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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医学领域，技术已经取得了巨大的进步，出现了更新和更先进的设备来协助临床医生进行日常实践。这些工具中的许多已经变得侵入性较小或非侵入性。如神经监测，现在可以应用多模态无创监测来获得治疗和预后所需的大量信息。
多模式评估在处理无论是创伤性的还是非创伤性脑损伤时都至关重要，如脑干反射，脑血流动力学和脑功能的监测。尽管可以通过临床神经系统检查来评估脑干反射，但是由于药物作用无法激发头皮或头部无法触及区域的反射，因此，临床神经系统检查并不总是可行，有些反射需要进行更精确的评估才能有用，比如使用瞳孔测量仪可以非常精确地完成瞳孔对光的反射。现在，可以使用脑超声对脑血流动力学进行良好的评估，而脑血流动力学通常以脑血流量（CBF），颅内压（ICP）和脑灌注压（CPP）表示。可以使用电生理监测来评估脑功能，这在某种程度上也已被神经学家所采用，部分原因是因为开发了更加人性化的设备。以下三个部分代表了基本的非侵入性多模态神经监测的概念，我们将在本章中进行逐一介绍。瞳孔对光反射是脑干反射的临床神经系统评估中最重要的参数之一。当光信号被传送到中脑顶盖，然后到达动眼神经副核(Edinger-Westphal nucleus), 到达眼睛时引起瞳孔括约肌收缩, 最终瞳孔缩小，这在临床上可以通过瞳孔收缩来观察。瞳孔的对光反射，以及瞳孔之间的大小和大小差异（瞳孔不等大），均提供了有关视神经和动眼神经功能状态的信息。直到最近，依然是通过简单观察瞳孔对手电筒发出的光的反应，对瞳孔进行评估。同样，瞳孔的直径和不等大通过近似估算来评估。但是，手动检查瞳孔的对光反射会导致检查间差异高达40％，尤其是存在瞳孔缩小的情况下。如果存在其他混杂因素，例如酒精，药物或体温过低，差异可能会进一步增加[1]。Couret等观察到即使在中等大小（2-4 mm）的瞳孔中，在瞳孔不等的测量中，错误率均为20％，失败率为50％[2]。Larson等人证明当反射幅度＜0.3 mm时进行手动检查，检测瞳孔对光反射完全失败[3]。 检查者将对瞳孔的初始直径进行评分，然后进行光刺激。反应性被描述为存在或不存在，或轻度反应性与团状反应性反应。近来，自动红外瞳孔测定法已被引入临床实践，由于其定量精度，低成本，无创性，床旁适用性和易于使用的技术而迅速普及，为现代精确的药物治疗方法做出了贡献。借助这项新技术，现在可以在应对各种起源的脑损伤患者时，在临床实践中增加重要的预后和诊断信息。市场上有几种设备，它们由红外发光二极管，捕获虹膜外缘并感测反射的红外光的数码相机，数据处理器以及显示以数字和图形格式显示响应光刺激的屏幕显示组成（图36.1）。测量的变量包括大小，不对称性，对光刺激的收缩变化，潜伏期以及收缩和扩张速度。报告的平均值见表36.1中。
装置：*Neuroptics NPi-200和** NeuroLight-Algiscan近100年以来，临床医生一直在检查怀疑或已知脑损伤或意识障碍的患者的瞳孔。出于预后和诊断上的原因，自动瞳孔光反射技术已用于各种形式的脑损伤。在昏迷的心脏骤停患者中，主要研究了将其用作预后工具。Rossetti等研究表明，心脏骤停后第3天双侧缺乏标准的自主瞳孔对光反射是不良结局的有力预测指标[4]。但是，这些患者可能处于阿片类药物镇静状态，瞳孔对光反射可能会造成混淆，因此降低了预后的准确性。