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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余婷婷（方塘智库文旅中国研究中心研究员） 1 电影背后的真实人生 “在月光里静默的麦子，它们之间轻微的摩擦，就是人间万物在相爱了。”影片开始，余秀华摇摇晃晃地走在田间，鄂东的一个小村庄里。正值秋天，一大片一大片的麦田，风吹动时哗哗作响。麦子长势很好，穗子干燥而饱满，人间又是一个丰收之年。 这世上，在没有比土地更确定的事物了，也没有比土地上生活着的人更美和更忧郁的。我想起曾经坐火车经过平原，秋日丰收之后的田野裸裎着，但充满希望，因为知道它在休养，季节一到，便会泛青，生长，结出饱满的穗。而人的生命，只有一次。 电影院里座无虚席，静默无声，邻坐年轻女孩的呼吸声都清晰可闻，这是今年的上海国际电影节，范俭导演的电影《摇摇晃晃的人间》正在展映。2015年，余秀华因一首《穿越大半个中国去睡你》的诗在网络受到追捧，使她从无数民间诗人脱颖而出，成为中国最著名的诗人之一。这部影片记录了余秀华成名之后与无爱丈夫离婚的故事，用了她第一本诗集的名字。 2016年，在被称为“纪录片奥斯卡”的阿姆斯特丹国际纪录片影展中，《摇摇晃晃的人间》是唯一入围主竞赛的华语纪录片，并问鼎评委会大奖。余秀华的影响力并没有蔓延到欧洲，但是在首映上，观众并没有理解障碍，他们将笑声、叹息和掌声，都给予了导演以及他所刻画的这个充满魅力的女人。 评委们不吝赞美：“从一开始，这部电影就以一种诗意、亲密、有力的方式探索了人类经历的复杂性。主人公的力量与影片拍摄技艺相得益彰。拍摄一部关于诗歌的影片而又不陈词滥调，实属不易。但该作通过拍摄一个敏感而非凡的女性做到了这一点。” 《摇摇晃晃的人间》用电影语言“翻译”了余秀华的诗 张贴在影院门口的海报很醒目。猩红的底色，铺得满满当当，一丛绿色的草，茂盛，摇曳生姿，一位丰满的，半裸的女人在草上半支着身子。女人、爱、欲望，这一主题与余秀华的诗歌不谋而合。从某种意义上，《摇摇晃晃的人间》成功地用电影语言“翻译”了余秀华的诗。用导演的话来说，在拍摄余秀华的纪录片中呈现她的诗并不需要大动干戈，因为她的诗来自于她的生活，是她内心的呐喊。 电影中，离婚是叙事的主线，这种选择与导演对余秀华的诗歌的理解密不可分，使得诗人的女性意识得以淋漓尽致的呈现。这里的女性意识不是一般性的发抒喜怒哀乐情感，或是在社会制约中努力扮演规定给女性的角色，而是对自身生存意义发生了觉醒，对自己的社会处境产生反思，对自己的生活做出主体自觉的选择。 余秀华出生的时候，因为窒息导致了脑瘫，成年后口齿不清，走路摇摇晃晃的。高中毕业之后，母亲为她日后有人照顾，包办婚姻，把她嫁给比她大十几岁的尹世平。这是一场无爱的婚姻，灵魂之爱，肉体之爱都没有，两人对于婚姻的理解，完全不在一个频率。余秀华丝毫不掩饰对这场婚姻的鄙夷和嘲讽：“那时候我十九岁，他多少岁并不知道。”而在诗歌中，她写下他对她的蔑视和家暴：“他揪着我的头发，把我往墙上磕的时候／小巫不停的摇尾巴／对于一个不怕疼的人，他无能为力。” 他们的婚姻持续了二十年，尹世平瞧不起她是残疾人，酒后让余秀华给她洗脚端茶，还说：“你是残疾人，我是正常人，我比你高贵多了。” 人生不幸诗家幸。身体的残缺和婚姻的不幸，成就了余秀华的诗歌。爱而不得的切肤之痛，她写得酣畅淋漓。诗人的命运就是如此，一个写不出疼痛感的诗人，是值得羞愧的。余秀华成名之后，她获得经济能力，有了提出离婚的底气。在“夫权”为主导文化的横店村，在女性欲望依旧被漠视甚至轻蔑的时代，在对人生进行形而上思考依旧单薄的时代，余秀华离婚，注定是“悲剧”。 首先是丈夫的谩骂与撕扯。这一场似于经济共同体与生产合作社功能的缔结，于他而言并没有什么问题。他指责余秀华忘恩负义，同时希望从她的名声里，获得更多的经济利益，并认为理所当然，因为大多数人的婚姻，都是这么过的。 然后是亲人朋友的反对和世俗的无形压力。母亲说：“她现在挺能干，挺能挣钱的，我倒是不佩服她。我觉得一个人家庭和美，有妻有子，日子过的好好的，我就佩服他。” 