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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晋文学家、书法家张翰，今天的人们对他的了解相对有限——很多人是从辛弃疾的《水龙吟·登建康赏心亭》里认识他的。因为在这首词中有两句跟他有关：“休说鲈鱼堪脍，尽西风，季鹰归未？”这里的“季鹰”是张翰的字，这两句说的是一个故事：张翰在洛阳做官，见秋风起，想到家乡苏州味美的鲈鱼，便弃官回乡。张翰家乡的鲈鱼到底有多美味，我们不知道，但从张翰为了这一美味而弃官返乡，我们不难推知它美味的程度。与此同时我们能够想象的是，张翰在享用美味的鲈鱼的时候，一定有美酒相佐——也不要说在文人学士普遍对酒的兴趣特浓的魏晋，即便是在今天，酒不也是豪爽之士的好朋友？当然，由于张翰跟酒太过亲密，昔日的人们也还是有些非议的。有人对他说过这样的话：“你怎么可以放纵、安逸一时？难道你一点也不考虑身后的名声吗？”结果，你猜张翰怎么回答？他说：“与其让我身后有名，还不如现在喝一杯酒！”这段对话记录在南朝刘义庆的《世说新语·任诞》中。而张翰似乎毫不在意身后之名，更看重眼见的美酒佳肴之类的物质享受的思维，在不同时代好像都有一定的市场。记得若干年前我在一所乡村学校任教，一位嗜酒成瘾的老先生就曾举着酒杯高颂李白《将进酒》中的诗句：“钟鼓馔玉不足贵，但愿长醉不复醒。古来圣贤皆寂寞，惟有饮者留其名。”——他这是以此方式为自己嗜酒寻找理由。这事儿已经过去三十多年了。在三十多年前，听着我那位同事吟咏这诗句时，就有些怀疑：“古来圣贤”真的都很寂寞？能够在历史上留下名声的真的都是“饮者”？在今天，我的怀疑更加严重：如果李白不是因为他的那些优美的诗篇，而仅仅有好饮的名气，那么，他真的会为后来之人所知与敬仰吗？比他更加嗜酒、酒名也更大的魏晋之时的刘伶，“酒鬼”之名名扬天下，可如果没有他的那些传世的作品，他真的能够“留其名”吗？因此，我们是不是可以说，真正让李白、刘伶等“酒鬼”扬名的不是“酒”，而是“诗”与“文”，他们的“作品”。对于中国的文人来说，其实我以为这些道理未必不知道；知道而又偏偏常犯糊涂，最为重要的原因应该是在残酷的现实面前，他们会为到底是该“进”还是该“退”十分纠结乃至痛苦：一方面，受儒家“用世”思想的影响，他们中的多数人是想为社会做点什么的，为后人留下点什么的；另一方面，他们面临的现实是，在他们所处的时代，并不是一个人具有一定的真才实学，就一定能够为世所用的。既然不能“用世”，那么，他们自然就会想到“遁世”，一头扎进老庄的怀抱里。而就“遁世”来说，跑到深山中做隐士是一种方式，而身居都市与酒为伴，佯醉与佯狂也是一种方式。从刘伶到张翰再到李白再到无数中国历史上文人中的酒徒，有多少人不是属于这种性质？举例说吧，张翰其实之所以返乡，并非真的他家乡鲈鱼的吸引，而是因为那时的朝廷充满不同政治力量之间激烈的斗争，让他感到了威胁和危险。所以，对张翰的“身后名”不如“即时酒”的说法，我们千万可别当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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