Behrends等首次证明定量瞳孔测量法在院内心脏骤停患者的心肺复苏（CPR）期间具有很强的预后预测价值[5]，并且Yokobori等人还证明了脊柱循环恢复与定量瞳孔之间有很强的相关性[6]。与脑电图上无反应性和SSEPs上双侧无N20波相比，眼压测定法在预测不良的1年预后方面具有同样的准确性[5，6]。最近的一项多中心研究比较了昏迷性心脏骤停患者的人工瞳孔光反射与定量自动瞳孔光反射神经系统瞳孔指数（NPi；使用NeurOptics NPi-200，NeurOptics，Laguna Hills，CA），发现与人工瞳孔光反射相比，当心脏骤停后第1天到第3天之间的NPi≤2，3个月神经学不良预后的特异性为100％[7]。在严重的颅脑损伤的情况下，瞳孔的光反应性是一个可以很好描述预后的变量。文献中有充分的证据表明，创伤性脑损伤（TBI）后瞳孔对光反射，瞳孔大小和/或瞳孔不等大和TBI的预后有关[8]。实际上，神经外科医师根据瞳孔状态来决定对患者进行手术切除或保守治疗[9]。研究还显示出当出现新的瞳孔异常后立即接受治疗的患者，无论是内科还是外科手术，都具有更好的预后[3]。在急性外伤性硬膜外血肿和格拉斯哥昏迷量表（GCS）得分<8的患者中，67％的患者存在瞳孔不等大，将手术间隔缩短至<90分钟与较好的预后相关[10]。GCS = 3且瞳孔固定，散大的TBI患者没有存活的机会，而GCS = 3的瞳孔不固定或散瞳的患者存活率极高[11]。颅内高压与NPi降低有关，ICP升高的患者在用渗透疗法治疗后NPi值有所改善。因此，瞳孔测定法有潜力作为评估渗透疗法疗效的一种非侵入性工具[12]。Stevens等对40例需要侵入性ICP监测的TBI患者进行了一项前瞻性观察性研究，结果显示ICP事件与之前的NPi事件之间的关系较弱。这种趋势的强度似乎减少了减压后手术[13]。Jahns等对54例严重TBI患者的头部电脑断层扫描(CT)图像进行了实质ICP监测和重复NPi评估，在ICP> 20 mmHg持续升高的前6小时内，通过4次连续测量，发现ICP升高与NPi的下降有关。持续的NPi异常反过来又与ICP病程复杂和预后差有关[14]。Vassilieva等评估了自动瞳孔测定法在意识改变患者中进行命令检测的可行性。他们招募了20名健康志愿者和48名患有多种神经系统疾病的患者，要求他们进行心理算术[15]。20名健康志愿者中的14名（70％）和43名神经疾病患者中的17名（39.5％）通过显示4或5次算术任务中的瞳孔膨胀来满足遵循标准的预先指定命令。5例镇静无意识ICU患者中没有一个超过此阈值。因此，自动红外瞳孔测定法与心理算术相结合似乎是检测无反应性脑损伤患者潜在意识的一种有希望的工具，并且在将来可能会是揭示无意识患者的潜在意识的一种工具（图36.2）。
疼痛的客观评估和最佳疼痛管理已引起越来越多的关注，并且在不能交流性危重成年人中，适当的疼痛监测仍然具有挑战性。在重症监护病房（ICU）中，通常通过诸如行为疼痛量表（BPS）等量表对机械通气患者进行常规疼痛评估。但是，该评估受到药物使用（例如神经肌肉阻滞剂）和第三方疼痛评估固有主观特征的限制。由于瞳孔反射受自主神经系统控制，因此瞳孔测定法可评估遭受疼痛刺激的患者的疼痛。实际上，瞳孔收缩是由副交感神经系统介导的，而扩张是由受刺激（包括压力和疼痛）影响的去甲肾上腺素能交感神经纤维介导的。疼痛的刺激通常会引起瞳孔扩张反射。