子，必须有敬畏之心“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论语·季氏，8》） 人格完善、内外兼修、文韬武略、刚健有为、风气教化。学做这样的人，这也是中国教育学校传承中华传统文化，发扬中国传统美德的人格形象。 福利来了：罗浮山国学院附属学校“最国学”易经夏令营 参营须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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