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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古代文人大多爱酒、嗜酒，酒似乎已经成为这些文人生活中必不可少的存在元素，宴会聚餐时的欢乐时光、友人小酌时怡然惬意、情感宣泄时的酣畅淋漓等等，酒一直都在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对酒作诗、饮酒作画，仿佛填充了他们生活的全部。
文人的酒，饮的是雄略，是霸气，如曹操；是怡然，是节气，如陶渊明；是气魄，是自由，如李白；他们爱酒，不只是因酒的绵柔醇香，在文人的眼中，在文学与酒交融的世界里，酒已经是文人对人生的一种品位，对精神的一种寄托。他们品读的是沉淀在酒中的文化韵味。 许多文人雅士还常常自取或因其爱酒之事而被他人赋予有关酒的雅号别称，如我们所熟知的“酒圣”杜康（一说杜甫）、“酒仙”刘伶（亦有说李白）、“酒鬼”“酒徒”“酒雄”“酒神”“酒狂”“醉翁”等等，雅号众多。他们可以说与酒发生着许许多多的故事和密切联系，作为间接的传播者，其在生活中的饮酒趣事也一直流传至今，加速了酒文化的传播历程。 汉末时的文人孔融，是一个爱酒至极之人，经常以酒会友，在《后汉书·孔融传》中记载：“座上客恒满，尊中酒不空，吾无忧矣！”。建安三曹中，也无人不爱酒，在《又与吴质书》中，曹丕就对自己饮酒作诗这一习好进行过描述，说“出则连舆，止则接席……酒酣耳热，仰而赋诗”，可见酒之于其创作的重要意义。
魏晋时期的竹林七贤，经常“饮酒至八斗方醉”，饮酒肆意、酣畅淋漓，写诗作赋，声名远扬。其中，刘伶也是一个无酒不欢的嗜酒狂人，且饮酒行为甚是荒诞怪异，甚至经常裸体饮酒，就连外出时，也不忘随身携带一壶酒，而且还让随从带着铁锹随时待命，说如果自己死亡，直接就地掩埋便可，实在荒诞至极。在妻子苦劝其戒酒时，还曾说“天生刘伶，以酒为名。一饮一斛，五斗解酲。妇人之言，慎不可听”，造就了刘伶醉酒的浪漫传说，更是著作了《酒德颂》这一诗篇，千古流传，为后世刘伶醉酒的发展奠定了深厚的文化内涵，亦促进了酒文化的不断丰富和发展。
东晋著名诗人陶渊明，也是一位极为好酒之人，纵然贫困潦倒，却也不能没有酒的陪伴，在收到友人的接济时，钱也多是用于买酒上，可见其对于酒的喜爱之深，自己也曾在文章《五柳先生传》中提过，“性嗜酒，家贫不能恒得。亲旧知其如此，或置酒而招之。造饮辄尽，期在必醉，既醉而退，曾不吝情去留”。 唐朝堪称是我国文化成就最高、最为繁盛的时期，处于这一时期的文人也对酒有独特的情怀。有资料记载，当时的文人喜好的酒有产自四川的剑南酒，因工艺为烧制，口感极佳，被众多唐代文人吟咏，杜甫诗中的“蜀酒浓无敌，江鱼美可求”便指的是此佳酒，还有产自河东一带的乾和酒、号称“九酝”的宜城酒，由于酿制工艺成熟，酒的品质不断提高，酒香弥醇，得到众多文人群体的青睐。在唐《国史补》和《茶酒论》中均记载有这些酒的酒类记录，文人也多次在诗句中有所提及，如王维的“一罢宜城酌，还归洛阳社”，对此酒颇多赞美之意。
此外，由于唐朝对外交流频繁，兼收并蓄地接收外来各具特色的文化，社会风气开放，大量的异域风情的酒传入我国，也颇受文人们的喜爱，尤以葡萄酒和三勒浆最为典型。李白诗中写有“葡萄酒，金叵罗”，刘禹锡的诗句中有“酝成十日酒，味敌五云浆”，还有那广为流传的王翰的“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均能看出这一时期文人群体对这些酒的喜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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