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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10月22日(农历庚子年九月初六日)，星期四。 晚6：41分，我往县新华书店，11分钟后进入书店。我先是在正对着大门的书摊上翻阅新华月报社编的《新中国70年大事记（上）》一书，重点是读1956－1957年这两年间发生的事件。那时我的年龄才三岁至四岁多。 接着，我又在这书摊的后面翻阅由吴德慧编著的《公务员脱贫攻坚培训教材》（中国言实出版社出版），这才知道，电商扶贫、教育扶贫，原来在培训教材里都有。 晚7：16－8：05分，我在书店搁楼下面的长条书桌前阅读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汪曾祺散文》一书，只读了此书中的头两篇：《我的家乡》和《文游台》，读至P16页止。本来我还想读第三篇文章《观音寺》，因考虑到书店就要下班了，今晚肯定读不完这一篇的内容，于是作罢。 在《文游台》这篇散文中，有一段话引起了我的特别注意，因此我又重新读了一次。这段话是这么说的： 秦少游是高邮人的骄傲,高邮人对他有很深的感情,除了因为他是大才子,“国士无双”,词写得好,为人正派,关心人民生活(著过《蚕书》)……还因为他一生遭遇很不幸。他的官位不高，最高只做到“正字”,后半生一直在迁谪中度过。四十六岁“坐党籍”,改馆阁校勘,出为杭州通判。这一年由于御史刘拯给他打了小报告,说他增损《实录》,贬监处州酒税。叫一个才子去管酒税,真是令人啼笑皆非。四十八岁因为有人揭发他写佛书,削秩徙郴州。五十岁,迁横州。五十一岁迁雷州。几乎每年都要调动一次,而且越调越远。后来朝廷下了赦令,廷臣多内徙,少游启程北归,至藤州,出游光华亭,索水欲饮,水至,笑视之而卒,终年五十三岁。
我之所以特别关注这段文字，是因为其中提到了秦少游在他四十六岁后因增损《实录》一事而被贬到处州去做监酒税。这与周敦颐年轻时来我们芦溪镇做监酒税如出一辙。我一直坚持周敦颐来芦溪任监税（也是监酒税）是被贬而来，可是友人彭福顺老师却以为是被重用。有专门的研究文章（此指韩世婧著的硕士论文《宋代监当官及相关问题研究》）论证过，宋朝朝廷一直把贬官员到监酒税的职位，作为整肃、打击官员的一种重要手段，而非重用。包括大名鼎鼎的包拯也不曾例外。我曾经下载过此文，可是我现在却不记得将它存放在哪里去了。查网上资料： 公元1036年 五月乙未(十八日)，贬太子中允、馆阁校勘尹洙为崇信军节度掌书记，监郢州酒税。 先是，洙上言：“臣常以范仲淹直谅不回，义兼师友。自其被罪，朝中多云臣亦被荐论。仲淹既以朋党得罪，臣固当从坐。虽国恩宽贷，无所指名，臣内省于心，有腼面目。况余靖素与仲淹分疏，犹以朋党得罪，臣不可幸于苟免。乞从降黜，以明典宪。”宰相怒，遂逐之。(《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一八)
这是史书上的一例，贬尹洙为崇信军节度掌书记，监郢州酒税官的记载。这也可证监酒税一职是被用作整肃官员的一种手段。 尹洙（1001－1047），字师鲁，西京河南府（今河南省洛阳）人。北宋时期大臣、散文家。北宋天圣二年，考中进士，授正平主簿，迁河南户曹，选为馆阁校勘，迁太子中允。交好范仲淹，累贬经略判官。后期，迁右司谏、渭州知州、兼领泾原路经略公事，因事再贬均州酒税。 我将《汪曾祺散文》一书放回到搁楼板梯后面的书架上去之后，走到书店大门口时，一眼瞥见左边墙面书架上摆放着一册张泰城主编的《红色文化研究（第三辑）》（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我取下这册大16开本的刊物来翻阅了一下目录，发现其中有一篇文章是研究上世纪中期革命样板戏的，于是便匆匆读了两页。 晚8：13分我离开县新华书店，取道紫荆路回到洋田小区（我去的时候是穿过新天地商业街去的）。回到小区后，我绕小区内的小广场走了十余分钟，遇杨清华（原任源南乡专职人大副主席）也在那散步。晚8：37分我回到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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