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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清早出去溜达，极偶然地在常德路与余姚路的交叉路口，发现了“上海市一中”的校牌。我下意识地站下了。因为我昔日同事李君，大约在24、5年前从我任教的长江口北岸的那所小城的一所中学，调入了这里。 李君几乎与我同一时间进入我们那所小城的那所中学。他比我年长近10岁，但得子却仅仅乎比我早一年——他结婚很晚，是因为他曾经作为上海知青插队安徽阜阳多年。恢复高考之后的第一年，即1977年，他跟我分别考取了安徽与江苏两地的师范院校。所不同的是，他是初中毕业考取学校的，我则是高中毕业考取学校的。当然，不能不说的另一点是，虽然他考取大学之前的最高学历仅仅是初中，可他的文化基础，尤其是古文基础却要比我雄厚得多。这在后来我们共事的过程中，我有相当深刻的体会。 记得上个世纪90年代初，那时候的我已经在报刊上频频发表文章了，这让我周围的不少同事十分羡慕。因此，我有意带动同仁加入到教育写作的行列中来，一起享受“发表”的快乐。于是我跟李君等商榷，我们是不是可以通力合作，发挥各自的优势，争取在某个方向的写作上弄出一点动静来。而在三个人中，我的思维相对敏捷，可以提供写作的主题与思路；李君的古文功底最为深厚，可以提供相关资料；吴君做事踏实认真，可以侧重案头工作。 我们三人谋划的第一篇也是最后一篇文章，是谈中国饮食文化的，题目最后定为《“美食”杂说》。可惜的是，在我提供了写作主题与思路，李君提供了相关古籍上的资料之后，吴君不知道出于什么考虑临阵脱逃了。其后不久，李君即调动工作，回到了上海。这事大概过去了一两年之后，我觉得这一题材很有意思，不该被抛荒，因此对它重新进行了梳理，最后形成了一篇近3000字的文章，发表在《中国校园文学》杂志上。让我有些愧疚的是，直到今天，我都没有机会对李君说一句“谢谢”——谢谢他提供的那些诸如“百姓无粟米充饥，何不食肉糜?”的史料的贡献。 李君还又是一个十分朴实、十分厚道的人。记得上个世纪90年代中后期，企业改制过程中，他在工厂里工作的妻子下岗了。为了生计，他妻子在街头摆起了地摊卖袜子。李君休息日也会去帮忙看摊——他看摊，手中总是捧着一本书在看，另一只手里则夹着一支烟。他的“烟瘾”与“书瘾”一样的大。非常不幸的是，一次他帮妻子街头看摊恰巧被一位学校领导看到了。这位学校领导后来在学校职工大会上，不点名地批评了个别教师“摆地摊，有辱斯文”。——对于那位领导的批评，我是有看法的：作为教师，在休息时间帮助妻子摆地摊混生活，有什么不可以？何况他这也是一种方式的爱家、爱妻呢？ 我与李君已经20多年没有谋面了。跟他的妻子倒是10来年前，在家乡的网站上通过发帖的方式，有过简单的交流。屈指算来，李君应该是年近古稀的人了，而他小名叫“小虎”的女儿，比我儿子大一岁，今年应该是33岁。他们现在还好吗？我不知道，但我衷心祝福他们全家健康、幸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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