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晏子是春秋时期的著名人物，头上至少有三顶帽子：政治家、思想家、外交家。作为政治家的晏子，身为齐国大夫，大家都知道；作为外交家的晏子，人们更加熟悉——晏子使楚，“使狗国者从狗门入。今臣使楚，不当从此门入”的妙语，以及“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精辟之言，可谓家喻户晓。不过，作为思想家的晏子，到底有哪些非同寻常的思想，今天很多人就未必知道了。在《左传·襄公二十五年》中，“晏子不死君难”，讲述了一个远不如“晏子使楚”那么有趣，但远比“晏子使楚”耐人寻味的故事：齐庄公与大夫崔武子的妻子偷情，被崔武子所杀。晏子站在崔武子家的门外，他的随从问他：“你准备为国君殉难吗？”晏子说：“他只是我一个人的国君吗？我为什么要为他死？”随从又问：“那你打算离开齐国吗？”晏子说：“是我的罪过吗？我干嘛要逃走？”随从再问：“那我们是不是回去？”晏子予以了同样的否定性的回答：“国君都死了，我们回到哪里去？”接下来晏子还讲了这样一番话：君主是民众的君主，不该是凌驾于民众之上的君主。君主的职责是主掌国家。君主的臣子，哪里是为了俸禄？臣子的职责是要保护国家。因此君主为国家社稷死就该随他死，为国家社稷逃亡就该随他逃亡。如果是为他自己死、为他自己逃亡，不是他的私密昵友，那么，谁去担这份责啊？况且他人立了君主却要将他杀死，我怎么能随他去死，随他去逃亡呢？晏子的这段话很有些意思。首先，他强调了君主应该是民众的君主，也就是说，君主之人应该国家至上，民众至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而不能凌驾于民众之上。比如说，夺人所爱，与他人之妻私通，表现得还不如普通民众。同时，他也非常清晰地指出了君与臣之间的关系：对臣子来说，国家利益高于一切，其为臣，不是为了俸禄、为服务某一个人，而是为了国家、为了社稷。因此，臣子是不是该为君而死，就要区别对待：当国君是为了国家而死、而逃亡的时候，是一种做法；反之，则是另一种做法。那么，齐庄公又是为什么而死的呢？在这样的情况下，晏子又怎么会随他去死、随他逃亡的呢？晏子不是胆小鬼，并无惧死亡。这一点，我们从他使楚，面对狂妄自大、目空一切的楚王不卑不亢，应答从容可以看出；从崔武子刺杀了齐庄公之后，他在与其门人这一番对话之后，走进门去，头枕在齐庄公尸首的大腿上放声痛哭也可以看出；而在齐庄公之后的齐景公年代，他公然批评后者耽于声色，宠幸小人也是证明。也可以说，他之所以不死君难，乃是因为他认为为这样的国君“陪藏”根本不值。在过去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中，“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这“三纲”深入人心。居于三纲之首的“君为臣纲”，更是历代最高统治者倡导这“三纲”的用心所在——希望做臣子的对自己永远忠诚不二。也因此，一些天真而善良的臣子果然入了套子，对即便是暴君、昏君依然忠心耿耿，甚至不惜为此舍弃自己的生命。然而，这样的牺牲有多大的价值呢？说得不好听，这样的“愚忠”假如说有价值也是反面的——让那些暴君、昏君可以在台上坐得更久、老百姓受苦受难自然也是更长。而在中国历史上，类似于此的“末代皇帝”还少吗？所以，“不死君难”的晏子可以说是古代做臣子的人中，难得的清醒者也是智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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