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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随着诺贝尔自然科学奖项的陆续揭晓，国人年复一年的酸葡萄心理再次爆发。一方面从国民大众到媒体都极为关注诺奖的相关新闻，而奖项揭晓之后，则是普遍的失望，以及失望之后的“不屑”——呸，西方人的奖项！ 其实，诺贝尔自然科学奖项即使算不上绝对公正，但在目前世界上的所有评奖中，还算是最具公信力和公平性的吧？ 2015年10月，屠呦呦以发现青蒿素的贡献获得了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成为第一位获得诺贝尔科学奖项的中国本土科学家。然而，实现此次“零的突破”之后，下一次什么时候能获奖，似乎尚难以预料。 中国人获取诺奖的艰难和心态的纠结，除了急功近利观念作祟之外，部分原因或许应该溯源于传统。 “科学”，对于中国长达数千年的文明史而言，其实算是一个十分新鲜的事物。 有一种观点认为，世界上所有文明中，从古到今延续下来没有断绝的，只有中华文明。这一点固然足以自豪，但历史的发展有时十分吊诡，长时段的延续性似乎也就意味着一定程度的停滞。 当然，假如人们的目光停留在古代，很早就实现大一统的中华文明，确实曾经数千年领先于世界，且至今仍以四大发明著称于世。 然而，问题来了：为何在公元前一世纪到公元十六世纪之间，古代中国人在科技方面的发达程度远远超过同时期的欧洲，近代科学却没有产生在中国，而是产生在十七世纪的西方，特别是文艺复兴之后的欧洲？ 这就是科学史上经典的“李约瑟之问”。 李约瑟，是英国乃至世界上首屈一指的科学技术史专家。1942—1946年，李约瑟曾担任英国驻华大使馆科学参赞、中英科学合作馆馆长等职。其第二任妻子鲁桂珍祖籍湖北，也是资深的科学技术史专家、营养学博士。 李约瑟夫妇及其助手经过长期（约50年）的研究，编纂出了长达15卷的《中国科学技术史》，被认为是世界上研究中国古代科技史最完备、最深刻、最具特色的一部里程碑式的著作。 然而，李约瑟对中国古代科技研究越深，疑惑就越大，在出版《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一卷时，他在序言中如此写道：“中国的这些发明和发现往往远远超过同时代的欧洲，特别是在15世纪之前更是如此。欧洲在16世纪以后就诞生了近代科学，这种科学已经被证明是形成近代世界秩序的基本因素之一，而中国文明却未能在亚洲产生与此相似的近代科学，其阻碍因素是什么？” 其实，类似李约瑟的这个问题，早就有人提出，中国著名学者、胡适的好友任鸿隽早在1915年即发表《说中国无科学之原因》，只是未曾产生多少影响。 1953年，牛顿之后最卓越的科学家爱因斯坦，也曾就此问题发表看法。他认为，近代科学的发展是建立在两个基础之上的，其一是欧几里得几何学中的形式逻辑体系（演绎逻辑），其二是文艺复兴时期发现的通过实验找出因果关系（归纳逻辑）。 在爱因斯坦看来，“中国的贤哲没有走上这两步，那是用不着惊奇的”，因为绝大多数文明都是这样过来的，真正让人惊讶的是西方人居然将科学建立了起来，这与其说是必然，毋宁说是偶然，因为上述的两大基础，都不是大多数文明发展中的必然要素。 著名华裔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杨振宁，则将中国古代没有产生近代科学的原因归咎于《易经》代表的思维方式。杨振宁认为，深受《易经》影响的中国传统文化的一大特色是只有归纳法，而没有推演法。然而，两者同为近代科学的基本思维方法，缺一不可。缺少了推演法，“是近代科学没有在中国萌芽的重要原因之一”。 在杨振宁看来，这种传统文化和思维方式，至今依然对中国人有着很大的影响，而要在科学研究领域取得突破，就先要摆脱这种传统思维方式的羁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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