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老王坛子 ▏一滴何曾到九泉

一滴何曾到九泉

作者▕  老王坛子

“

我的姨婆，两个不可能在史上留姓留名的普通人，虽然老人对我们的爱微不足道，但也永远让我们刻骨铭心。

当古人清明怀人写景诗句“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独占鳌头时，我却偏爱宋人高翥的《清明日对酒》！

南北山头多墓田，清明祭扫各纷然。

纸灰飞作白蝴蝶，泪血染成红杜鹃。

日落狐狸眠冢上，夜归儿女笑灯前。

人生有酒须当醉，一滴何曾到九泉。

”

今天夜晚相思感伤，以这样的方式写一篇短小的祭文，已是最好的纪念。

建国初期，我的父母从内江参加工作分配到简阳。

五十年代中期我呱呱落地时，爸爸的两个姨妈我的两个姨婆，都从内江老家赶过来帮忙。

二姨婆，她的丈夫被抓了壮丁，不是打死了就是去了台湾；一个独儿春根，也不慎溺水淹死了。差不多我出生之后，二姨婆就在我家入了户，一直到七十年代。

幺姨婆，住了几天便回内江了。因为幺姨婆早已跟我二叔合了户，二叔家里也丢不开呢。

听父亲讲，这个幺姨婆出嫁后几年都没有生娃儿，受不了夫家的折磨，跑到尼姑庵躲起来了，直到解放那年才还俗。没依没靠的，被二叔接去，在内江铁匠街住下来，算有了着落。

二婶死得早，二叔一家的家务操持还多亏了有我幺姨婆。

父亲还说，在尼姑庵我幺姨婆学会了识字，还会拳脚，据说三两个男人也奈何她不得。当然，从此幺姨婆也不再尝荤，改吃素了。

在我们家里，大家从没有把二姨婆当外人，但是她始终是一个寡言无话的老人。人很瘦，头很小，盘个转转发。特别是那双裹过的小脚，我印象太深。走起路来，完全是后来看川剧一样，你再怎么着急，小旦脚也是轻轻挪腾；偶尔想冲两步，充其量是两手臂在腰前摆动，小脚，是根本不可能快走的。

小时候二姨婆好像从来没有给我们摆过“熊家婆”和“狼来了”的故事，只晓得给我和下面接着而来的妹妹们煮饭喂饭，缝补衣服，纳鞋底。她老人家念叨得烦人的情况，要吗是看到我们去绛溪河边耍，话就特别多起来：“甭去河边搞水哈！不听话的娃娃，就要成春根哦。”春根淹死的故事，我们早就熟知，所以立马转身，不再去水边玩耍。要吗是爸爸出门的时候，二姨婆显得特别细碎：“下班早点回家，啊？”

三年困难时期，我已渐渐懂事。我发现二姨婆的饭量小多了。原来她是吃得的，特别喜欢吃回锅肉。可如今爸爸去棉丰公社下放劳动后，二姨婆的家务事更重了，怎么还吃得少了呢？记得她要不要的吐清口水，我却不知道那是饿的。

有一年，我们住的北门外绛溪河银行家属院子里，空地上开荒种了牛皮菜。牛皮菜被伙食团砍光了以后，二姨婆扭着小脚，端张小木凳，拎把菜刀，一下一下地刨，刨了一些牛皮菜根根出来。随后越来越多的家属们，把菜地整了个底朝天。晚上，二姨婆除了留了一点牛皮菜根根，准备我父亲回来给他吃，其余全部倒进锅里，给我们熬了牛皮菜根根稀饭，那个香哦。

但是，第二天妈妈被领导叫去，说是二姨婆“乱来”，让妈妈写检讨书，还要退还牛皮菜根。妈妈顶了几句，气冲冲的走了。回家翻出肉票——全家六口人一季度两斤，本来是留到等爸爸回家再割肉的。递给二姨婆:“明天，打牙祭，稀罕那个牛皮菜头头。”