当治疗无意识的患者时，例如在全身麻醉过程中，疼痛评估分数没有价值，应用瞳孔测量法进行疼痛评估的潜力甚至更大。多项研究建议在不能交流的ICU成人患者中使用瞳孔测量法。Paulus等人证明瞳孔扩张反射评估可以预测气管内抽吸的镇痛需求[16]。而且，这种方法可能能够揭示不同程度的镇痛作用，并且可能对不同类型的有害操作进行区别对待[17]。近来，由于该方案的刺激较低，因此科学兴趣已经转向使用该特殊方案对瞳孔扩张反射进行评估。在我们先前的研究中建议用瞳孔疼痛指数在麻醉的成年患者，发现瞳孔扩张反射与阿片类药物给药之间存在显着的相关性[18]。此外，Sabourdin等证明瞳孔扩张反射可用于指导术中瑞芬太尼的单独使用，从而减少术中阿片类药物的消耗和术后抢救性镇痛的需要[19]。床边超声检查在现代医学中变得越来越普遍，特别是在重症监护环境中，这种资源很容易获得，并且始终可供医生使用。脑部超声检查是评估脑部解剖结构，病理学和颅内血流的一种安全，无创的方法。经颅多普勒于1982年由Aaslid等人首次提出。记录脑基底动脉的流速[20]。技术的进步引入了经颅彩色编码的双工超声检查，这使我们能够评估大脑的解剖特征，而不仅仅是盲目地识别脑血管。
脑部超声检查可以在不同的环境中应用，甚至在神经外科ICU之外：如脑卒中单元，使医生能够评估纤维蛋白溶解疗法的有效性，以及在颈动脉血管手术期间监测CBF的手术室。尽管与CT扫描和磁共振成像（MRI）相比可靠性较差，但经颅彩色编码的双工超声检查是监测颅内病变（如血肿）的有用工具，颅内病变可能导致中线移位。它甚至可以使临床医生评估具有良好声窗的特定患者的心室和薄壁组织[21]。脑超声检查有四个主要的声学窗口，通常使用2–2.5 MHz探头执行（图36.3）：1.经颞入路：在耳屏和眼眶侧壁之间，探头标记面向眼睛。第一个标识是对侧颅骨，通常深约15cm。中脑（图36.4左图）在扫描过程中表现为低回声形阴影。一旦找到，可以选择多普勒功率以探索Willis环。这种方法通常用于识别中线移位（扫描第三个脑室时，显示为两条高回声线之间的低回声带，如图36.5所示）并评估血流（图36.6）。
图36.4左图：中脑为探索威利斯圆的主要标识；一旦找到，就可以开始使用功率多普勒仪扫描颅内动脉。 右图：重度TBI患者的脑室明显中线移位和经胸膜间突出
图36.5严重颅脑外伤患者的中线移位。第三脑室表现为两条高回声线之间的低回声带
图36.6经减压颅骨切除术患者的经颞入路扫描得出的威利斯环。图中显示了不同形状的动脉血流
图36.8用枕骨法评估椎骨和基底的血流。标志性的是高回声的斜坡和低回声的大孔2.经眼眶入路：通过经眼眶超声波检查可以评估视神经鞘管直径（图36.7）以及眼动脉中的血流量。3.枕骨入路：这种方式的界标是从外部枕骨隆起以下1cm处，向前并向上（朝着眼睛）瞄准，始于大范围（11-13cm）；超声可以看到的解剖标志是斜坡（高回声结构）和大孔（低回声）。使用功率多普勒功能，可以扫描结束基底动脉的两个椎动脉（图36.8）。4.下颌下入路：下颌下窗允许评估颈内动脉的颅外和颅内或硬膜外段。探头应以下颌骨的角度放置，并稍稍向内和向后定向。通常可以在40–60 mm的深度处识别出颈内动脉。视神经鞘管直径是ICP的良好替代指标[22]。临界值> 0.5 cm与ICP> 20 mmHg的相关性很好。这种无创，快速，可重复的ICP评估方法灵敏度高达90%，因此具有良好的诊断准确性，可以快速检测到ICP升高[23]。