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平叔
昨天天气好，用印刷体格式的说法就是春光明媚、春光乍泄。一泄的春光诱惑人，忍不住就跑到人民公园的鹤鸣茶铺去坐起，然后就晒了一天的太阳喝了一天的茶。
现在的人民公园啥子都好，就是人头太多不巴适，简直就是人满为患。满园子几乎都是不知疲倦的太婆大爷在跳广场舞，人民公园竟成了广场舞的道场。我觉得现在的人民公园简直可以改名字了，直接改成“成都太婆公园”算了。
一直以为广场舞都是晚饭之后的消食行为，没想到大天白亮的也在跳。
身为一个同样上了年纪的人，我不是对老年人有啥子偏见，我只是为年轻人感到抱屈，凭啥子人民公园就成了那些老年人独霸的天下？要知道，人民公园曾是成都城里年轻人耍朋友扇盒盒儿的地方。现在，现在也许就成了那些已经老眼昏花，但依然还想继续眉目传情的塔塔，羞人哦！
看着那一群群穿得花狸狐哨、不再年轻的躁动者们，就守在分贝测试仪下旁若无人、没完没了的肆意宣泄着，我眼前竟幻化出那个年代的群魔乱舞之景象……
我曾对十年动乱有过这样描写：文革大幕开启，文艺生活轰然落幕。
其实这是有失偏颇的，那时，我们不仅有八个“样板戏”，我们还有忠字舞，还有语录歌，还有被领袖鼓噪的热血沸腾！
当年群情沸腾的情形和如今躁动的舞蹈，是何其的相似……简直就是如出一辙，都是憨势扎劲、股筋暴涨使劲蹦跶！
热血沸腾的年代，大街上随处可见懵懂的“革命小将”和有强烈表现欲的“革命群众”，这些人随便找个地方拉开场子就可以载歌载舞的表现。动作虽然都不复杂，但内容却很是满满的忠心，完全是掏心掏肺的动作分解。
除了宗教式的忠字舞和语录歌，还有就是批判“黑帮”、“牛鬼蛇神”的激愤肢体。
记得那时有首歌开头是这样唱的：“拿起笔作刀枪，集中火力打黑帮”。这里的“黑帮”并非黑社会，而是走资派或被确定为不入革命大流的一些残渣余孽。
舞蹈的表演者热情一般都很高昂，但水准大多却不敢恭维，大概和现在广场舞的平均水平差不多。至于设备当然是昔不如今了。
那时没有播放器，偶尔有个高音喇叭还高高的挂在电线杆子上。大多数表演者都只是清唱，顶多有个笛子在旁边帮着伴奏一下就相当不错了。倘若不小心来个手风琴二胡，或再有个扬琴口琴啥的，那就算演出阵容很强大了。
许多人以前原本都是懂羞涩的，不太习惯在大庭广众之前说话，更别说唱歌了。你估到让她唱，她都会谦虚的说自己五音不全，一唱歌就跑调，跳起舞来跟木偶似的，算了。
可文革一来，人的胆子就变得粗壮起来了，居然就敢跑到街头向群众“宣传毛泽东思想”。好在那时群众的“觉悟”也高，知道是以教育为主，就不好质疑人家的演出水平了。
现在的人胆子就是粗壮应该和那个时候的逸风有关，现在是哪里人多就往那里挤，啥子都不怕，从这个意义上讲，文革有功劳。
问题是，你喜欢跳，你就跳嘛，也不好说你得。我看不惯的是，你跳舞不累上公交就喊累，非要让辛苦工作一天的年轻人给你让座，不让还要骂骂咧咧，真是一张老脸皮厚不知羞！
继续说文革文艺。
随着文化大革命的稳步开展，慢慢就开始恢复剧场、俱乐部和礼堂的演出了。能在这些地方演出的基本都是有点专业的文艺团体，看起来就比街头的那些“群众艺术”舒服多了，眼睛就不那么受折磨了。
也有业余的在剧场演出，但大多都是经过精心排练的，也有较高的水准。当时成都的许多工厂学校都有这样的文艺团体，被称之为“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如果人数少点，那就叫“小分队”。
以前成都有个成都剧场，就在人民中路上市公安局附近，离文殊院不远。我曾在里面看过京剧《智取威虎山》，剧目的舞台布景和灯光都很不错，只是在那天演出时，杨子荣掏出手枪打松明灯出了点状况，灯居然没灭，弄得台上的杨子荣很尴尬，台下的我们便哄堂大笑，觉得比剧情更有趣。
成都剧场后来拆掉了，原址建起了一号公馆，每次路过那个路口，我都会往那里打望一下，心底就会想起成都剧场这四个字。
