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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岳阳楼记》，从1046年写就到现在已经974年了，接近千年的时间，历来被人传颂，更是被后世文人奉读。只因“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思想哺育了很多后代人，对中国知识分子的品德的形成，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江南三大名楼之一的岳阳楼 然而就是这样一篇雄文，用现在的网络流行用语去说就是“开局一张图，内容全靠编”，但是编的毫无痕迹，着实令人佩服！ 按照宋代人的习惯，写“记”以及散文一类的文章，本人并不一定要身在其地，主要是通过这种文章记录事情、写景、记人来抒发作者的感情或见解，借景抒情，托物言志。所以写这篇千古名文的时候，范仲淹并不在岳阳，而是因为“庆历新政”被贬官邓州（现在河南省，由南阳市代管），但是编的水平相当之高。 邀人作记通常要附带一份所记之物的样本，也就是画卷或相关文献之类的资料，以供作记之人参考，而范仲淹拿到的就是《洞庭晚秋图》。 洞庭全景图（来自网络） 当时的岳阳太守，就是文中提到的滕子京（滕宗谅）请范仲淹作两记，一个是《岳阳楼记》，另一个是《《偃虹堤记》。《偃虹堤记》虽无迹可寻，但是在《偃虹堤记》中，范仲淹也同样将偃虹堤描写得具体翔实，相较岳阳楼毫不逊色。以至于大家都怀疑《岳阳楼记》不是靠开局一张图编的，而是范仲淹去了岳阳楼，身临其境才写的，因为编的太像了！那么《岳阳楼记》是纯靠编么？肯定不是。 “前人之述”的铺垫古代读书人，入仕的必修课除了四书五经等经典、前人诗作等，在农业社会，地理图志类的书籍是必读的，如《尚书.禹贡》、《水经注》等。每到一个地方，作为地方官，除了执政，兴修水利几乎是必要工作之一，如白堤、苏堤就是白居易、苏轼在知任杭州时候在西湖兴修水利的见证；而范仲淹也不例外，，范仲淹调任泰州西溪盐仓监时，就有重修捍海堰的治水之作。所以从这些典籍去获得洞庭湖的远景应该是没有问题的，所以就有了对这番远景的描写。
 洞庭水系图 范仲淹是很诚实的，岳阳楼有啥写的，还是写洞庭湖吧，洞庭湖的大景写完了，还不忘说一句“前人之述”，这些都是铺垫，更重要的在后面——异样的“览物之情”！ “二者之为”的注脚这些人会因为天气和外界的环境变化而慨叹身世，慨叹宦海浮沉。天阴雨湿则满目萧然，感极而悲；春和景明，则把酒临风，喜气洋洋。 清代林云铭《古文折义》中说：“盖滕公以司谏谪守巴陵，居庙堂之高者忽处江湖之远。其忧谗畏讥之念，宠辱之怀，抚景感触，不能自遣，情所必至。篇首提出“谪守”二字，本是此意。妙在借他方之迁客骚人，闲闲点缀，不即不离。” 可以说这段点评点透了为什么花那么大工夫去描写二者之为，这种二者之为的心情何尝不是好友滕宗谅的写照呢？毕竟滕子京因为被人诬陷被贬官至此，心中自然是忧谗畏讥的。 “古仁人之心”的升华二者之为都是点心，异于二者之为的才是主菜。如果只是这么写《岳阳楼记》，那就不是范仲淹了，而后的岳阳楼也不会名声大噪了。“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才是一个有抱负的士大夫该有的胸襟抱负啊，正所谓“若知念及君民之当忧，自有不暇于为物喜，为己悲者。谓之自述其怀抱可也，即谓之遍告天下后世君予俱应如此存心，亦无不可也”（清代林云铭《古文折义》） 是啊，两个贬谪之人，没有谁更懂彼此了。 庆历二年（1042年）十一月，滕宗谅由于治边有方，战功卓著，在范仲淹举荐下，擢升天章阁侍制，加环庆路都部署，接替范仲淹任庆州（今甘肃庆阳市一带）知州，不到一年，庆历三年，因为郑戬诬告滕宗谅在泾州滥用官府钱财而被一贬再贬，到岳州任职，重修岳阳楼便是在这样的背景条件下完成的。 而范仲淹，庆历三年到五年实施的新政，因为新政实施后，恩荫减少、磨勘严密，希图侥幸的人深感不便，于是毁谤新政的言论逐渐增多，范仲淹也请求外放，但外放的范仲淹并没有颓废。庆历六年（1046年），范仲淹抵达任所邓州，重修览秀亭、构筑春风阁、营造百花洲，并设立花洲书院，闲暇之余到书院讲学，邓州文运大振，而这也正是《岳阳楼记》成文之时。 这篇“跑题”作文，惊艳了文坛，滋润了士林，还将流芳千年，这也许就是 “开局一张图，内容全靠编”的巅峰之作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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