那是一顿怎样的牙祭啊。

我和妹妹只顾埋头吃，不说话，不吭气，生怕谁多吃了一口去。当我偶然抬头发现二姨婆和妈妈都没有吃，忙捅捅妹妹，还莫名其妙地嗯了一声：“妈妈……”妹妹踮起脚尖，给二姨婆夹了一块回锅肉，二姨婆却把碗一挪开：“妹儿乖，二姨婆吃饱了。”这时，妈妈站起来，抓过二姨婆的碗，夹了几块肉进去：“你就尝两块嘛，不要伤娃儿的心。”说着，妈妈捂着眼睛走开了。姨婆却把肉夹给我，说：“跟你爸爸留两块肉，嗯。”

如果说，我有什么地方不喜欢二姨婆，就是那一双小脚！那双终年四季用一块老阴丹布缠裹得严严实实的小脚，味道有点难闻。因为她平时很少洗脚，要洗脚，一般要等到妈妈给她剪脚指甲的时候。小抱脚板的每一个脚趾头，是很难分开很不好剪的。二姨婆看到妈妈剪脚趾甲时皱鼻子也很难为情，所以就经常借故拒绝。

妹妹与二姨婆的感情更深。她从小同二姨婆睡在一起。小时候妹妹特别怕打雷，一打雷就抱紧二姨婆不放。当她长大了，就接替了妈妈给二姨婆剪脚趾甲。妹妹剪得轻松，也不皱鼻子，有时还逗得二姨婆笑眯眯的。

1969年，二叔的儿子我的堂兄到简阳下乡当知青。听我父亲说这个娃娃也可怜，有时饭都吃不上，好像瘦得很。第二年，二姨婆便吵着闹着跟着去了。说：“幺姨婆在内江远，我去看倒文仿，帮他烧锅煮饭。”并且，竟从此没有回到县城。

乡下有那么好吗？赔了一个小伙子下去还不够，还要让一个老太婆也搭进去？我和爸妈追到文仿哥那个生产队，劝二姨婆离开乡下回城。老人蹒跚着小脚递给我一个板凳，说“别管我，这个地方安逸得很，我不回去了。”又对我说：“你都长大啰，要帮大人多做事哈。”这时，睡在阶沿上的一个农村娃，鼻龙口水地直嚷嚷：“曾婆婆，我穿鞋鞋”。堂哥对我扮个鬼脸，带我们上了屋后的山头。“二姨婆说城里面闹麻麻的，这儿清静”堂哥边走边说：“来了几天，挨邻隔壁的人都喜欢她，还帮别个带娃娃，忙不赢哦”。看着山下那一方水塘，塘边一颗黄角树如一把硕大的绿伞盖住了二姨婆的草屋，爸爸摇摇头又点点头，若有所思，下山了。

父亲写信给内江的幺姨婆，想请她去信劝劝二姐回城。可是幺姨婆只给父亲回了一信，信上说，二姐人老了，总有一些怪毛病，怕不听谁劝哦。忙了一辈子，现在你们的娃娃大了，她没有事干，去乡坝头可能还好些，让文仿注意点就是了。幺姨婆，她是识字的老人。这信上的道理也在理，父亲有啥辙？

于是，我想起了这个幺姨婆的一些趣事。她会讲故事，这一点二姨婆可没法比。这，可能跟她喜欢看书有关系。我记得幺姨婆是经常这样看书的：坐在灶门边，一手扇着煤球炉子，一手抓着书。没戴眼镜，头低低地埋下去，头发上掉了些煤灰全然不知。看到兴奋处，还用一双青筋暴裂的手交叉着揉揉眼睛。这时，我也看清楚了，幺姨婆左手比我们多了的一根手指头。这个特征，曾让少年的我好奇得很。更让我好奇的是，二叔家只有一间房，安了一间床文仿哥和二叔睡。幺姨婆则住在自己搭的小楼上，上下楼靠一个简易的木梯。那时候日子清平，加上老人家食素，成就了我幺姨婆做素菜的一手绝活。她烧的豆腐，好吃。没有味精，只是少许细细的葱花儿，放点姜米子，那味儿就直往鼻子钻。小时候，我老想去内江二叔家，估计跟吃有关系。