使用横向放置在患者闭合的眼睑上方的线性探针，临床医生可以扫描眼后的视神经，作为低回声结构从视网膜向后延伸。其直径的测量应使用垂直于地面的电子游标卡尺测量（如图36.7所示）。该技术背后的原理与视神经的解剖结构有关，视神经的解剖结构直接起源于中枢神经系统（CNS），并被脑膜鞘和脑脊液（CSF）所包围：ICP的增加将CSF移入该空间，这会增加直径。这种简单且可重复的技术带有一个重要的陷阱，那就是视网膜动脉产生的假象。 该血管靠近神经，可能表现为低回声很难与视神经区分开的肿块。当出现任何怀疑时，应使用彩色多普勒模式评估血流的存在。ICP可以使用脑超声检查，通过颞下方法评估大脑中动脉的血流来估计。所用的方法首先由Czosnyka等人介绍。在1998年[24]，最初是非侵入式地估算CPP。其中MAP是平均动脉压，FVd是舒张流速，FVm是平均流速。但是，鉴于MAP-ICP = CPP，公式可以写成ICP = MAP— [MAP×FVd F/ Vm +14]有证据表明，这种方法可以准确地排除急性脑损伤患者的颅内高压。估计的最佳ICP阈值为24.8mmHg，其敏感性为100％，特异性为91.2％[25]。使用此技术估算ICP时要考虑的另一个有用工具是脉动指数。计算方法为收缩压和径向流速之差除以平均速度。许多研究支持将搏动指数解释为反映远端脑血管阻力的一种工具，将较高的搏动指数归因于较高的脑血管抵抗力[26]。但是，搏动性指数不仅仅取决于一次血管阻力，而它的值是脑血管阻力，CPP和动脉床顺应性之间相互作用的结果。一些作者认为此参数对于ICP的估计不太可靠[27]，因此应与其他非侵入性方法一起用于ICP的估计（经颅彩色编码双工超声检查-视神经鞘管直径，如前所述）。动脉瘤性蛛网膜下腔出血（SAH）后的血管痉挛是延迟性脑缺血的主要原因，并且与严重的死亡率和发病率有关。指南一致同意非侵入性监测血流速度的重要性[28]。经颅多普勒和经颅彩色编码的双超声检查在动脉瘤性SAH术后这种并发症的检测中起着关键作用。监测平均流速是不够的，因为流速的增加并不一定意味着动脉变窄。为了将其与脑充血区分开来，Lindegaard等 [29]使用阈值3作为诊断标准，介绍了大脑中动脉或大脑前动脉与颈内动脉之间的比率。Lindegaard比为3或以上可诊断血管痉挛，Lindegaard比小于3表示充血，而Lindegaard比为6则可高度预测严重的血管痉挛。在24小时内流速突然增加50cm/s或更多也可预示血管痉挛。2002年，发表了修改后的Lindegaard比值，以将基底动脉与颅外椎动脉之间的比率作为基底血管痉挛的评估标准，使用2的临界值来区分血管痉挛和充血[30]。使用跨颞窗，超声轴向平面可以有效地确定中线移位。主要标志是对侧颅骨和中脑，一旦发现它们并在图像中居中，就可以将探头倾斜地倾斜10°，直到第三脑室出现在扫描的中间（脑中平面）， 根据Seidel等人所描述的技术，在场中央有两个平行的高回声线。在1996年[19]。确定了第三脑室后，临床医生应使用电子卡尺从两侧测量脑室与颅骨内部之间的距离。两次测量之间的差除以2是估计中线偏移。这与CT扫描测量的中线移位（与Bland-Altman方法相比）密切相关，无论移位的原因是什么（占位性病变，血肿）[31]（图36.5）。数字减影血管造影被认为是确认脑循环停止和脑死亡的金标准。但是，这需要将血液动力学不稳定的患者运送到放射科室以执行侵入性检测。因此可以使用经颅多普勒评估CBF。ICP的增加会削弱舒张压的流速，并且当ICP等于舒张压时，流速变为零。当ICP进一步增加时，在舒张期会出现血液回流。在舒张期峰值血流向相反方向流动后，这种现象称为回荡流，可以用经颅多普勒检测。Brunser等人报道功率模式经颅多普勒对脑死亡的诊断具有很高的灵敏度和特异性，分别为100％和98％（使用经颅口入路方法评估了大脑中动脉的流速）[32]（图36.9）。
