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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元世祖忽必烈神勇异常，故而能够“马上得天下”；但我们不该忽视的是，忽必烈绝非一般武夫所能相提并论，而是一个思维缜密，很有自己的思想的人。举例说，他在灭掉南宋，迁都大都（今北京）之后，为了国家的长治久安，曾经在制度层面有过的不少的创新。比如说，设立中书省总管各种政务，设立枢密院掌握军务，同时设立御史台以纠正、弹劾各有关部门。针对这样的制度设计，他曾经说过这样的话：“中书省是我的左手，枢密院是我的右手，御史台是我用来‘医治’左右两只手的”。 元世祖中央机构这样的政治架构，应该说无论是从最初的用心还是效果来说，都是不错的，因此，得到了他的继承人的肯定与沿用。但是，让人十分无奈的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御史台的监督功能不断地弱化，甚至到了“非亲不举，非仇不弹”的地步。举例说，元惠宗（明朝谥号元顺帝）妥欢贴睦尔登基之后，任用太平王燕帖木儿为相，结果，燕帖木儿便任命他的弟弟买里古斯为御史大夫；太平王燕帖木儿纵欲身亡之后，继任秦王伯颜也任命自己的侄子脱脱为御史大夫；脱脱因为担心叔叔祸及自己，在揭发了秦王伯颜的谋逆之罪，因功而被任命为相之后，也则用自己的弟弟也先不花为御史大夫……如此这般，御史大夫与丞相之间要么是兄弟，要么是叔侄，关系亲密无比，彼此间还能起到制约与纠核的作用吗？ 元世祖忽必烈深知中书省、枢密院的权力如果不加制约、不加监督，有可能出现“尾大不掉”的情况，进而架空皇帝，成为自己身边的“定时炸弹”。与此同时，一旦失去制约和监督，这些机构的行政效率可能会下降，贪污腐败可能盛行，直至蛀空江山。但另一方面，封建政权的专制属性决定了这些弊病乃是不可避免的：不愿将权力与他人分享，而总希望自家人永永远远居于高位，最后必然导致亲近繁殖、制约和监督失效。 有趣的是，明人叶子奇在《草木子》中列举了元朝太多的丞相与御史大夫之间存在着这种“亲密关系”之后，抒发了这样的感慨：“嗟夫！世祖设是官，本以防权奸胶固、党与盘结之患，使之有所防范，击刺以正国势。及至末世，台省要任乃萃于一门，殊失养猫捕鼠、蓄狗防奸之意。幸其才智短拙，谋不逮心，旋即败灭。向使莽、操、懿、温之伦居之，元之为元，已不迨顺帝而后宗社为墟也。”叶子奇的这番话的大意是说，元世祖忽必烈最初设置御史大夫的目的，本来是为了预防奸臣结党营私狼狈为奸的，可到了元朝末年，御史台、中书省等要职竟然集中于某一个家族之手，完全失去了最初养猫捕鼠、蓄狗防奸的作用。而假如居于这些要职的是如王莽、曹操、司马懿、朱温这样颇有心计之人，那么，元朝恐怕还没到顺帝登基，国家就易主了！ 叶子奇的感慨，乃是基于对元朝高层政治架构失效的历史事实的梳理；他的推论，也很有道理。但我同时以为，在封建专制统治下，猫不逮鼠甚至猫鼠同席并非偶然，而是一种必然：谁是猫、谁是鼠本身我以为在这样的时代本来就很难说清，而猫与鼠长期生活在一个屋檐下，彼此滋生出些许感情来也未可知。何况说，这些“猫”早已成了肥猫、懒猫，成天思量的只是玩线球、钓鱼、追逐异性，不再寻思捕鼠了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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