我那时候也下乡了，去过堂哥那边几次，总感觉他沾了我二姨婆的光，农民们对他比我生产队的人对我好得多。见二姨婆小脚颠颠的忙前忙后，早已习以为常。而堂哥和我，则躺在床上烧起几分钱一包的经济烟，吐着烟圈，畅谈理想人生。直到肚皮饿了，堂哥才大声地叫：“姨婆，饭煮好了没有？”

日子走着，七十多岁的二姨婆，在农村一晃住了两年多。在一个大雾天麻眨眨的早上，老人家下阶沿没有踩稳摔了一跤，便再也没有起来。我骑自行车搭着父亲从县城赶到乡下，二姨婆已人事不清。爸爸找到生产队长喊了几个小伙子，决定马上抬回县城抢救。这时突然闯进来两个老婆婆，直吼：“今天抬不得，抬不得！”奇怪得很，这时二姨婆也撑开了眼睛，安详的望向父亲，点了点头。其实，二姨婆这是回光返照。当天晚上她老人家就离开了我们。时间定格于一九七三年。

第二天生产队长专门开了个社员大会。大家一边念叨二姨婆的好，一边同意老人安葬在山上集体坡坡。木匠蔡大脚带着徒弟，用生产队的木料，打制了一付结实的棺材。出葬时吹吹打打的场面，与乌云低垂的天空，形成了强烈的反差。文仿哥和我披麻戴孝走着，父亲神情恍惚的随着人群移动，好几次差点摔倒，我从来没有见过他伤心羸弱无力到这个样子，我紧紧地拽住他，一步不离。当生产队的人已散尽，爸爸一屁股坐在新坟前，仿佛再无力气站起。嘴里喃喃道：“二姨啊二姨，你苦啊，我没有经佑好你。”反复地念叨，苍老的脸上写满了自责。以致不谙人事的我，竟把此刻的父亲想象成祥林嫂了。

现在我知道了，我的父亲其实早就把二姨婆视同自己的亲生母亲，才有那种生离死别的悲伤。

幺姨婆说她肯定受不了这个刺激，就不来了。让我们一定带回那只老姐姐用了一辈子的老光眼镜，留着念想。

许多年过去了，幺姨婆的耳朵已经完全聋了，但身子骨尚可。她知道我也喜欢书，曾专门去信上海，托她当年尼姑庵的师妹后来的政协委员在上海给我寄书。可惜，我却因为穷忙，不，全怪我的不懂事，从此没有去看望过她。

幺姨婆后来活到九十一，无疾而终。真的那一天知道她突然撒手人寰时，我竟没有勇气当面去给她送别……幺姨婆她坚持死在医院，说家里太窄，二叔太胆小，不能在家里走。

我父亲参加完丧事回来，我也不敢问有什么情况。过了几天，父亲一个人喝闷酒，看着我，说：“你二叔跪倒灵堂前，喊了一声，妈，你慢走啊！差点昏过去。”

不久，二叔也去世了。

我坐在二叔家，看着这个空落落的房间，房间里空荡荡的大床；我再爬上那让我充满好奇的楼梯，看见了楼上一间小床，床上叠得整整齐齐的青花瓷颜色的土布被套，以及挂在墙上的幺姨婆的相片，我，思绪万千。我敢肯定，幺姨婆的离开对二叔刺激太大；不过，对于不会家务，一辈子与幺姨婆相依为命的二叔，与其生离死别，活着发呆，死亡，也许真是一种解脱。

今天，我的两个姨婆相携而行。她们的故事，正穿梭于过去和现在，虽渐行渐远，于我，似乎却越来越清晰......。

人活着，有酒就当饮，有福就该享。不然，如我的姨婆一般，人死之后，虽有后人们年年到坟前祭祀，虽也虔诚樽满美酒，可是，哪有一滴流到过九泉呢？

完

清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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