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作者 ▏黄泽文 据母亲讲，我生于1949年的农历后七月二十二，那年有两个七月。1956年读小学时，入学的年龄规定是9月1日前年满7周岁。母亲循旧习，用农历生日替我报名，于是，我得以顺利入学就读。 读书几年后，我想把生日换算成阳历，不知怎么，得出的日子是当年的9月3日。从此，我就以此日作为我的正式生日，母亲也在此日给我煮个鸡蛋，这是我家三弟兄小时候过生日的特殊待遇。当时我很高兴，因为这天是中国的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小时候的我心中自诩为，我是抗日烈士转世。但后来，在我已经五十多岁的时候，计算机上有了万年历，一查，对应我农历生日的却是9月14日。这样看来，我还在民国生活了半个多月。 我上的是一街相邻的红庙子街小学。据说，此处原有一座庙宇，叫准提庵，为清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建，围墙涂成红色，因以名之。民国初年，庙毁不存，在原址建小学，名为榴荫小学。小学为叶家宗族所建，校内建有叶家祠堂，供叶姓子弟读书，但也收外姓人，不过不能享受宗族资助。叶家祖籍广东梅县，清初来到成都，经过若干代的努力，饶有田产、积蓄，故建此校栽培后代。解放后，小学改名为红庙子街小学。 我进校时，叶家宗祠已经面目全非，和学校连成一体，但祠堂的规制仍在：坐北朝南，厅堂高敞，堂柱巍然，天井整齐，青砖漫地，石制的神龛、牌坊依旧。我们可以攀援，在上嬉戏。小学规模颇大，里外有好几进院落，甚至前面还有一个操坝，可以踢足球。我很是高兴，我发现我喜欢上学。 由于是按街道就近入学，班上的同学多是临近街道的孩子，仅梓潼街就有十五、六个。一年多后，当我的母亲戴帽成神（牛鬼蛇神）时，我发现，这种本街同学成堆的情况于我极其不利。母亲落难，家庭沦落，一举一动皆在众目睽睽之下，导致我常在班上遭受本街同学的奚落，嘲笑，甚至辱骂，此是后话。 母亲说：“你从此进学了，在过去就叫童生，要好好学习，争取将来当个秀才！”童生进学，在最初的语文课上学了旧式的注音符号，如“ㄅ、ㄆ、ㄇ、ㄈ…”,读为玻、坡、摸、佛，用来标注汉字的拼音和规范发声。据说，这是民国期间就有的一套拼音系统，为国学大家章太炎所创，台湾的学生现仍在使用。当今使用的《汉语拼音方案》，则迟至1958年才公布出来，公布后我们并未再次受教。因此，我等这样年龄的人，大都对汉语拼音不甚了了。只是由于后来计算机普及，经常上网打字，才开始对汉语拼音渐渐熟悉起来。 上世纪50年代，小学开设的课程相对现在要简单得多。记得小学低年级时，有语文、算术、体育、手工劳动、唱歌和图画,尚无专门的政治课，也没有外语。而要到高年级，才会有自然、历史和地理。 我的班主任叫陈克菊，教我们语文。陈老师大概有近30岁的模样，梳齐耳的短发，面目清爽。陈老师上课要求严格，任何时候都要我们把手背着后面，只有翻书的时候才准许把手放下来。我是陈老师喜欢的学生之一，但她仍然批评我。她说：“班上有两个成绩最好的学生，一个是你，一个是刘婉如，但你不如刘婉如，你的本子上的字写得乱糟糟的。”说着就拿出女同学刘婉如的整洁作业本给我看，要我注意改进。后来，陈老师调到临近的楞伽庵小学去了，我和班上的同学还一起去看望过她。 最初的课本尚有不少过去时代的痕迹，如自左向右翻阅，竖行排版，且使用繁体汉字，尔后不久，方才逐步通行简化汉字。因此，我对繁体字有相当的认知能力。 当时的小学极为重视毛笔书法，入学不久，就要临帖描红。最初临的是唐代书法大家欧阳询的九成宫碑帖。上课时，老师教磨墨、研笔、正坐、悬肘，并以永字为例，教授点、横、竖、钩、提、弯、撇、捺等八种基本楷书笔法，称为“永字八法”。既是习字，亦能养性。所用的毛笔和墨均购自于春熙路路口处的老胡开文文具店，笔有羊毫、狼毫、兔毫等之分。墨有着奇特的名字，叫“五百斤油”。 随着我们兄弟逐渐进入学校学习，母亲并不每天督促我们做作业，却要我们自己学会管理自己。她买来糖果，分成三份。