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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梁惠王下》中，记录了一段孟子和梁惠王之间的很有意味的对话： 齐宣王问：“商汤流放夏桀，武王讨伐殷纣，有这样的事吗？”孟子回答说：“史籍上是有这样的记载。”齐宣王又问：“难道说做臣子的可以杀掉君王吗？”孟子说：“破坏仁爱的人叫作‘贼’，破坏道义的人叫作‘残’，这一类的人，被称之为‘独夫’。我只听过诛杀‘独夫’纣，没听说过以臣弑君的。” 这段话我们之所以说很有意味，原因有二：一是在这里孟子悄悄地偷换了概念——将夏桀与殷纣的身份用自己的定义法，定义成了“贼”和“独夫”，从而避开了他们“君王”的身份，也因此而避免了直接回答齐宣王的问题可能带来的后者情绪上的不快；二是孟子这样的回答，事实上也是在暗中提醒齐宣王作为君王，应该多施仁爱多行道义，否则，假如被臣子杀掉也是罪有应得，没有人会替你说话的。从这里，我们一方面可以欣赏到孟子高超的语言表达技巧，另一方面也可以体会到他对齐宣王们施行仁政的期待与苦心。 夏桀和殷纣都不是平庸之辈，前者被认为文武兼备，而后者司马迁在《史记》中称：“帝纣资辨捷疾，闻见甚敏；材力过人，手格猛兽；知足以距谏，言足以饰非”。然而，他们的毛病却又是显而易见，并且极度相似的，那就是生活奢侈、荒淫无度：据春秋时期晋国史官和战国时期魏国史官所作的编年体通史《竹书纪年》记载，夏桀“筑倾宫、饰瑶台、作琼室、立玉门”，还从各地搜寻美女，藏于后宫，日夜与帝后妺喜及宫女饮酒作乐。而殷纣则是很多人都知道的典故“酒池肉林”的一号男主角，其荒淫的程度不在前者之下。 当然，世人至少对殷纣的评价并非完全是负面；或者说，也有正面与积极的。比如说，对他在讨伐东夷的战争中获胜，将国土拓展到了东海边，保证了殷朝的安全等，一些学者与人士就予以了充分的肯定。同时，因为对后来取而代之的周朝的崇拜与追捧，以孔子为代表的，在中国社会逐渐取得压倒性话语地位的儒家人物，有意无意地抹黑殷纣，造成殷纣形象大坏，或许也是事实。然而无论如何殷纣这类这“末代皇帝”的毛病，是谁也无法视而不见的；或者说，他们的历史功绩和罪过是不能、也不该相互抵消的，而是我们必须正视与客观评价的。 回到前文中来。既然夏桀和殷纣荒淫和暴虐万夫所指，没有仁爱和道义可言，那么，在孟子看来，被臣子杀掉就无所谓“犯上”与“弑君”，而是“替天行道”；对被杀者来说，则是“咎由自取”。所以，他使用了“诛杀‘独夫’”这样的说法，而抛开了“弑君”一词。从这里可以看出，在孟子那里，现有的秩序——包括君臣关系等等固然非常重要，正常情况下应该努力维持，以努力避免老百姓被折腾，但是，孟子显然并不反对在出现某些特殊情况，也就是国君破坏仁爱、破坏道义的情况下，为臣之人予以诛杀的。 我们是一个数千年来一直强调“君权天授”的国家，我们的文化土壤里一直没有能够生长出“社会契约”一类新思想的国家。历代统治者守护“君权天授”最有力的思想武器莫过于儒家思想。但是，他们可知道，孟子“未闻弑君”的故事？而这，至少应该成为他们谨慎行事的警示。也可以说，对于中国的老百姓来说，他们深悉“亡，百姓苦；兴，百姓苦”的道理，所以，权力掌握在谁的手中对他们来说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掌握权力的人能不能有一颗仁爱之心，能不能讲道义，对于老百姓稍许厚道一些。惜乎过去很多帝王之人不知感恩，而太过迷信暴力和权力，所以，“弑君”之事方才会一再发生，周期律总是屡试不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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