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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子是孔子的学生，他说话做事好些方面与孔子十分相似，所以，孔子的那班学生也曾经打算把有子当做孔子一样膜拜。而有子在某些方面真的可以说是得了他的老师的真传。有一次有子问曾子：“你从先生那里听说过失去官职方面的事情吗？”曾子说：“听他说过。他的原话是：‘希望丢官后赶快贫穷，希望死后赶快烂掉’。”有子说：“这不是君子说的话。”曾子说：“我的确是从先生那里听来的。”有子坚持说：“这不是君子说的话。”曾子说：“我可是和子游一起听见这话的。”有子说：“即便是你的确听说过，先生这样说也肯定是有原因的。”无奈之下曾子去找子游核实，子游的回答是，孔子委实说过类似的话，但是，分别是针对桓司马和南宫敬叔的事情说的。桓司马是谁？是宋国的大夫，他为自己做石椁三年还没完成。孔子看到这样的情况之后表示，像他这样奢侈，死了不如赶快腐烂掉好。南宫敬叔是谁？是鲁国大夫孟僖子的儿子，他失去了原来的官职之后，一度曾经离开鲁国后又返回。为了重新谋得一官半职，他带上了很多宝物去见鲁国国君，针对他这样的做法，孔子说：像他这样对待钱财，丢掉官职之后不如赶紧贫穷，并且越快越好。这件事很有趣。有趣在哪里？在有子果真对他的先生——孔子的思维方式、思想观点十分了解，就像孔子；还在于像曾子那样的优秀的学生，也犯下了断章取义的错误——虽然并非主观故意，纯属记忆出错；而且他还通过积极寻找知情者子游帮助他回忆，最后纠正了错误。然而，我们可曾想过，假如曾子自信满满，太过相信自己的记忆力；或者是虽然也去找了子游，但子游失忆的话，那么，有关孔子对于失去官职后的看法，就可能完全是另外一回事了——希望丢官后赶快贫穷，希望死后赶快烂掉就可能成为“圣人”之言，成为具有普遍性质的真理。其实，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与同时代的墨家相比，在丧葬方面的主张是有着很大的不同的。儒家主张“厚葬”，而墨家主张“节葬”，两者恰恰相反。之所以在针对桓司马和南宫敬叔的问题上，他提出“赶快贫穷”、“赶快烂掉”不过是一时愤激之言——对于他们过分的举动看不惯。主张厚葬，哪里就表示赞成穷奢极侈？同样的，儒家是主张“用世”的，但毫无疑问，并不赞成通过行贿一类的方式做官。断章取义的做法，古代有，当代也有。比如说，上个世纪50年代有句领袖语录人民耳熟能详：“人民公社好”。但是今天我们才知道，最初这并不是泛泛而谈的一句话，而是其在山东视察工作时，针对当地负责人请示“大社”——与“小社”相对，应该指的是农民们组织起来的合作社的规模的大小——叫什么名称时，伟大领袖说了这样一句话：“还是叫人民公社好，它的好处是，可以把工、农、商、学、兵合在一起，便于领导。”但到后来，它却变成充分肯定与普遍提倡的一句话。假如当初不是断章取义，那么，部分“大社”尽管肯定会更名“人民公社”；但是，同样可以肯定的是，决不会出现“人民公社”在整个中国一统天下的局面。而如果仅仅是部分农村试点、实验，恐怕也就不会有后来“人民公社”的狂飙突进，以致后来中国农村的普遍贫穷，数以亿计的农民温饱问题的空前突出。为什么会断章取义？恐怕并非曾子那样的记忆出错，纯属无意，而是某些人士的有意出错。为什么要有意为之？迎合是一个方面，在此过程中谋取个人政治上的好处恐怕也是一个方面。今天是不是还存在断章取义的情况？答案几乎是肯定的。比如说对“城镇化”的理解，到了基层，就与上面所言所指并不完全一致。因此，今天的我们需要谨防断章取义，中国也经不起这样的折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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