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顾城是一种非常奇异的存在。 舆论对他总是“不忍责备”。27年前的10月8日,这位“童话诗人”在遥远的新西兰激流岛上,砍死妻子谢烨后自杀而亡。对于此种暴戾,当年的媒体责备甚少,以至于谢烨之母曾发出不平的悲鸣: 时过境迁20余年之后,谢烨母亲的控诉仍然成立。无论当年,还是今天,嘈杂的悼念、追思声中,“不忍责备”始终占据主流。譬如某与顾城同时代的女诗人撰文感叹: 所谓“更诗人”,大约正是舆论20余年来对顾城“不忍责备”的主因之一。“更诗人”究竟是一种怎样的形态,女诗人没有细说。不过,顾城自己有一番解释。1986年10月,他在漓江诗会上讲过这样一段话: 这种带有“强烈自我牺牲精神”的自我表述,使人胆战心惊。历史经验俱在,那些不断强调自己为“全人类”做出了多少贡献与牺牲之人,往往也恰是“一个个具体之人”的噩梦。他们沉浸在“为全人类谋福利”的虚幻的道德快感之中,被他们裹挟的一个个具体之人,则成了这道德快感下的齑粉。当然,顾城只是一个能量有限的诗人,他的这番话,只是站在一种“自我牺牲”的道德高地,将自己对具体现实生活的极度冷漠,和对抽象精神世界的狂热迷恋,刷上一层使人目眩的圣光。真正的好诗人,既不必为自己营造道德高地,更不必将现实生活打入另册;爱世界的第一步,是爱自己、爱家人和爱邻居。 与顾城有过密切交往的德国汉学家顾彬,曾如此描述和理解诗人对现实生活的冷漠与痛恨: 由顾彬的这两段回忆,不难窥见顾城夫妇后来的凄惨结局。一方面,在具体的现实生活中,顾城对谢烨有着无尽的依赖;另一方面,诗人又奢望谢烨能够融入其虚构的理想世界,成为其中的一个关键角色。前者要求谢烨全盘负责诗人的衣食住行,以及帮他整理、出版作品。离开谢烨,意味着诗人将丧失基本的生活自理能力,也无法继续创作。后者却“要求谢烨什么都不干,呆在家里,也不去看电影”,因为“女人只有无所事事才显得美”。 这种冲突,时刻存在于顾城夫妻之间。顾彬说,1992年3月份的一天,他们去顾城家做客: 不许做饭烧菜尚在其次。诗人甚至不允许妻子过一种“相夫教子”的正常生活: 顾城曾说,谢烨是他在人群中的一见钟情。但顾城后来另有了“英子”,谢烨据说也另有了一位“大鱼”。谢烨还曾把英子接到激流岛上,三人共同生活。此种纠纷被当年的媒体爆炒,但事情发展到这种程度的内在逻辑,则始终模糊不清。时隔多年再来回看,这段情感纠纷的实质,或许正是:谢烨终究无法满足诗人分裂的需求,无法既扮演俗世事事操心的保姆,又充当诗人精神世界里虚构的那个不食人间烟火的女神。 在给母亲的最后一封信中,谢烨如此写道: 谢烨是个好人,一度“好”到愿意与“英子”分享顾城。在“英子”视顾城为神经病弃之而去后,谢烨还曾做过说客,尝试让二人和好。谢烨为什么这么做?顾彬的判断或许是对的——谢烨“一个冬天都把丈夫让给她(英子)”,是为了让自己“好跟孩子在一起”。因为孩子,夫妻二人常爆发尖锐冲突,顾城曾“威胁说要伤害他(孩子)”。顾城也多次殴打谢烨,殴打的肇因,谢烨不说,身边亲友也无从得知,但伤口是清晰的,很多人见过。 然而,当谢烨终于决定终止这段婚姻时,顾城终于不得不从“暴君”的位置上走下来,以一种乞求的姿态尝试挽回。他精神世界里的“英子”已经消失,断不容世俗生活的支柱再次坍塌。于是,在顾城姐姐顾乡的采访记录里,出现了这样一幕奇特的情景: 一个忍心长期将孩子寄养在别人家中的父亲;一个可以因妻子回家晚了,就把妻子出门时给孩子准备的奶糕抢吃掉的父亲,在那场家庭惨剧发生之前的最后一段时光里,“每天写孩子”。自己口述,妻子敲字,如此反常,无疑是在向妻子展示自己对孩子的“深厚感情”,以求挽回这段行将崩溃的婚姻。