图36.9严重脑损伤患者的回声流，在记录后数分钟出现等电波脑电图，并在数小时后确认脑死亡精准医学代表着“通过研究，技术和政策赋予患者，研究者和提供者共同努力发展个性化护理的医学新时代。”凭借这些话，美国前总统巴拉克·奥巴马（Barack Obama）于2015年1月20日发起了“精准医学计划”。这些资金专门用于创建针对个别患者的生物学（遗传和分子）特征的治疗方案。有趣的是，当前对护理方案，检查表，算法，循证医学，指南，共识性文件和和在手术程序后提高恢复率的尝试对精密医学提出了挑战。虽然协议提供了有力的证据来降低医疗标准变异性的指导原则，但通过临床算法发现的最终个性化可能会提供更好的结果[33]。对镇静剂和催眠药的药物反应只是与药物基因组学相关的个体间差异的一个例子。有鉴于此，通过适当的监测并在特定的机构规程内，在ICU中确定最佳镇静剂的正确剂量，与精确和个性化医学的概念十分吻合。
在重症监护病房（ICU）住院期间，医生不断强化监测患者的器官和系统：使用侵入性和非侵入性方法检查心血管系统；使用血气和呼吸机曲线分析呼吸系统；尿量，肌酐和生物标志物水平检测肾功能。大脑是重症患者经常服用的镇静剂的主要靶标，但通常不使用监护仪来监测其对脑电活动的影响，至少在神经ICU以外。造成这种现实的主要原因是脑电图（EEG）是一个复杂的调查系统[34]，几乎没有危重症专家可以解释。随着技术的演进已经开发出了多种简化的EEG衍生的指标，可用于使这些信息更加可用。研究表明，使用处理后的EEG指数可以改善麻醉期间的术中麻醉滴定度，但也可以改善ICU中的镇静作用：双谱指数 [BIS, Medtronic, Boulder, CO), E-Entropy (GE Healthcare, Helsinki, Finland), Narcotrend (Narcotrend Gruppe, Hannover, Germany), Masimo SEDLine (SEDline, Masimo Corp, Irvine, CA), 和NeuroSENSE (NeuroWave Systems, Inc., Cleveland Heights, OH) 是目前临床上可用工具中的几个示例（图36.10 ）。至今还没有证据表明一种设备优于其他设备，并且迹线可视化，传感器的形状和特性，机构习惯和预算是操作员选择的主要原因[35]。
EEG信号记录和处理的详细描述超出了本章的目的，读者可以参考专用文章[36]。简而言之，皮层下区域（例如丘脑）产生的小电位无法从放置在头皮上的电极上识别出来，因为电场的强度会降低其距其来源的距离的平方（图36.11）。然而，由于浅表和深层大脑结构之间紧密而连续的相互联系，表面脑电图反映了皮质和皮质下区域的状态。需要专用的监视器来自动绘制额脑电图，因为在镇静过程中，蒙太奇的脑电图需要笨重的设备和专门的培训，并非所有强化医生都可以使用。此外，即使在某些临床情况（见下文）最终需要一些基本的EEG原理知识时，额叶处理过的EEG迹线也被认为可用于麻醉/镇静监测。经过处理的EEG监护仪可提供三个主要信息：（1）原始痕迹;（2）麻醉/镇静深度的数字指标;（3）二维频谱图（图36.12）。读者可以参考专用文章以获取有关特定参数的详细信息[37]。
