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鸟儿的能飞多高并不取决于自己的翅膀 歌曲：草帽歌（崔健） 我小学时的同班同学汪福谦，每学期都是第一名。 小学毕业后，我流落到社会，他考上第五中学。时常在街上碰到他，聊起来，我觉得自己在知识和语言上已有不小差距，很惭愧，决心再考中学。 第二年我也上了五中，也常见面，知道他仍是他班第一，数理化尤其轻松，一直当学习委员。 他高中仍在五中，因为五中离他家很近，我则考到第九中学。 高中毕业后我没考上大学，再次流落到社会，一日遇到他，得知他1961、1962年考了两次了，都没有考上。互相问原因，我是因为各种原因考砸了。他却是考得非常好，大概因为他爸的问题，连三流大学都上不了。 他爸的问题，我在小学就是知道的。那是在刚解放不久，大概是在1951、1952年，他爸在茶馆里说些自以为聪明的俏皮话，俏皮话一打滑就涉及到政治，或许应该说是借机就发泄了对新政权的不满吧？ 结果被抓了进去。 后来他爸被押到新疆劳动改造，据说接受了教育，终于可以回来了，又遇到大饥荒，怕回来会饿死，只好留在劳改场就业了。 1963年，我第二次考大学，在考场外遇到汪福谦，他说抱着最后一线希望再考一次，希望今年政策能宽松些。 高考结束那天，又碰见汪福谦，我问他考得怎样？他笑笑说，应该不错，数、理、化，尤其是物理，他不到半小时就做完了，要交卷，老师不让交，让他再检查检查。 就检查了，找不出错。 后来听说就是这一年，五中一个姓黄的同学考了全省第一，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全省理科状元。 教育局希望让他上，与公安局反复交涉。后来是双方妥协，把黄同学他爸的问题告诉黄同学让他写认识，看他能不能与他爸的反动思想划清界限。 他爸的事情我也知道一些，因为他家住在方正东街45号那个大院，与我家22号大院一墙之隔，居民开会常在一个组。 一次开完居民会，我爸在家把王博士（黄同学的养父）的所谓“反动思想”作为笑话讲。 一是他说过苏联的人造卫星上天没什么了不起，他也能办到； 二是他给毛主席写信，说他有个儿子，品行端正，天资聪明，一表人才，可以培养为主席的接班人。 我觉得王博士是认真的。因为黄同学确实非常好：个子高高的，很漂亮，学习很优秀，初中时还是少先队大队长。 我经常见他挽着他的矮胖秃顶、奇装异服的养父上街，一点也不难为情。 后来"文革"中，我在四川大学"串联"，闲聊中，原五中同学李伯钊告诉我，1963年秋天，新生早已入学，大约已经到了十月，他看见黄同学背着行李来报到，据说是写了几万字的认识，公安局终于同意让黄上了川大数学系。 但这样的好事情没有轮上汪福谦。等来等去，没有人来找他写认识——不让他跟他的“反动老子”划界限。 八十年代中期，我从一位小学同学那里得知我们小学老师钟德厚住在正通顺街双眼井旁那个巷子里，于是备了些薄礼去看望敬爱的钟老师。 阔别近三十年，钟老师还清楚地记得我，大概因为我曾经摔断胳膊，给老师带来很大麻烦。 言谈中，钟老师问起汪福谦，说有一天她和彭老师在路上碰到汪福谦，她们先招呼汪福谦，肯定是汪福谦！想知道他现在在哪工作。可不知为什么汪福谦躲躲闪闪，支吾了两句就告辞了，为什么啊？ 我想了想，认为唯一的原因，就是他没有能够上大学。钟老师点了点头，觉得这个解释可以说得过去；钟老师摇摇头，觉得这么优秀的学生不能实现他从小立下的当科学家的理想，太可惜了！钟老师长叹一声，既不是点头也不是摇头地把头歪了歪，那意思我明白，就是——没办法、无可奈何啊。 我决定去找汪福谦，让他和我一道去看望钟老师。 在四川医学院职工宿舍找到了汪福谦。 1963年高考失败后，为减轻母亲的负担，支持同样优秀的妹妹、弟弟的学习，汪福谦到四川医学院附属的制药厂当工人；不久即成为厂里的技术骨干。 文革中，妹妹弟弟中断学习，上山下乡，母亲患癌症去世。 文革结束，他爸从新疆回来，妹妹弟弟也有了工作；到八十年代中期这时候，汪福谦上了"电视大学"。 在电大班上，老师和同学很快发现，他其实什么都会。在这个班上，他不仅干起老行当，当学习委员，还因为年龄最大，又住在本校，就当班长。在我想来，其实他还可以当老师，帮助大家学习。 问他为什么还要读“电大”？他说，就是为了“圆梦”啊。 过了几天，我和汪福谦一道去看望了钟老师。 这事一晃又是二十多年过去了。 前几天在《西岳论坛》上见到转载袁剑平的文章《“文革”前高考“不宜录取”政策回忆》，才记起这种事情已成为历史。 现在有的年轻人竟然不知道，知道了不敢相信，相信了不能理解。我觉得自己是个史学工作者，有责任把自己所知的事记载下来。 至于是耶非耶？让后人去评说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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