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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人朱国祯的《涌幢小品卷之十八》“史难信”一章，为了说明为什么有些“历史”很难让人相信，举到了“伯道无儿”的例子。“伯道无儿”的故事是这样的：晋代邓攸（字伯道）为了躲避战乱，带着儿子和侄儿一起逃难，在危难关头，舍弃自己的儿子，保全了侄儿。后来他终身没有孩子，当时很多人为之感动，抱憾地说：“天道无知，使邓伯道无儿。” 对于这个故事，朱国祯表达了他的严重质疑：邓攸在子侄不能两全的情况下，念兄无后弃子抱侄或许可以理解；但是，既然儿子能够挣脱他的束缚，到傍晚的时候终于追上了他，那么，为什么他不能带上儿子一起离开呢？至于他再次将儿子捆缚抛弃，那么，他身上作为人的天性可以说完全灭绝了。所以，如果这是真的，那么，他本来就该没有儿子——当然，在朱国祯看来，伯道绝不应该如此残忍。 毫无疑问的是，相关史官在这里犯下了“描写太过”的错误。为什么会这样？朱国祯没有说，但我们是不是可以这样去认识：儒家文化非常强调“孝悌”，认为它们是做人、做学问的根本。什么是“孝”？即孝敬父母；什么是“悌”？即友爱兄弟。故此，在史官眼中，邓攸“弃子抱侄”乃是极好的，弘扬儒家“孝悌”文化的典型事例。而为了将宣传效果最大化，史官在实际操作过程中，采取了夸张的手法。 类似于这样的“历史”，“历史”上并不鲜见。比如说，说某人用兵如神，那么，就忽视其它相关因素，也忽视其他人在此过程中的贡献——三国之时，我们非常熟悉的“智多星”诸葛亮，在孙刘联军击败曹魏大军的战役中所起的作用，就被严重高估了；反之，东吴少帅周瑜的作用则被有意无意地削弱了。而在后来中国的历史上，是不是也还存在不少类似的情况，即因为某种强烈的感情倾向，或者是出于某种特别之需要，对某些历史人物“描写太过”呢？ 故此，朱国祯得出的“史难信”的结论，对于今天的我们还是具有相当的启发意义的，那就是不要对史官们笔下的历史过于当真，而应不迷信、不盲从，开动我们的脑筋努力去伪存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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