这是典型的乡土中国的价值观，吴飞在《浮生取义》里提到过，在农村里，一个光棍或者缺乏家庭关系/社会关系的人，就是畸零人，不是正常人。这场离婚里，是两种观念，两个价值维度的短兵相接。 《浮生取义》 人人都值得怜悯，人人都很无辜。最终，余秀华离婚了，再过几天就是他们结婚二十周年纪念日。这近乎一场“赎身”，为此她付出了大部分版税。离婚令父母伤心，也间接加速了母亲的死亡。更为凄凉的，也许在于自由之后却并不能得到爱，对于依旧生活在横店村的余秀华，世俗的煎熬虽然褪去一些，存在的煎熬却丝毫没有减轻。 “如果还有明天，可惜还有明天。”影片结束在她的诗句之中。 2 我们依然在“娜拉”的困境里 “女性的天空是低沉的，羽翼是稀薄的，而身边的累赘是笨重的。”民国时期，女作家萧红曾经不无哀伤的写到。女性自我意识的觉醒，并不是一个很新的命题，但在今天也并不陈旧。“需要多少人间灰尘才能掩盖住一个女子／血肉模糊却依然发出光芒的情意。”一如余秀华的诗，在文学之中，探讨女性自我意识，早已有之，且从未止息，无远弗届。 女性的困境，可以追溯至十分久远的年代。很长的历史中，男性作为统治者,创造了男性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等习俗,女性被禁锢在家庭之中，作为男性的从属品。女性默认和适应这种男性文化的要求,甚至用一种奴性的自律方式去维护着男权社会的文化规范,并力图按照男性社会的要求把自己塑造成完全符合男性标准的所谓“女”。一如波伏娃在第二性中所说的：“一个人不是生下来就是女人，她是变成女人的。” 《包法利夫人》 女性的自我意识，最早是在文学中觉醒的。在西方著作中，较为有名的是劳伦斯的《查太莱夫人的情人》、福楼拜的《包法利夫人》、列夫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宁娜》以及易卜生的《玩偶之家》，他们塑造的查太莱夫人、艾玛、安娜以及娜拉，在今天依然熠熠生辉。前两者探讨女性的欲望，后两者探讨女性对于爱情的追求。 在中国最为典型的作品便是，莫过于汤显祖《牡丹亭》、王实甫的《西厢记》以及曹雪芹的《红楼梦》。 《牡丹亭·惊梦》一折，汤显祖描写杜丽娘游园，在姹紫嫣红开遍之际，看到了时光磨蚀的断井残垣，想到自身的命运在春花盛放之时，不但不能自主，而且极可能虚度芳华，不知沦落何方。汤显祖以刻画入微的生花妙笔，写出杜丽娘为“自我” 不惜生生死死，死死生生，百折不回。 而踏着前者而来的曹雪芹，其笔下形形色色的女性，个个都有自身的性格，而且明确展现了自身对生存价值的追求，在林黛玉身上，展示得淋淋尽致。汤显祖在杜丽娘身上揭示的女性意识及情欲自主，曹雪芹是完全明白的，也让林黛玉在充满道德压抑的环境中，坚持自我的信念，相信男女情爱是高尚的情操，宁死也不改其志。黛玉的命运在现实主义的曹公笔下，依然是悲剧收场。 《安娜卡列宁娜》 生玛丽·安·佛格森在其《文学中之女性形象》一书中，更曾将传统妇女形象分成“妻子”、“母亲”、“偶像”、“性对象”、“没有男人的女性”五类。这五类虽有身份的不同，事实上都是作为男性之配属出现的。即使第五类，也只是一种因没有男人而被怜悯被异视的对象。文学来自于真实生活，这些根深蒂固的社会意识，才是女性真正意义上的囚笼。 在《玩偶之家》中，婚姻中娜拉在意识到自己没有作为人的权力，只不过是丈夫的一个高级玩偶之后，毅然决然地离开了“玩偶之家”。鲁迅在《娜拉走后怎样》曾不无冷峻地指出：“不是堕落，就是回来。”“钱不能买到自由，但是能为自由所卖。”但是拥有经济权之后，社会的意识如果陈腐不变，娜拉依然不能获得真正意义上的解脱——这也证实余秀华进退维谷的处境。 如今，尽管女性已经广泛的参与政治、经济、文化的生活之中。但是社会的移风易俗却并不那么容易，习俗与残旧的意识根深蒂固，在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快速的带来的物质的繁荣，软性的文化的变迁却相对落后，在偏僻保守的农村地区，尤其如此。 余秀华接受采访时说：“我也担心人家说，余秀华有钱后，就踹了老公。”我们可以想象，离婚后的余秀华，回到横店村，会遭遇的白眼以及流言。而这是她将日复一日面对。