在成都剧场还看过一个以义和团打八国联军为内容的话剧《红灯照》，这出戏情节很简单，就是美化义和团，丑化洋鬼子，人物非常概念化。但人物对白倒有趣，都还觉得好看。
记得那时看过一个文艺宣传队表演的舞蹈节目，舞蹈反映的是越南人民抗击美帝国主义的内容。背景音效是密集的枪声和爆炸声，这时演员要翻跟斗越过一人多高的一块木板，以此表示突破敌人设置的障碍。前面几个都很顺利的翻过去了，后面的一个翻的时候，衣服在木板上被挂了一下，结果人摔下来，脑袋在地板上砸出很大的声响，人就躺在那里就一动不动了。
一会儿，看见几个人跑上去拉开侧幕把他给抬走了。报幕员赶紧说这是表现战士受伤的场面，让大家鼓掌。
人抬走后，演出继续，但剧情被意外给冲淡了。那个人估计脑袋被严重震荡了，一时昏厥过去，应该没大碍。
那时最流行的文艺形式就是唱歌，因为唱歌简单，张开喉咙就可以唱，唱得最多听得最多的就是语录歌了。
语录就是把毛主席说过的话编成个小册子，就是人手一本的毛主席语录，也就是红宝书。然后有好事者给谱了曲，就有了许多小本子歌集，里面全是语录歌。
人死了语录歌还在，现在还有人继续在心里唱。
劫夫还有一首叫《我们走在大路上》的歌，比较有名，唱起来很有点意气风发的味道。那时还是青勾子的我们，喜欢乱改编歌词，就唱成了“我们走在大路上，迎面走来一群姑娘，肥的就跟猪一样，瘦的像根擀面棒。瞧不起，看不上，我的盒盒儿比你们都漂亮……”后来不知被谁给汇报了，回到家就被勒令罚站，然后扫地、洗碗。
好在那时的碗没得油气，好洗。
把耳朵磨成老茧的歌曲就是《东方红》和《大海航行靠舵手》。收音机里永远是没完没了的放，人们就没完没了的听。各种场合也是一样，开始东方红，刹割靠舵手。
这些歌的歌词把领袖比喻成太阳、雨露、大救星、北斗星、指路明灯、比亲爹亲娘还亲……把自己比喻成葵花、小草、星星，然后比山高、比海深。不厌其烦的喊“万岁万岁万万岁”，把人都喊瓤了。以至于在太阳落山时我就在想，不是说好了“万寿无疆”的吗，怎么就戛然而止了，居然不灵？
一度铺天盖地的还有“红卫兵战歌”之类的，内容主要是紧跟伟大领袖、狠批“牛鬼蛇神”……特点是气壮山河、杀气腾腾，大喊大叫。
有一首歌在结尾时干脆就相当直白地喊道：“谁要不革命，就罢他娘的官！就造他娘的反！就滚他妈的蛋！”如此粗鲁的填词水平，可见那时热衷于造反的“革命小将”们的文学功底也不咋个。
“九大”开过以后，新班底建立起来了，一切想按部就班了。眼见得该打倒的打倒了，不再需要沸腾的热血，许多人也就没用了，于是该下乡的下乡，该上山的上山……于是知青歌曲便应运而生。
文革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
1970年，第二期的《红旗》杂志上刊登了聂耳、冼星海作曲的《毕业歌》、《战斗进行曲》、《大刀进行曲》等几首“革命历史歌曲”，这个情况让人感觉有点突兀。
按照文革理论的标准，文革前的文艺作品基本都是属于毒草或者大毒草，更别说像这些解放前的东西了。奇怪的是，这几首歌的曲调基本保留，只是对歌词作了改动，将作者名换成“集体”署名。
这些歌曲的被解放，似乎是在释放某些信号。
这以后，陆陆续续又有几首老歌被重新填词后得以重见天日，譬如《大路歌》、《到敌人后方去》、《山丹丹开花红艳艳》之类的。
记得在1972年出版了一本新的歌曲集，叫《战地新歌》，它还有个副标题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创作歌曲选集》。比较牛逼的是，这本歌曲集的编辑者竟然是国务院文化组革命歌曲征集小组，后来又改为文艺创作领导小组，可见规格之高。歌集是由人民出版社出版的。
第一集里收集有101首革命歌曲，这个我记得很清楚。
歌集里的第一首开头的就是《东方红》，然后就是《国际歌》，再后就是“文革”以来诞生的那些新歌。每首歌都有简谱，便于大家自己就能学着哼哼唧唧唱起来。
后来这本歌曲集每年都出版，收录当年所产生的新歌，到1976年为止，一共出了五集。其实1977年还坚持出了一集，只是名字改为《十月战歌》，曲调风格差不多。