图36.12处理过的EEG设备传送的数据。A：SEDLine，Masimo Corp，Irvine，CA；B1和B2：BIS，Medtronic，Boulder，CO。ASYM不对称，SEF频谱边缘频率，L左，R右
经过处理的脑电图仪最初旨在管理外科手术期间的麻醉状态，以避免偶然的意识并对临床量表作为危重患者黄金标准的镇静状态的滴定。在许多ICU监护仪的参数中都包含了经过处理的脑电图，反映了对ICU护理人员使用综合方法管理镇静患者的需求。深层镇静显然与重症患者的短期和长期不良表现有关：长时间的机械通气以及认知和心理并发症都会增加医院和ICU的住院时间和死亡率[38]。尽管轻度镇静使患者能够随时沟通和合作，它代表了现代镇静目标和重症监护病房的标准护理，但中度至深度镇静（里士满躁动镇静量表，[RASS]≤3）患者的数量不可忽略，包括患有酒精戒断综合征并伴有不受控躁动的患者；复杂的人机失调；难治性癫痫持续状态；颅内高压; 接受神经肌肉阻滞剂的患者；需要血液动力学，温度或止血效果的术后患者；心脏骤停后治疗（复苏后护理）或TBI。在这些类型的患者中，除非使用临床量表（例如RASS，Riker镇静-激动量表[SAS]），否则它们不能给予镇静。此外，通常每4-6小时对它们进行一次评估，并且可能无法检测到两次评估之间出现的镇静作用不足的时期，而经过处理的EEG是一种连续的分析方法。此外，临床评估是通过打扰镇静或睡眠中的患者（经过处理的脑电图不需要改变镇静状态）来进行的，并且无法确定爆发抑制或等电迹线（完全抑制）的阶段[39]，这些阶段与阴性结果相关（例如谵妄，长时间的机械通气，死亡率）。 在这种情况下，在对125名ICU机械通气患者进行的前瞻性观察研究的事后分析中，爆发抑制发生在39％的病例中，是6个月死亡风险增加的独立预测因子[40]。在ICU镇静的患者中，处理过的EEG值可能会有很大差异，因为与经历痛苦手术的患者不同，ICU中的患者可能不会受到强烈刺激，因此需要相对较低的镇静水平，BIS值约为60-80时显得比较镇定。临床操作，患者的自然唤醒，生理睡眠周期，噪音和护理活动可能会导致镇静水平下降。需要考虑的重要一点是，肌肉活动（主要的）和电子设备（不太频繁）可能会干扰系统处理原始迹线的能力，从而导致镇静指数错误地增加[41]。为了限制这种影响，公司正在改进其设备，使它们对EMG干扰更具“抵抗力”。与2013年发布的先前版本相比，ICU中有关镇静措施的最新国际准则（成人患者疼痛，躁动/镇静，谵妄，行动不便和睡眠中断的预防和管理临床措施准则）[42]，在ICU中的报告中尽管经过处理的EEG监测系统最适合于深度镇静期间的镇静滴定或接受神经肌肉阻滞的患者，但与较稳定的镇静相比，在较轻的镇静状态和经过EEG监测的过程中也可能具有潜在的临床获益，可能会改善镇静滴定[43]。使用经过处理的脑电图系统作为重症患者镇静剂量给药的客观指南，可以减少过度镇静的医疗并发症，例如心脏收缩力降低和低血压。在ICU中，关于经处理的EEG监测的研究很少。第一项是一项前瞻性试验，在每2小时停止一次的异丙酚镇静期间，使用Ramsay量表或BIS监测对患者的镇静进行随机评估[44]。护士指导的Ramsey得分为4是对照组的目标，而BIS值是70–80是研究组的目标。 与对照组相比，BIS组的异丙酚减少了50％。 