在《张春兰》中，她提到的逃婚女人：“她眼睛里的东西叫做：忧郁 / 忧郁多高贵啊，农村人不适宜”“他偶尔动手打她/ 她一言不发，她的眼睛闪闪发光/ 杨柏林绝望地/ 浇不灭这光”。 《玩偶之家》 张春兰们是不幸的，余秀华也是，但在这个价值的维度里，没有人真的要作恶，大家不过在忠诚地捍卫一个不可名状的“威权”，谁也说不清它是什么却心甘情愿为了它牺牲自己和别人。 3 诗歌何为？ 诗歌何为？余秀华自答：“诗歌是什么呢？我不知道，我说不出来，不过是情绪在跳跃，或沉潜。不过是当心灵发出呼唤的时候，它以赤子的姿势到来，不过是一个人摇摇晃晃地在摇摇晃晃的人间走动的时候，它充当了一根拐杖。”她爱诗歌，不愿意承认诗歌是武器，但不是自戕，不是报复，而是向不公的命运传递轻蔑。 几乎每一个用灵魂写诗的、用生命写诗的人，都是一个勇士，他们所得的甚少，所舍的甚多。他们必须与世俗，与潮流，与生活，与金钱和权利，与虚荣和堕落，甚至要与亲人和朋友战斗。余秀华，也不例外。 “我喜欢余秀华的诗，因为我也是从农村长大的，因为也曾不管不顾，也曾痛彻心扉，也被世俗抓住头发在墙上磕，更重要的是，她的诗，放在中国女诗人的诗歌中，就像把杀人犯放在一群大家闺秀里一样醒目——别人都穿戴整齐、涂着脂粉、喷着香水，白纸黑字，闻不出一点汗味，唯独她烟熏火燎、泥沙俱下，字与字之间，还有明显的血污。”《诗刊》的编辑刘年在余秀华诗集的编后记里，如此写道。 他是余秀华的伯乐。一日困倦的午后，随意浏览时发现了余秀华的博客，被立即攫摄住了。在余秀华还未回应的时候，便自顾自的开始编选，一直到黄昏。刘年心情很好，写签稿的时候，像写诗一样用了分行的句子：“一个无法劳作的脑瘫患者，/却有着常人莫及的语言天才，／不管不顾的爱，刻骨铭心的痛，／让她的文字像饱壮的谷粒一样，充满重量和力量，/让人对上天和女人，肃然起敬。”这位诗歌界的老编辑胸有成竹，他甚至等不及一审、二审，笃信余秀华会是一颗深水炸弹，那些日常生活里惊心动魄的句子，贴着生活和大地的絮语，能让平静的诗歌荡开涟漪。 在刘年看来，余秀华的走红是偶然，也是必然。“我们正处于一个诗歌的黄金时代，但没有人去认真的感知这一点。”从屈原到陶渊明、李白、苏轼，汉语的魅力在诗歌中得到升华。1989年农历新年过后一个月，诗人海子穿着白衬衫和蓝西裤，在山海关一段慢车道上卧轨，等待一辆将从他身上轧过的慢车。一个属于诗歌的时代终结了，一个属于物质消费的喧哗时代到来了。到了今天，我们突然发现，物质的繁荣并不能让人获得真正意义上的幸福。于是，寻找在人在大地上的诗意栖居则显得十分必要。余秀华这样的，紧贴大地、生活的诗意表达，重新回到大众视野。 文学来自于生活 曾经，当记者问东欧诗人兹别格涅夫·赫伯特“诗的目的是什么”，赫伯特回答：“唤醒。”余秀华的诗歌来自于她的寻常生活，来自于一个女人藏在冰山之下的惊涛骇浪——对于自我存在与意义的一遍遍追寻。我们身处的现实，是复杂和支离破碎的，充满偏见和压迫的。她是这个唤醒者，她要唤醒人的意识，作为人的知觉。 波伏娃说：“大自然永远不会向我们泄露自己的秘密，因为它没有秘密；我们自己虚构了一些问题，然后又炮制了一些答案；我们在曲颈瓶底发现的只是我们自己的想法；这些想法历经几个世纪，变得繁琐复杂，形成日益庞大精微的系统，。我把眼睛贴在显微镜上，在我眼前出现的、在我脑海闪过的总是此物，决不是他物，我也成不了另一个。”所以余秀华痛定思痛，一遍一遍，剜开自己的伤口，放进去沙子，把疼痛熬成一颗颗珍珠。 ——“我爱上这尘世纷纷扰扰的相遇／爱上不停重复俗气又沉重的春天／爱上这承受一切，又粉碎的决心”“爱是一场远方独自的焚烧，是用灰烬重塑的自我／是疼到毁灭之时的一声喊叫／是喊叫之后永恒的沉寂。” 刘年讲过一个细节，余秀华到北京参加朗诵会，带了一篮子鸡蛋。鸡蛋是一种隐喻，那些和石头去碰的，总是鸡蛋。不管不顾，不惜一切代价。“诗歌召唤我们来到生活的最高处。”诗歌带着余秀华来到她的高处，有别于其他人的精神高处，它使她的生活超出缠绕的现实而向上飞升。 这本身就很了不起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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