顾城自己也说,这次关于孩子的写作,是为了最后给一本书让谢烨“出气”。但终于,诗人还是失控了,还是把谢烨打了,用顾乡的话说就是:“没打死,就打了,打了——顾城就吊死了,吊死了。谢烨送到医院救也没救成。” 以上对顾城与谢烨之死的回顾,自然不是为了在时隔多年之后,重提“著名诗人的桃色家庭纠纷”。而是为了引出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一个能够写出“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来寻找光明”这样句子的“童话诗人”,一个致力于在诗歌中传达“本真”、传达美与爱的人,何以在现实生活之中,却成了别人的噩梦? 顾彬也有类似的疑问。 在与顾城夫妇的交往中,他常听到顾城抱怨:“从没人说爱他,最多说‘多吃点’、‘穿暖点’。谢烨也从不说爱他”。噩耗传来时,顾彬也很疑惑: 其实,诗人并非“不能给予爱”,只是他的爱是抽象的,只能给予他自己营造的抽象世界。这也是真正的问题所在——人类历史上,尤其是近现代历史上,已有无数人,自觉或不自觉地践行着“爱抽象的人类,却不爱具体的人”,自居于“我正在为众生牺牲”的道德高地,招致的却是万民涂炭。当然,顾城并未手操天下之权,不可能造成万民涂炭。但他是谢烨和儿子的噩梦。他拥有太多的抽象之爱,并将之灌注在用诗歌构筑起来的抽象世界里。在现实生活中,他却只是一个自私的爱无能患者。 海子自杀后,王家新对多多说:“海子是替我们去死的”,言辞间有对一代人精神困境的深切体认。顾城的死,其实也可以如此理解。 朦胧诗一代是反抗“文革美学”的先锋。关于美与爱,他们有着与上一代人迥异的追求——顾城之父顾工也是诗人,他写过文章《两代人》沉痛谈及父子两代在诗歌理念上的巨大差异。但世事的吊诡之处也正在这里:反叛者与旧时代,往往只是立场相反,思维逻辑却常常惊人一致。在“文革”后关于拨乱反正的历史叙述中,可以找到无数这方面的案例。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思想解放”,对许多人来说,往往也只是解放了立场与结论,并没有解放他们的思维逻辑。朦胧诗一代大体也是如此,宏大词汇已从他们的诗歌意象中消失,但以新意象构筑起来的诗歌王国,仍是现实具体生活的对立物。 所以,在抽象的诗歌世界里,顾城是爱与美的传道者;在具体的现实生活中,他却成了别人的暴君与噩梦。接受访谈时,顾城对“文革”有过这样一段独特的理解: 历史的真实情境,是否与顾城的解读一致,此处不论。惟顾城将挥帽子解读成“简直像赶苍蝇一样”,且认为这就是“他对整个文化革命的态度”,究其实质,可以说是顾城将自己的境况折射在了挥帽子这个动作之上,是一种典型的“六经注我”——顾城自己的精神世界正与现实生活发生激烈冲突,所以受其景仰者的举动,也被赋予了相似的涵义。简而言之,他摆脱了宏大词汇,但却没有摆脱由宏大词汇构筑的思维逻辑,他依然是一个“爱抽象的人类,却不爱具体之人”的爱无能患者。当他无法让抽象之信仰与具体之生活达成和解时,他代表前者举起了斧头,劈向了代表后者的妻子。他很清楚妻子的离去意味着什么:具体的生活会让他寸步难行,抽象的信仰也将陷入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的绝境。 他是时代的病人,他没有能力治愈自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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