第二项研究是一项前瞻性随机试验[45]，其中将BIS> 0与临床评估相比，将吗啡和咪达唑仑镇静剂的患者随机分组进行镇静滴定。镇静剂的总使用量，机械通气时间或ICU住院时间均没有差异。在最近的一项针对110位创伤患者的研究中，BIS的使用可减少镇静和镇痛的使用，减少躁动，减少拔管失败的次数，减少气管切开术的次数，住院时间缩短约4天[46]。除用于镇静滴定的目的外，加工过的脑电图在ICU患者中可能还有其他用途，包括鉴定亚临床/无法识别的癫痫发作或使用神经肌肉阻滞剂时发生的癫痫发作。尽管如此，根据发作波形的频率，处理后的脑电图可能具有可变的值，只有熟练的医生才能在原始脑电图上读取这些值，以成功了解这种临床状况。经过处理的脑电图监测器还可用于指导旨在最小化脑代谢率以达到预定水平的猝发抑制的治疗[47]。精神状态改变的危重患者中，很大一部分患有非惊厥性亚临床癫痫发作和非惊厥性癫痫持续状态[48]。具有癫痫病史，意识水平波动，急性脑损伤，近期惊厥性癫痫持续状态，定型活动（如阵发性发作）的患者，应进行持续的EEG评估，以评估精神状态改变的患者的非惊厥性亚临床癫痫发作和非惊厥性状态癫痫运动，眼球震颤，抽搐，抽搐，河马和自主神经变异[49]。非惊厥性亚临床癫痫发作，很少或没有明显临床表现的癫痫发作，可以通过EEG监测来检测。现在可以进行非侵入性神经多模态监测。我们提出了由瞳孔测量法，脑超声检查和经过处理的脑电图组成的无创神经监测的基本组合。尽管其中一些非侵入性工具尚不足以完全替代侵入性监视，但它们确实代表了一种是神经麻醉和神经重症监护环境中临床医生的重要辅助工具。我们仅描述了基本特征以及经颅彩色编码双工多普勒和脑部超声检查的潜力。床头超声波快速，可靠且可重复，因此在临床医生中越来越受欢迎。尽管尚不能替代有创ICP监测，但当此类侵入性设备的适应症不明确或禁忌（肝脏衰竭，抗凝）时，超声可以为临床医生提供有用的信息。此外，它已成为动脉瘤SAH患者早期发现血管痉挛的主要手段。在急诊科中，将针对创伤的超声检查（FAST）评估的重点评估范围扩大到脑部超声检查，甚至可以使医师意识到ICP升高患者需接受CT扫描，并提早进行神经保护性医疗干预。
脑电图是监测意识状态变化（例如睡眠，镇静或全身麻醉）过程中人脑电活动的基本工具。经过处理的脑电图可能有助于帮助麻醉师和强化医师优化具有不同药物基因组学和镇静剂清除作用的个体的药物剂量。经过处理的EEG设备不是简单的即插即用单元，提供了易于解释的无量纲数。 他们需要对技术和EEG追踪有全面的了解，以避免误解，尤其是当肌肉活动干扰处理算法时。与在手术室麻醉期间相比，在ICU中使用经过处理的EEG可能要复杂得多。然而，经过处理的EEG监护仪在中度和深度镇静患者的治疗以及接受神经肌肉阻滞剂的患者的治疗中都具有优势，可避免意识和猝发抑制。一些病理状态，例如癫痫发作或脑电图状态改变（医源性爆发抑制或屈曲性昏迷），可能会通过处理后的脑电图显示出来，并触发完整的脑电图检查。
-THE END-
作者：F. A. Rasulo, T. Togni, and S. Romagnoli Essential Noninvasive Multimodality Neuromonitoring for the Critically Ill Patient 关注急诊医学资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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