母亲说：“这是你们一月的零食，按每天一颗给的，你们一天吃完我也不管。”结果我们三弟兄都能基本控制自己，到了月底都还有糖吃。但我们也有控制不住自己的时候，母亲做了醪糟，存放在一个酒坛中，我们会趁母亲不在的时候去舀来吃，醪糟味甜，酒香扑鼻，十分可口。等母亲回来，发现我们一个个满脸通红，特别是弟弟，居然醉醺醺躺在床上。母亲看见，就知道我们干了什么事，连忙兑醋开水给我们醒酒。 我在童年时光，是有零花钱的。母亲有时会给我一分钱，让我买“人参米”吃。所谓“人参米”，就是老成都街头卖的膨化大米。大米经过密闭容器高温加热，引爆膨胀，制成一颗颗饱满酥松的米粒，这和现在的人们在电影院看电影时吃的爆米花制作过程类似，只是爆米花使用的是玉米粒。米粒浸润糖精或白糖，入口松软香甜，实为当年儿童的美食。 当年，一分钱的用处满多，除了买一盅人参米；还可在街口的连环画铺子里看两本小人书；也可在糖饼摊子处摸一手竹牌，或转一次竹轮。如果运气好，摸到一个赵字，则可以获得一大把糖饼。若选择转竹轮，且转到一条龙，那更是喜出望外。 上世纪五十年代老成都的糖饼摊子大同小异，是一根扁担两头挑的行头。一头是个方木盘，上放一可转动的竹制轮片，轮片一端有尖，盘上沿360度画有各种花鸟虫鱼的图案，轻轻转动竹片，箭头停在哪个图样，师傅便做该图样的糖画给你。另一头是一张小桌，桌上放一块光洁的板，或金属或石材，因常年涂油，光可鉴人。师傅就在其上用熬化的糖稀作画，轻挑快行，左右腾挪，眨眼功夫，一活灵活现的图案就呈现在眼前。趁凝固前贴上竹签，待最终凝固后，用薄刀剥下，则手上就得来可赏可舔的糖画，其美滋滋的感觉难以言表。 上世纪五十年代的小学生，作业并不多，书包里面除了薄薄的几本书和两三个作业本外，就是一个文具盒。那时的文具盒是用软铁皮制成的，长约六、七寸，宽仅两寸，面上印着彩色图画。我的文具盒上印的是桂林山水，那突兀而秀丽的山一溜儿排开，倒映在水上，给童年的我以极深的印象。 语文课本中尚有不少饶有童趣的短文，如：“公园里菊花开了，有黄的，有白的，还有红的，弟弟要摘花，姐姐说不要摘，花是大家的，要给大家看”。又如：“天气凉了，一片片黄叶从树上落下来。一群大雁往南飞，一会儿排成个人字，一会儿排成个一字。”还有：“弯弯的月儿小小的船，小小船儿两头尖。我在小小的船里坐，只看见闪闪的星星蓝蓝的天。”课文简短，配有图画，语句平易，却富有诗意，美感。 记得刚一进学，学了注音符号和普通话发声后，全家都极为好奇，要我用普通话读篇课文给他们听。大家围着我坐下来，母亲还给我倒了杯开水。我扭捏了几下，实在是无法推脱，就打开语文课本，读了起来，读的正是“公园里的菊花开了，有黄的，有白的，还有红的，……。”由于初学，川音难改，语调拿捏不准，大家一听，哄堂大笑，都说我说的是“椒盐普通话”，弄得我满脸通红。从此我发现，我说普通话就是有点问题，不仅发音不准，语调也参差，甚至后来在中学和大学的课堂上讲课，也是一口很有特色的四川普通话。好在川普也算普通话，仍在北方语系的范围中，学生倒也不觉得难懂。 母亲教育我们有一套她的方法，课堂上老师教的她不再过问，却比较注重课外的兴趣培养。母亲喜欢王维、孟浩然和白居易等人的诗，常常拿一些浅显的诗如《山居秋瞑》、《过故人庄》、《卖炭翁》、《观刈麦》等给我们逐句讲解。讲完后，她用拖长的声腔朗诵，一边在房间里面踱步，一边韵味深长地吟哦。她用的是川腔，极有感染力，我至今认为，用川腔朗诵中华古诗词别有韵味，和川剧有相似的美感。一些短小的诗，母亲还要求我们背诵，她的话是：“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做诗也会吟”。我很小的时候就能背《山居秋瞑》、《过故人庄》、《观刈麦》、《大林寺桃花》等。 母亲还喜欢让我们看连环画，记得水浒，聊斋等连环画刚出版时，她带我们晚上到街上的连环画铺子去，趁铺子关门前，租赁几本回家，在灯下边看边讲其中的故事，我们看得、听得极有兴趣。看完后，第二天一早，连环画铺子开门时，母亲就去还上。 （未完待续） 完  原创与情怀 一个有趣的灵魂在等你 |
|
|
来自： 新用户7771xieo > 《待分类》
