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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新闻媒体，报纸的一项重要职能就是监督批评，尤其是对政府的监督，是现代文明的标志。这样的监督从晚清时候已经开始。 晚清报纸的身份比较复杂，有土有洋，有商有民。一些大报都是外国商人在投资，有英国商人、也有日本商人。商人办报，大都以赚钱为主。在改良思想盛行的时期，中国人自己也办了很多报纸，但不以赚钱为目的，主要以宣传改良思想救中国为主。 商人的报纸想赚钱，一般不会故意与清政府过不去，毕竟和为贵，有些事情还需要政府照顾。真正可怕的是，尤其是让清政府害怕的，是那些不以赚钱为目的的报纸。他们要批判、要启蒙、要改变，这些都触及到了清政府的利益。报纸批评清政府，那结果会是怎样呢？ 1878年7月19日，上海最有影响力的《申报》以《星驻英使近事》为题目报道了中国驻英国大使郭嵩焘的一些逸事。说郭嵩焘找洋人给自己画像，讽刺郭是一副卑躬屈膝的奴才样。一个多月后，报纸漂洋过海，送到了郭嵩焘的手里，郭认为报纸的报道与事实出入很大，非常生气。  光绪年间的《申报》 那么，这篇文章是怎么来的呢？原来是郭嵩焘的画像师泄了密。画像师名叫古曼，古曼的弟弟是一位写手。在得知哥哥给中国驻英大使画像后，他充分发挥想象力，杜撰了一篇文章后，便直接发给《申报》。那时的通讯不发达，更没有网络，所以信息就很核查真伪，只能是作者对自己的言论负责。 郭嵩焘算比较大度的，没有追究《申报》的责任。相比之下，左宗棠就厉害多了。左宗棠是军人，是强人、是硬汉。1875年，左宗棠欲收复新疆。他委托好友，也是中国首富胡雪岩向洋人借款筹集军费。又是《申报》，率先披露了这段秘闻。这个报道其实并不是批评左宗棠的，主要是公开暴露了三个秘密，一是清政府财政没钱，至少是紧张。二是左宗棠与胡雪岩关系不一般。三是清军高官竟然与洋人有勾连，居然要向洋人借钱。 左宗棠当时比郭嵩焘还生气，勃然大怒，把桌子都掀了。他大骂《申报》的编辑、记者狗娘养的。但也只是骂骂，《申报》本来就是英国洋商投资的，想让它关门也很难。如果是中国人办的报纸，估计惹怒左宗棠，必被清政府查封。 以上这两起事件，多少还是就事论事。但不是所有报纸都有这么大的背景，也不是所有报纸都会这么幸运。 1904年，慈禧过七十大寿。大寿庆典铺张奢靡，令人不齿。上海的《警钟日报》发表了署名记者林白手的一幅对联：“今日幸西苑，明日幸颐和，何日再幸圆明园？四百兆骨髓全枯，只剩一人何有幸？五十失琉球，六十失台海，七十又失东三省！五万里版图弥蹙，每逢万寿必无疆！”此对联明显是讽刺慈禧，发泄对当今时政的不满。由于该报纸属于上海租界管理，慈禧虽然不高兴，但也很难因为这点小事去大动干戈。 由于清政府对民间办报没有太多的限制，导致在清末思潮涌动的时期，大量民间报纸纷纷诞生。这些报纸，不爱报道市井消息、八卦绯闻，专门爱议论时政，惹得清政府非常恼火，强令一些报纸被停刊、报馆关闭，甚至抓人杀头。 还是《警钟日报》，后来胆子越来越大，被革命党人接手后，逐渐成了鼓吹革命排满的前沿阵地。报纸文章中，多充斥着“抵御外侮，恢复国权”的革命口号。 清政府恼羞成怒，最终忍无可忍，致函上海租界会审公廨，也就是相当于租界的法院，要求必须关闭报馆。迫于清政府压力，租界会审不得不将《警钟日报》停刊，报馆关闭，同时没收印刷机器。主笔金少甫、刘师培被逮捕。负责校对的胡少卿被监禁半年，负责发行的戴普鹤被监禁一年半。租界会审公廨警告各媒体，不得批评政府。 清政府严厉打击报纸还要属著名的《苏报》案。1903年，上海《苏报》连续刊登多篇文章，如邹容的《革命军》、章太炎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严厉抨击清政府卖国，高呼革命，甚至扬言要建立另一个新中国。 当时各种革命活动已经风起云涌，《苏报》的报道刊发后，影响巨大，让清政府既恐惧又愤怒。因为在清政府看来，这无疑是煽风点火。清政府以“大逆不道、劝动天下造反、煽惑人心、谋为不轨”为名，立即照会上海，使出吃奶劲也要法办《苏报》。 最终，在多方努力下，《苏报》被封，章太炎、邹容被判刑。本来清政府是想将章太炎、邹容二人杀头的，由于外国的干涉才未能如愿。 还是1903年，天津《新闻西报》突然刊发出中国与俄国即将签订密约的消息，还将密约条文进行了公布。报道一出，舆论大哗，举国震惊。清政府震怒，将该报道的记者沈荩抓捕，先是仗笞，后被绞死。 从此以后，新闻环境逐渐恶化。清政府对媒体的管制愈发严苛，痛斥居心不良的媒体是“以笔舌倾动人主，籍报章鼓簧天下”。 为此，清政府发布了一系列针对报纸的管理规定，如审查制，报纸在发行前的晚上，截止12点，报纸内容要送审至当地的官署或警署。规定出台后，遭各大报纸一阵批评，大家概不遵守。 没人遵守清政府的规定，法不责众，清政府也非常尴尬。就这样，直到把自己拖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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