至今，这套歌曲集收集的歌曲大部分已经湮灭掉了，但也有生命力顽强传承下来的，毕竟是一代人的经历，已经刻在骨子里了。
这些歌曲里，影响最大的恐怕就是《北京颂歌》、《我爱五指山，我爱万泉河》、《红星照我去战斗》、《我为伟大祖国站岗》、《我爱这蓝色的海洋》、《山丹丹开花红艳艳》了，还有几首儿童歌曲影响也大，堪称经典的就是那首《我爱北京天安门》了。那时，几乎每个人都会唱，也算是好听一些的歌曲。
随着一些老歌复唱，一大批销声匿迹了的歌唱家、音乐家如郭兰英、马玉涛、马国光、李光曦、李德伦、吕其明等，也就陆陆续续被“解放”了，得以重新登上舞台。我一直觉得解放这个词被我们用的很奇特，很奇葩，也很莫名其妙。
那时打开收音机，里面传出的基本就是李双江、吴雁泽、邓玉华、朱逢博这些人的声音。还有就是张振富、耿莲凤穿着少数民族服装的男女声二重唱。
还有个一时间响当当的人物，那就是殷承宗。
殷是钢琴家，却也聪明，居然可以别出心裁的创意出用西洋的钢琴为国粹的京剧作伴奏，也算是脑洞的开度有点大。那时，他的钢琴伴奏《红灯记》还被拍成影片，播出了好一阵子。
印象最深的动作是，他把双手合拢在一起，使劲的在琴键上来回刮着。这样的弹奏技法很销魂，也很让我羡慕，以至于从此我看见搓衣板就忍不住想横过来，好好的来回刮它几刮。
也有为样板戏服务的交响乐，作品依然是《沙家浜》、《智取威虎山》中的某些唱段。演唱者照旧用京剧唱法唱着，伴奏却换成气势恢宏的交响乐队，而那些京胡、锣鼓家伙混在里面根本听不出来，成了滥竽充数。这样的组合洋不洋，土不土，完全就是不伦不类搞笑的节奏。所以“文革”一结束，这些“作品”立刻就从视线里消失了。
经典也有，那就是钢琴协奏曲《黄河》。这是“文革”期间创作出来的、堪称经典的一部作品。没记错的话，应该是在1970年首演。
1975年是聂耳逝世四十周年、冼星海逝世三十周年的日子。为了纪念这两位左翼音乐家，在各地举办了纪念聂耳、冼星海的音乐会。成都也有搞，好像是在新声剧场。
演出曲目中有聂耳、冼星海作曲的独唱、合唱，其中最熟悉的就是《卖报歌》、《太行山上》、《到敌人后方去》和《黄河大合唱》。《卖报歌》里啦啦啦的声音很清脆，也不做作，算是好听的声音。
那些年常听到的还有《运动员进行曲》和《团结友谊进行曲》。前者是运动员入场时放的，后者是给运动员颁奖时用的，听了几十年、耳熟能详的音符。
时间到了1976年5月，这时“文革”已经发动有十周年了，全国各地都掀起了隆重热烈的纪念活动。纪念的主要的形式就是群众性的歌咏大会，图个人多歌声嘹亮。那时有一首名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好》的歌曲，作者不是个人，而是“上海市工人文化宫文艺学习班”。演唱形式是大合唱。
一连串的叫好并不能帮谁什么忙，这个“就是好”唱了还不到半年，哦豁，“四人帮”就垮台了。这时是1976年，文革大合唱被划了个终止音符。
那一年，听得最多的就是哀乐，以至于我时常不自觉的就独自哼唱起来，待猛然醒悟，才觉得一阵晦气于是一连串的“呸呸呸”。
那年还有一首歌叫《绣金匾》，歌被郭兰英唱得死去活来、悲悲戚戚的，忍不住就要泪如雨下。这首歌的调子原本是民歌，歌词改编后，被用来悼念毛朱周。当郭唱到“三绣周总理，人民的好总理，鞠躬尽瘁为革命，我们热爱您……”时，我真担心她一口气接不上来。
前些年去磨盘山参加送别，磨盘山搞了个祭奠主持人业务。那人的主持风格就是负责催人泪下，就让我想起了那首歌，和郭兰英的风格完全一样。
“四人帮“完蛋以后，无骨诗人郭沫若马上写了一首《水调歌头》，词曰：“政治流氓文痞，狗头军师张，还有精生白骨……”，依然很烂，然后被人谱成曲，豫剧演员常香玉首唱。
依然是很烂的一首歌。
听了几十年的歌曲，就有了经验，就可以总结：凡是嚷嚷要为什么而服务的文艺形式，都不是经久耐用的文艺。此一时彼一时，很容易就被人抛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